〔8〕大明元年457六月己卯朔，诏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绍南丰王朗。有司奏：“朗先嗣营阳，告庙临轩。检继体为旧，不告庙临轩。”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王燮之议：“南丰昔别开土宇，以绍营阳，义同始封，故有临轩告庙之礼。今歆奉诏出嗣，则成继体，先爵犹存，事是传袭，不应告庙临轩。”祠部郎朱膺之议：“南丰王嗣爵封已绝，圣恩垂矜，特诏继茅土，复申义同始封，为之告庙临轩。”殿中郎徐爰议：“营阳继体皇基，身亡封绝，恩诏追封，锡以一城。既始启建茅土，故宜临轩告庙。今歆继后南丰，彼此俱为列国，长沙、南丰，自应各告其祖，岂关太庙？事非始封，不合临轩。同博士王燮之议。”参详，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元年六月初一，皇上下令，让前任太子步兵校尉刘祗的儿子刘歆继承南丰王刘朗的爵位。有关部门上奏说：“刘朗先前继承营阳王的时候，曾经告庙、临轩。但咱们查了，这属于正常的王位继承，不是初封，不需要告庙、临轩。”于是皇上把这事交给礼官讨论决定。太学博士王燮之发表意见说：“当初南丰是另外开辟的封地，用来继承营阳王，从名义上讲和第一次受封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有临轩告庙的礼仪。现在刘歆奉诏出去继承南丰王，那就成了继承王位的人，原来的爵位还在，这是传袭，不应该告庙临轩。”祠部郎朱膺之意见说：“南丰王这一支的继承已经断了，皇上开恩，特地下诏让他继承封地，再次申明和初封意义相同，所以应该为他告庙临轩。”殿中郎徐爰意见说：“营阳王当初继承的是皇家基业，他死后封国断绝，皇上下诏追封，给了他一座城。既然那是开始建封国，当然应该临轩告庙。现在刘歆继承南丰王，两边都是诸侯国，长沙、南丰各自应该去祭告自己的祖先，跟太庙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初封，不应该临轩。我同意王燮之博士的意见。”经过仔细研究，大家认为徐爰的意见恰当，皇上批准了。
〔9〕大明三年459六月乙丑，有司奏：“来七月十五日，尝祠太庙、章皇太后庙，舆驾亲奉。而乘舆辞庙亲戎，太子合亲祠与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案《礼》，‘宫中有故，三月不举祭’。皇太子入住上宫，于事有疑。”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窃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太子有抚军之道，而无专御之义，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统》，‘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别父子’。太子监国，虽不摄，至于宗庙，则昭穆实存，谓事不可乱。又云，‘有故则使人’。准此二三，太子无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则实同宫一体之哀，理不得异。设令得祀，令犹无亲奉之义。”博士郁议：“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长子主器，出可守宗庙，以为祭主，《易彖》明文。监国之重，居然亲祭。皇女夭札，时既同宫，三月废祭，于礼宜停。”二议不同。尚书参议，宜以郁议为允。诏可。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这一天，有关部门上奏说：“今年七月十五日，将要祭祀太庙和章皇太后庙，皇帝准备亲自奉祀。但是皇帝要辞别祖庙亲自带兵出征，皇太子是否应该代替皇帝亲自祭祀呢？而且这个月二十四日，第八位皇女夭折了。根据《礼》的规定，‘宫中有丧事，三个月内不举行祭祀’。皇太子住在宫中，对于这件事有疑问。”于是皇帝命令礼官议论决定。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论说：“我个人认为‘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皇太子有安抚军队的道理，但没有独自指挥的权力，战争既然这样，祭祀也应该如此。根据《祭统》，‘祭祀的道理，是孙子充当祖父的尸’。又说，‘祭祀有昭穆的分别，用来区别父子关系’。太子代理国政，虽然不正式摄位，但对于宗庙祭祀，昭穆关系实际存在，我认为事务不能混乱。又说，‘有变故就派人代替’。根据这几点，皇太子没有亲自祭祀的道理。另外皇女夭折，这确实是宫中共同的哀痛，按理不能有所不同。即使可以祭祀，仍然没有亲自祭祀的意义。”博士郁某议论说：“根据《春秋》，太子进献社稷的祭品，长子主持祭祀器物，外出可以守护宗庙，作为祭祀的主持人，这是《易彖》中明文规定的。代理国政如此重要，当然应该亲自祭祀。皇女夭折，当时既然同在宫中，三个月停止祭祀，按礼应该停止。”两种议论不同。尚书参与商议，认为郁某的议论是妥当的。皇帝下诏同意。
〔10〕太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时庙祠，吉日已定，遇雨及举哀，旧停亲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礼官博议，于礼为得迁日与不？”博士江长议：“《礼记·祭统》：‘君之祭也，有故则使人，而君不失其仪。’郑玄云：‘君虽不亲，祭礼无阙，君德不损。’愚以为有故则必使人者，明无迁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谓不宜改日。”太常丞陆澄议：“案《周礼》宗伯之职，‘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为此谓在致斋，祭事尽备，神不可渎，斋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则使有司摄焉。晋泰始七年四月，世祖将亲祠于太庙。庚戌，车驾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虽非人故，盖亦天硋也。求之古礼，未乖周制。案《礼记》，‘孔子答曾子，当祭而日蚀太庙火，如牲至未杀，则废’。然则祭非无可废之道也，但权所为之轻重耳。日蚀庙火，变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犹可废。推此而降，可以理寻。今散斋之内，未及致斋，而有轻哀甚雨，日时展事，可以延敬。不愆义情，无伤正典，改择令日，夫何以疑。愚谓散斋而有举哀若雨，可更迁日。唯入致斋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顾和启，南郊车驾已出遇雨，宜迁日更郊，事见施用。郊之与庙，其敬可均，至日犹迁，况散斋邪！”殿中郎殷淡议：“《曾子问》‘日蚀太庙火，牲未杀则废’。纵有故则使人。清庙敬重，郊禋礼大，故庙焚日蚀，许以可迁；轻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礼。晋世祖有司行事，顾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见其当时之宜，此不足为准。愚谓日蚀庙火，天谴之变，乃可迁日。至于举哀小故，不宜改辰。”众议不同。参议，既有理据，且晋氏迁郊，宋初迁祠，并有成准。谓孟月散斋之中，遇雨及举轻哀，宜择吉更迁，无定限数。唯入致斋及侵仲月节者，使有司行事。诏可。
太明三年十一月乙丑初一那天，有关部门上奏说：“四季的宗庙祭祀，吉日已经定好了，如果遇到下雨或者有丧事，按照旧例皇帝就不亲自祭拜了，改由有关部门代劳。之前我们下令让礼官们广泛讨论一下，从礼制上讲，祭祀日期能不能改期呢？”博士江长议论说：“《礼记·祭统》里说：‘国君祭祀的时候，如果有事就派人代替，但是国君的礼仪并没有缺失。’郑玄解释说：‘国君虽然没亲自去，但祭祀的礼仪没有缺少，国君的德行也没有受损。’我认为，既然说有事就必须派人代替，这就说明没有可以改期的条文。如果让有关部门来办这件事，就应该维持原日期不改。”太常丞陆澄议论说：“按照《周礼》中宗伯的职责，‘如果王不参加祭祀，就代理他的位置’。郑玄说：‘王有事，就替他举行祭祀。’我认为这是说，在致斋期间，祭祀的各项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神不可冒犯，斋戒不能太久，而王偏偏有其他的事，那就派有关部门代理主持。晋泰始七年四月，世祖准备亲自到太庙祭祀。庚戌那天，皇帝的车驾去查看祭祀的牺牲。辛亥那天，下起雨来，就由有关部门代为祭祀了。这虽然不是人为的原因，也算是上天的阻碍。考察古代礼制，并没有违背周代的规矩。按《礼记》，‘孔子回答曾子说，如果祭祀当天发生日食或者太庙着火，而牺牲已经送到但还没杀，那就停止祭祀’。这么说来，祭祀也不是完全不能废止的，只是要权衡事情的轻重而已。日食和太庙着火，是非常严重的变故，所以即使牺牲已经送到，也还可以废止。由此类推，其他情况就可以按道理来推断了。现在，在散斋期间，还没有进入致斋阶段，如果有轻微的丧事或者下大雨，祭祀的日期可以往后推一推，以表达敬意。这样既不违背情理，也不损害正典，改选一个好日子，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我认为，在散斋期间遇到丧事或下雨，可以改期。只有已经进入致斋阶段，或者日期很紧迫了，才让有关部门代行祭祀。另外，前代司空顾和曾上奏说，到南郊祭祀的路上遇到下雨，应该改期重新举行郊祭，这事后来就被采纳执行了。郊祭和庙祭，它们的敬重程度是一样的，临到日期了都还能改期，更何况还在散斋阶段呢！”殿中郎殷淡议论说：“《曾子问》说‘日食或太庙着火，牺牲没杀就停止祭祀’。即使有事，就派人代替。宗庙应该敬重，郊祀是隆重的大礼，所以太庙着火、发生日食，允许改期；但轻微的丧事或小事情，不应该改期。所以鼷鼠咬牛，重新占卜是不合礼的。晋世祖让有关部门代行祭祀，顾司空改郊祭的月份，都看不出当时这么做的适宜性，这不能作为准则。我认为日食、庙火，是上天的警示和变故，才可以改期。至于遇到丧事等小事情，不应该改期。”大家的议论各不相同。经过综合评议，既然这些意见都有理有据，而且晋朝有改郊祭日期的先例，宋朝初年也有改庙祭日期的先例，都是有现成的标准。于是决定：在孟月的散斋期间，遇到下雨或轻微的丧事，应该选择吉日改期，没有次数的限制。只有已经进入致斋阶段，或者时间已经拖到仲月了，就让有关部门代行祭祀。皇帝下诏同意了。
〔11〕大明五年461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庙，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献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议：“礼所以有丧废祭，由祭必有乐。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谓不应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犹不绎，况于太子妃乎？”博士司马兴之议：“夫缌则不祭，《礼》之大经；卿卒不绎，《春秋》明义。又寻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议不应三月废祠，而犹云殡葬之间，权废事改吉，芬馥享祠。寻此语意，非使有司。此无服之丧，尚以未葬为废，况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寻礼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案《礼》，‘缌不祭’。大功废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茔，未从权制，则应依礼废烝尝。至奠以大功之服，于礼不得亲奉，非有故之谓，亦不使公卿行事。”右丞徐爰议以为：“《礼》，‘缌不祭’，盖惟通议。大夫以尊贵降绝，及其有服，不容复异。《祭统》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谓于礼应祭，君不得斋，祭不可阙，故使臣下摄奉。不谓君不应祭，有司行事也。晋咸宁四年278，景献皇后崩，晋武帝伯母，宗庙废一时之祀，虽名号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茔，谓烝祠宜废。寻蔚之等议，指归不殊，阙烝为允。过卒哭祔庙，一依常典。”诏可。
大明五年十月初三（甲寅日），主管官员上奏说：“本月八日要在两座庙里举行冬烝和春祠的祭祀，由公卿大臣们行礼。现在皇太子的太子妃去世了，正在服丧期。”前任太常丞庾蔚之发表意见说：“礼制之所以规定有丧事时废除祭祀，是因为祭祀时一定要有音乐。皇太子因为是正嫡身份尊贵，所以皇上为太子妃服丧，并不因为自己地位高就降低丧服规格。皇上既然已经正式服了大功丧服，我认为不应该举行祭祀。如果有什么特殊原因，三公可以代行祭祀，那是适合祭祀的日子，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卿大夫死了还要停止绎祭，何况是太子妃呢？”博士司马兴之发表意见说：“服缌麻丧就不能参加祭祀，这是礼制的重要原则；卿大夫死了不办绎祭，这是《春秋》明确的道理。再说考察曹魏时期平原公主去世，高堂隆评论说不应该因为这件事三个月废除祭祀，但还说在停灵下葬期间，暂时停办事改成吉礼，直到祭品芳香能供享。仔细体会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让主管官员代理。这种不穿丧服的丧事，尚且因为没下葬而废除祭祀，何况皇太子妃是大功丧服并且还没有把神主放到祖庙里去呢？上查礼制文字，下比前代做法，不能举行烝祭。”领军将军的长史周景远发表意见说：“按照《礼》的规定，‘服缌麻就不祭祀’。大功丧服要废除祭祀，道理不用多说。现在皇太子前妃既没有安葬，也没有按权宜办法处理，就应该根据礼制废除烝祭和尝祭。至于奠祭，因为有大功丧服，按礼制不能亲自侍奉，这不是‘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也不应该让公卿代行。”右丞徐爰发表意见说：“《礼》说‘服缌麻就不祭祀’，大概是一个通行的说法。大夫因为尊贵而降低丧服规格，等到他有丧服在身，不能允许再和平时不同。《祭统》上说‘国君有特殊原因可以派人代祭’，是说按礼应当祭祀，国君却不能斋戒，祭祀不能缺少，所以让臣下代理，不是说国君不应该祭祀，而由主管官员行事。晋朝咸宁四年，景献皇后去世，她是晋武帝的伯母，宗庙废掉了一季的祭祀，虽然名号尊贵，大致可以作为依据。现在太子妃是皇上正式服大功丧，不是‘有特殊原因’能比的。既然没有安葬，我认为烝祭应该废除。看庾蔚之等人的议论，主旨没有不同，停止烝祭是合适的。过了卒哭和祔庙之后，一切按正常典礼办。”皇帝下诏批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