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文帝元嘉三年426五月庚午，以诛徐羡之等，仇耻已雪，币告太庙。元嘉三年426十二月甲寅，西征谢晦，告太庙、太社。晦平，车驾旋轸，又告。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日，因为已经诛杀了徐羡之等人，报仇雪耻了，就用玉帛等祭品祭告太庙。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日，向西征讨谢晦，祭告太庙和太社。谢晦被平定后，皇帝的车驾返回，又祭告。
〔2〕元嘉六年429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伏见太庙烝尝仪注，皇帝行事毕，出便坐，三公已上献，太祝送神于门，然后至尊还拜，百官赞拜，乃退。谨寻清庙之道，所以肃安神也。《礼》曰，庙者，貌也；神灵所冯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应有送神之文，自陈豆荐俎，车驾至止，并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后辞，暗短之情，实用未达。按时人私祠，诚皆迎送，由于无庙，庶感降来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礼也。《仪礼》虽太祝迎尸于门，此乃延尸之仪，岂是敬神之典！恐于礼有疑。谨以议上。”有司奏下礼官详判。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书议论说：“我看到太庙秋祭和冬祭的礼仪规定，皇帝行礼完毕后，离开座位到便坐，三公以上的官员进献祭品，太祝在庙门口送神，然后皇帝返回拜祭，百官跟着赞拜，然后退下。我私下考察清庙的礼仪，是用来肃穆安定神灵的。《礼记》说，庙，是容貌；是神灵依托的地方。侍奉逝者如同活着时一样，好像他们永远都在。既然不应该有送神的文字，从陈设祭品豆和俎，到皇帝车驾到来，都不应该迎接。如果不迎接却送神，送神之后又辞别，这种昏昧短浅的想法，实在没有通达礼仪。按照当时人们私家的祭祀，确实都有迎神和送神，那是因为没有庙，希望神明感动降临。这是随自己的心意而设立的，不是王者的礼仪。《仪礼》虽然记载太祝在门口迎接尸，但那是延请尸的仪式，哪里是敬神的典礼！恐怕对礼仪有所疑问。谨此将议论呈上。”有关部门奏请交给礼官详细裁决。
〔3〕博士江邃议：“在始不逆，明在庙也；卒事而送，节孝思也。若不送而辞，是舍亲也；辞而后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违其亲，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尝之义。”博士贺道期议：“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祭统》‘迎牲而不迎尸’。《诗》云：‘钟鼓送尸。’郑云：‘尸，神象也。’与今仪注不迎而后送，若合符契。”博士荀万秋议：“古之事尸，与今之事神，其义一也。周礼，尸出，送于庙门，拜，尸不顾。《诗》云：‘钟鼓送尸。’则送神之义，其来久矣。《记》曰：‘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门外，则疑于臣；入庙中，则全于君。君在门外，则疑于君；入庙，则全于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义。’”邃等三人谓旧仪为是，唯博士陈珉同道娱议。参详“邃等议虽未尽，然皆依拟经礼。道娱、珉所据难从。今众议不一，宜遵旧体”。诏可。
博士江邃发表意见说：“在祭祀开始时不去迎接神主，是为了表明神主在庙中；祭祀结束后送走神主，是节制孝思的表现。如果不送神主而直接告辞，那就等于抛弃了亲人；如果先告辞再送神，那就成了主动打发神灵。所以孝子既不忍心违背亲人，又不忍心硬把神灵送走。因此由祝史来送神，以完成祭祀的意义。”博士贺道期说：“用音乐迎来神灵，用哀思送走神灵。《祭统》说‘迎接牺牲而不迎接尸’。《诗经》说‘敲钟打鼓送走尸’。郑玄解释说‘尸是神灵的象征’。这与现在的礼仪规定不迎接只送走，完全吻合。”博士荀万秋说：“古代事奉尸，与现代事奉神灵，道理是一样的。《周礼》记载，尸出来时，送到庙门口，行拜礼，尸不回头。《诗经》说‘敲钟打鼓送走尸’，可见送神的意义由来已久了。《礼记》说‘迎接牺牲而不迎接尸，是为了避免嫌疑。尸在门外时，会被怀疑是臣；进入庙中后，则完全代表君主。君主在门外时，会被怀疑是君；进入庙中后，则完全以臣礼相待。所以不出迎，是为了明确君臣的关系。’”江邃等三人认为旧礼仪是对的，只有博士陈珉赞同道娱的意见。审查评议说：“江邃等人的议论虽然不全面，但都依据经典礼仪。道娱和陈珉所依据的难以遵从。现在众人意见不一致，应该遵守旧有的体制。”皇帝下诏同意。
〔4〕元嘉六年429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谨按禘祫之礼，三年426一，五年428再。《公羊》所谓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时之间，《周礼》所谓凡四时之间祀也。盖历岁节月无定，天子诸侯，先后弗同。《礼》称‘天子祫尝，诸侯烝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郑注：‘天子先祫然后时祭，诸侯先时祭然后祫。有田者既祭又荐新。祭以首时，荐以仲月。’然则大祭四祀，其月各异。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诸侯孟月尝，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谷梁传》曰：‘著祫尝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宫’。《左传》曰：‘礼也。’又《周礼》‘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尝稻’。晋春烝曲沃，齐十月尝太公，此并孟仲区别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从，进卜远日。卜未吉，岂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寻殷烝祀重，祭荐礼轻。轻尚异月，重宁反同。且‘祭不欲数，数则渎’。今隔旬频享，恐于礼为烦。自经纬坟诰，都无一月两献。先儒旧说，皆云殊朔。晋代相承，未审其原。国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肤浅，窃以惟疑。请详告下议。”寝不报。
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书议论道：“祠部定于十月三日举行殷祭，十二日举行烝祭。我仔细考察禘祫的礼制，三年一次，五年两次。这就是《公羊传》所说的五年两次大祭。在四季之中，就是《周礼》所说的凡四季之间的祭祀。由于年和月没有固定，天子和诸侯的先后次序也不相同。《礼记》说：‘天子先举行祫祭然后举行尝祭，诸侯先举行烝祭然后举行祫祭。有田产的则行祭礼，没有田产的则行荐礼。’郑玄注解说：‘天子先举行祫祭然后再按时节祭祀，诸侯先按时节祭祀然后再举行祫祭。有田产的既举行祭礼又进献时鲜。祭祀在每一季的第一个月举行，进献时鲜在每一季的第二个月。’这样看来，大祭和四季的祭祀，月份各不相同。天子在春季和冬季的第一个月举行殷祭，第二个月举行烝祭；诸侯在春季和冬季的第一个月举行尝祭，第二个月举行祫祭。《春秋》记载：鲁僖公八年秋七月，举行禘祭；鲁文公二年八月，在太庙举行大祭。《谷梁传》说：‘这是表明祫尝的礼节。’鲁昭公十五年二月，‘在武宫举行祭祀’，《左传》说：‘这是合礼的。’另外，《周礼》说‘仲冬举行烝祭’，《月令》说‘季秋尝新稻’。晋国春天在曲沃举行烝祭，齐国十月在太公庙举行尝祭，这些都是孟月仲月区分不共的明证。凡是祭祀必须先占卜，日期用丁巳日，如果不吉利，就再占卜后面的日子。占卜不吉利，怎么能同时行两件事？往后推日期再行祭，道理是很清楚的。考察殷祭和烝祭是重祭，一般的祭和荐礼是轻祭。轻祭尚且不同月份，重祭难道反而同月？而且‘祭祀不应频繁，频繁就会亵渎’。现在隔了十天就接连行祭，恐怕在礼制上过于烦琐。从经典书籍来看，没有一个月进献两次的说法。前代儒学家的旧说，都说明在不同月份。晋代相承的制度，不明白它的原由。国家大事，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我见解浅陋，私下怀有疑惑。请详细讨论并下达意见。”奏章被搁置没有答复。
〔5〕元嘉七年430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礼·丧服》传云：‘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今礿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礼详正。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议，参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领祠部谢元议以为：‘遵依《礼》传，使有司行事，于义为安。’辄重参详。宗庙敬重，飨祀精明。虽圣情罔极，必在亲奉。然苟曰有疑，则情以礼屈。无所称述，于义有据。请听如元所上。”诏可。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那天，有关官员上奏说：“《礼记·丧服》传里讲：‘如果有人死在宫中，就要为此三个月不举行祭祀。’现在春祭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后宫里却出了丧事。请把这个情况交给太常寺，让他们按礼制仔细裁定。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人一起讨论，意见互相不一致。殿中曹郎中兼管祠部的谢元建议：‘遵循《礼》传的规定，由有关官员去主持祭祀，在情理上更妥当。’于是重新仔细斟酌。宗庙需要敬重，祭祀需要精诚。虽然圣上的孝心没有尽头，一定要亲自操办，但如果确实有疑虑，那么感情就该服从礼制。我们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但在道理上是有依据的。恳请采纳谢元的建议。”皇帝下诏同意了。
〔6〕元嘉十年433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闰刺署：“典宗庙社稷祠祀荐五牲，牛羊豕鸡并用雄。其一种市买，由来送雌。窃闻周景王时，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曰：‘鸡惮牺，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礼官详正。”勒太学依礼详据。博士徐道娱等议称：“案《礼》孟春之月，‘是月也，牺牲无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尔，秋冬无禁。雄鸡断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马操议：“寻《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若如学议，春祠三牲以下，便应一时俱改，以从《月令》，何以偏在一鸡。”重更勒太学议答。博士徐道娱等又议称：“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盖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庙也。四牲不改，在鸡偏异，相承来久，义或有由，诚非末学所能详究。求详议告报，如所称令。”参详闰所称粗有证据，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鸡。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日，太祝令徐闰上书说：“我掌管宗庙社稷祭祀进献五牲，牛羊猪鸡都用雄性。但其中一种从市场买来的，历来送来的都是雌性。我私下听说周景王时，宾起看见雄鸡自己弄断尾巴，说：‘鸡害怕做牺牲，这不吉利。’现在为什么用雌性？请求交给礼官详细纠正。”于是下令太学依据礼法详细考证。博士徐道娱等人讨论说：“根据《礼记》，孟春之月说‘这个月，祭祀用的牲畜不用雌性’。这样，只是春季不用雌性，秋冬没有禁止。雄鸡断尾，自然是在春季。”太常丞司马操议论说：“查阅《月令》孟春‘命令祭祀山林川泽，牺牲不用雌性。’如果按照博士们的意见，春季祭祀三牲以下，就应该一时全改，以遵从《月令》，为什么只针对一只鸡？”再次下令太学讨论答复。博士徐道娱等人又说：“凡是宗庙祭祀，牲畜的雌雄不一定一致。以前《月令》不用雌性，是表明春季必须用雄，秋冬可以用雌，并不是把山林和宗庙等同对待。其他四牲不改，唯独鸡改变，相承已久，或许有原因，实在不是我们这些后学能详细探究的。请求详细讨论报告，如令文所说。”参详后认为徐闰所引证粗有根据，应按他说的办。从今以后改用雄鸡。
〔7〕孝武帝孝建三年456五月丁巳，诏以第四皇子出绍江夏王太子睿为后。有司奏：“皇子出后，检未有告庙先例，辄勒二学礼官议正，应告与不？告者为告几室？”太学博士傅休议：“礼无皇子出后告庙明文。晋太康四年283，封北海王寔绍广汉殇王后，告于太庙。汉初帝各异庙，故告不必同。自汉明帝以来，乃共堂各室，魏、晋依之。今既共堂，若独告一室，而阙诸室，则于情未安。”太常丞庾亮之议：“案《礼》，‘大事则告祖祢，小事则特告祢’。今皇子出嗣，宜告祢庙。”祠部朱膺之议以为：“有事告庙，盖国之常典。今皇子出绍，事非常均，愚以为宜告。贺循云，古礼异庙，唯谒一室是也。既皆共庙，而阙于诸帝，于情未安。谓循言为允，宜在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议以为：“国之大事，必告祖祢。皇子出嗣，不得谓小。昔第五皇子承统庐陵，备告七庙。”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那天，下诏让第四个皇子过继给江夏王的太子刘睿当继承人。有关部门上奏说：“皇子过继，查下来没有‘告庙’的先例，所以让二学的礼官讨论确定，到底要不要告庙？如果要告，告几间室？”太学博士傅休发表意见：“礼经上没有皇子过继后告庙的明文规定。晋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司马寔过继给广汉殇王当后人，是在太庙告庙的。汉朝初期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庙，所以告庙不一定相同。自从汉明帝以来，就成了共用一个大殿但各有各的室，魏和晋都沿用这制度。现在既然是共殿，如果只告一间室而漏掉其他室，在感情上说不过去。”太常丞庾亮之发表意见：“根据《礼》，‘大事就告祖庙和父庙，小事就只告父庙’。现在皇子过继，应该告祢庙（父庙）。”祠部朱膺之发表意见认为：“有事告庙，本来是国家的常典。现在皇子过继，事情不同寻常，我认为应该告。贺循说，古代礼制不同庙，只拜一间室就行了。但现在既然都共庙，却漏掉各位先帝，在感情上说不过去。我觉得贺循的话有道理，应该全都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发表意见认为：“国家大事，一定要告祖庙和父庙。皇子过继，不能说是小事。以前第五皇子继承庐陵王的统绪，完备地告了七庙。”参与讨论的人认为徐爰的意见妥当，皇帝下诏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