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子浚，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686，为酷吏所陷，被杀，妻子籍没。中宗即位，以仁轨春宫旧僚，追赠太尉。浚子冕，开元中，为秘书省少监，表请为仁轨立碑，谥曰文献。
刘浚，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被酷吏陷害，遭处死，妻子儿女被没收为官奴。唐中宗即位后，因刘仁轨曾是他为太子时的属官，追赠刘仁轨为太尉。刘浚的儿子刘冕，在开元年间担任秘书省少监，上表请求为刘仁轨立碑，朝廷赐谥号为文献。
〔9〕史臣韦述曰：世称刘乐城与戴至德同为端揆，刘则甘言接人，以收物誉；戴则正色拒下，推美于君。故乐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勣无所闻焉。呜呼！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岂唯刘、戴而然，盖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非夫圣智，鲜不惑也。且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史官韦述说：世人称刘乐城（刘仁轨）和戴至德一同担任宰相，刘仁轨用甜言蜜语对待别人，来博取众人的赞誉；戴至德则神色严肃地拒绝下属，把美名归于君主。所以刘乐城的好名声至今没有消失，而戴至德的功绩却无人知晓。唉！崇高的名声和美好的称号，有时是因为刻意追求虚饰而传播很远；深厚的仁德和极好的品行，有时却因为隐藏不露而没能流传。难道只有刘、戴二人是这样吗？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情况了。所以孔子说：“大家都喜欢他，一定要仔细考察；大家都厌恶他，也一定要仔细考察。”如果不是圣明智慧的人，很少不被迷惑的。况且刘公（刘仁轨）发泄他的私愤，陷害别人于无法做到的事情，导致部下覆灭，给国家带来耻辱，忠恕之道，难道应该是这样的吗？
〔10〕郝处俊，安州安陆人也。父相贵，隋末，与妻父许绍据硖州归国，以功授滁州刺史，封甑山县公。处俊年十岁余，其父卒于滁州，父之故吏赙送甚厚，仅满千余匹，悉辞不受。及长，好读《汉书》，略能暗诵。贞观中，本州进士举，吏部尚书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袭爵甑山县公。兄弟笃睦，事诸舅甚谨。再转滕王友，耻为王官，遂弃官归耕。久之，召拜太子司议郎，五迁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为司列少常伯。属高丽反叛，诏司空李勣为浿江道大总管，以处俊为副。尝次贼城，未遑置阵，贼徒奄至，军中大骇。处俊独据胡床，方餐乾粮，乃潜简精锐击败之，将士多服其胆略。总章二年，拜东台侍郎，寻同东西台三品。咸亨初，高宗幸东都，皇太子于京师监国，尽留侍臣戴至德、张文瓘等以辅太子，独以处俊从。时东州道总管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奏称有高丽僧言中国灾异，请诛之。上谓处俊曰：“朕闻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视，以天下之耳而听，盖欲广闻见也。且天降灾异，所以警悟人君。其变苟实，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虚，闻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谤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谓处俊曰：“王者无外，何藉于守御。虽然，重门击柝，盖备不虞，方知禁卫在于谨肃。朕尝以秦法犹为太宽，荆轲匹夫耳，而匕首窃发，始皇骇惧，莫有拒者，岂不由积习宽慢使其然乎？”处俊对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宽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对曰：“秦法：辄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惧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见《魏令》云：‘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其后严才作乱，与其徒属数十人攻左掖门，魏武登铜雀台远望，无敢救者。时王修为奉常，闻变召车马，未至，便将官属步至宫门。魏武望见之，曰：‘彼来者必王修乎！’此由王修察变知机，违法赴难。向各守法，遂成其祸。故王者设法敷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宽则人慢，政急则人无所措手足。圣王之道，宽猛相济。《诗》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塈’，谓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无俾作慝’，谓威刑也。《洪范》曰‘高明柔克，沉潜刚克’，谓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处俊谏曰：“修短有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龟镜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纳之，但加卢伽为怀化大将军，不服其药。寻而官名复旧。处俊授黄门侍郎。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转中书侍郎。四年，监修国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观大酺。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帝令雍王贤为东朋，周王讳为西朋，务以角胜为乐。处俊谏曰：：“臣闻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当须推多让美，相敬如一。今忽分为二朋，递相夸竞。且俳优小人，言辞无度，酣乐之后，难为禁止，恐其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导仁义，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远识，非众人所及也。”遽令止之。寻代阎立本为中书令。岁余，兼太子宾客、检校兵部尚书。
郝处俊是安州安陆人。他的父亲郝相贵，在隋朝末年，和岳父许绍占据硖州归顺唐朝，因功被授予滁州刺史，封为甑山县公。郝处俊十多岁时，父亲在滁州去世，父亲以前的属官赠送的财物很丰厚，总共有一千多匹绢，郝处俊全都推辞不接受。等到长大后，喜欢读《汉书》，几乎能背诵。贞观年间，本州推荐他参加进士科考试，吏部尚书高士廉认为他很奇特，脱去布衣任命为著作佐郎，承袭爵位甑山县公。兄弟之间敦厚和睦，侍奉各位舅舅非常恭敬。两次转任滕王友，以作王府属官为耻辱，于是弃官回家耕种。过了很久，被征召授予太子司议郎，五次升迁至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为司列少常伯。适逢高丽反叛，皇帝下诏命令司空李勣为浿江道大总管，以郝处俊为副将。曾经驻扎在敌人城下，还没来得及布阵，敌军突然到来，军中非常惊恐。郝处俊独自坐在胡床上，正在吃干粮，却暗中挑选精锐士兵击败了敌人，将士们大多佩服他的胆略。总章二年，被授予东台侍郎，不久同东西台三品。咸亨初年，高宗驾临东都洛阳，皇太子在京城监国，全部留下侍臣戴至德、张文瓘等人来辅佐太子，唯独让郝处俊随行。当时东州道总管高侃在安市城打败了高丽残余部队，上奏说有一个高丽僧人谈论中国的灾异，请求杀了他。皇帝对郝处俊说：“我听说作为君王，用天下的眼睛来看，用天下的耳朵来听，大概是想扩大见闻。况且上天降下灾异，是用来警告君主的。如果那些变故是真的，谈论的人有什么罪？如果那些事情是假的，听到的人足以自我警戒。舜设立诽谤木，确实是有原因的。想要堵住天下人的嘴，怎么可能呢？这不足以加罪。”特意下令赦免了他。于是对郝处俊说：“王者没有外敌，何必依赖守御。即使如此，设置重门，打梆巡夜，是为了防备意外，才知道禁卫在于谨慎严肃。我曾经认为秦法还是太宽，荆轲只是一个匹夫，而匕首暗中发出，秦始皇惊骇恐惧，没有人抵抗，难道不是因为长期习惯宽慢才这样的吗？”郝处俊回答说：“这是由于法令太严酷造成的，不是宽慢。”皇帝说：“怎么知道呢？”回答说：“秦法：擅自登上宫殿的人，灭三族。人们都惧怕灭族，哪里有敢于抵抗的？到了魏武帝时，法令尚且严厉。我见到《魏令》说：‘京城有变乱，九卿各自待在自己的官府里。’后来严才作乱，与他的部属几十人进攻左掖门，魏武帝登上铜雀台远远望见，没有人敢于救援。当时王修担任奉常，听说变乱召唤车马，没等到，就率领官属步行到了宫门。魏武帝望见他，说：‘那个来的人一定是王修吧！’这是由于王修观察变乱知道时机，违犯法令奔赴急难。假使各自遵守法令，于是酿成祸乱。所以君王设立法令施行教化，不可以太严厉。政事宽缓则人们怠慢，政事严厉则人们手足无措。圣王之道，宽严相济。《诗经》说‘在职位上不懈怠，人民得以安定’，说的是仁政；又说‘制止侵犯暴虐，不要让他做坏事’，说的是威刑。《洪范》说‘对于高明的人用柔法克服，对于沉潜的人用刚法克服’，说的是中正之道。”皇帝说：“好。”又有个胡僧卢伽阿逸多接受诏令炼制长生药，高宗打算服用。郝处俊进谏说：“寿命长短有命定，没听说万乘之主轻易服用夷人的药。从前贞观末年，先帝命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按照他的本国旧方合制长生药。胡人有奇异术法，征求灵芝仙草秘石，经过一年才制成。先帝服用后，竟没有特殊效果，病危之际，名医不知如何是好。当时议论的人归罪于胡人，将要公开杀戮，又恐怕被夷狄取笑，法令于是没有施行。镜子一样清楚，希望陛下深深考察。”高宗采纳了他，只加封卢伽为怀化大将军，不服用他的药。不久官名恢复旧称。郝处俊被授予黄门侍郎。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转任中书侍郎。四年，监修国史。上元元年，高宗驾临含元殿东边的翔鸾阁观看大酺。当时京城四县和太常的音乐分成东西两朋，皇帝命令雍王李贤为东朋，周王李显为西朋，务求以角斗取胜为乐。郝处俊进谏说：“我听说礼仪是用来告诉儿童不可欺诈的，恐怕他们产生欺诈之心。我认为二王年纪尚小，意趣还未确定，应当互相推让美德，相敬如一。现在忽然分成两朋，互相夸耀竞争。况且俳优小人，言辞没有节制，酒酣欢乐之后，难以禁止，恐怕他们互相争胜，讥讽失礼。这不是用来引导仁义，表示和睦的办法啊。”高宗吃惊地说：“卿的远见，不是众人能达到的。”急忙下令停止了。不久代替阎立本为中书令。一年多后，兼任太子宾客、检校兵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