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义熙五年409，吴兴武康县民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时叔度为尚书，议曰：“设法止奸，本于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为恶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睦既纠送，则余人无应复告，并全之。”后为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称其清身洁己。元嘉八年431，卒。
义熙五年，吴兴郡武康县百姓王延祖犯了抢劫罪，他的父亲王睦向官府告发。按照当时的新法令，凡是抢劫的本人处斩刑，家人也要在市场处死示众。王睦既然是自己告发，在法律上就存在疑问。当时叔度担任尚书，议论说：‘制定法令禁止奸邪，根本在于情理，不是说一个人抢劫，全家都要受刑。之所以要连坐亲属，是想打开互相告发的门路，以便引出作恶的人。王睦父子关系最为亲密，本来可以一起逃亡，却割舍了天性亲情，反而把儿子捆绑送官，这好比毒虫咬在手，砍掉手腕来保全性命，于情值得怜悯，于理也应该宽宥。这样使凶恶的人在家不被容留，逃刑没有地方，才是从根本上断绝了根源。王睦既然已经纠举送官，那么其余的人都不应该再被追究，全部保全他们。’后来叔度担任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俸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称赞他清廉自律、自身清白。元嘉八年，去世。
〔12〕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摴蒱，既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为陈郡谢混所知，与之游处。家贫，起为临津令。高祖领征南将军，补府主簿。从征长安，以公事免，还都。因患劳疾积年，饮妇人乳，乃得差。以从征之劳，赐爵都乡侯。少帝即位，为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义真与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不协，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谏戒，不纳。义真被废，入为中书侍郎。太祖即位，出为临川内史，入为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父忧去职。服阕，复为左卫，领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十二年435，迁侍中，中庶子如故。寻改领游击将军。
尚之小时候很轻浮，喜欢玩樗蒲这种赌博游戏，长大后改变了原来的行为走上正道，凭借操守立身而被人称道。他被陈郡的谢混赏识，和他交游相处。家里贫穷，被起用为临津县令。高祖刘裕担任征南将军时，补任他为府中主簿。跟随高祖征讨长安，因公事被免职，回到都城。因为患了多年的劳病，喝妇人的乳汁才得以痊愈。因为随从征战的功劳，被赐爵都乡侯。少帝即位后，担任庐陵王刘义真的车骑咨议参军。刘义真与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人不和，常常有不平之言，尚之规劝告诫他，不被采纳。刘义真被废后，他入朝担任中书侍郎。太祖宋文帝即位后，他出京任临川内史，回京任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服丧期满，再次担任左卫将军，兼领太子中庶子。尚之一向喜好文章义理，从容地欣赏领会，很被太祖了解。元嘉十二年，升任侍中，仍兼太子中庶子。不久改任兼领游击将军。
〔13〕十三年436，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诛，迁吏部尚书。时左卫将军范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太祖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鈇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晔后谋反伏诛，上嘉其先见。国子学建，领国子祭酒。又领建平王师，乃徙中书令，中护军。
元嘉十三年，彭城王刘义康想任命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皇上没有同意。于是任命何尚之为丹阳尹。何尚之在南城外建造宅邸，设立玄学，聚集学生。东海郡的徐秀、庐江郡的何昙、黄回、颍川郡的荀子华、太原郡的孙宗昌、王延秀、鲁郡的孔惠宣，都仰慕道学前来游学，这所学校被称为南学。何尚之的女儿嫁给了刘湛的儿子刘黯，但刘湛与何尚之的交情并不深厚。刘湛想担任丹阳尹，于是调任何尚之为祠部尚书，兼任国子祭酒。何尚之非常不平。刘湛被诛杀后，何尚之升任吏部尚书。当时左卫将军范晔参与机密事务，何尚之察觉他的志趣反常，便禀报太祖（宋文帝）说应该把他外放到广州，如果在内部酿成祸端，就不得不动用刑戮，屡次诛杀大臣，会有损皇上的德化。皇上说：“刚诛杀了刘湛等人，正要破格提拔后进。范晔的罪行还没有败露，就预先贬斥他，天下人将会认为你们不能容纳人才，认为我听信谗言。只要让他们了解这些情况，就不必担心会发生大的变故。”范晔后来谋反被处死，皇上嘉奖何尚之的先见之明。国子学建立后，何尚之兼任国子祭酒。又兼任建平王的老师，于是调任中书令、中护军。
〔14〕二十三年446，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是岁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时上行幸，还多侵夕，尚之又表谏曰：“万乘宜重，尊不可轻，此圣心所鉴，岂假臣启。舆驾比出，还多冒夜，群情倾侧，实有未宁。清道而动，帝王成则，古今深诫，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将犯颜切谏，但臣等碌碌，每存顺默耳。伏愿少采愚诚，思垂省察，不以人废，适可以慰四海之望。”亦优诏纳之。
二十三年，升任尚书右仆射，加授散骑常侍。这一年建造玄武湖，皇帝想在湖中修建方丈、蓬莱、瀛洲三座神山，何尚之坚决劝谏才停止。当时皇帝又建造华林园，且在大暑天役使人工，何尚之又劝谏说应该让百姓休息，皇帝不同意，说：“小民经常自己晒背，这点辛苦不算劳累。”当时皇帝出巡，回来时常常已到傍晚，何尚之又上表劝谏说：“天子的车驾应当稳重，尊贵不可轻率，这是圣上心里明白的，哪里需要臣下陈述。车驾近来外出，回来时经常冒着夜晚，群臣心中不安，实在未能安宁。清道再动身，是帝王的法则，古今都深以为戒，安宁时不忘危险。如果遇到汲黯、辛毗这样的直臣，必定会犯颜极力劝谏，但臣等平庸，常常只知顺从沉默而已。希望陛下稍采臣的愚诚，考虑审察，不因人废言，这样或许可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皇帝也下褒奖的诏书采纳了他的意见。
〔15〕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多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二十四年447，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尚之议曰：“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实救弊之弘算，增货之良术。求之管浅，犹有未譬。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轻，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凡创制改法，宜从民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囗囗骤议，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愦乱，民泣于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自非急病权时，宜守久长之业。烦政曲杂，致远常泥。且货偏则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贫不过匮。虽兹法久废，不可顿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拟。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至消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民巧虽密，要有踪迹，且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属所怠纵，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禽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议，智者择焉，猥参访逮，敢不输尽。”
原先，因为担心钱币（分量）太重，就铸造了四铢钱。民间很多人私自铸钱，还大量剪凿古钱来获取铜料，皇上对此很忧虑。元嘉二十四年，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恭建议，用一枚大钱当两枚小钱使用，以防止剪凿钱币，议论的人大多赞同。何尚之议论说：“我看到圣明的命令，想改革钱币制度，不用劳烦开采铸造，利益自然加倍，这确实是挽救弊端的好办法，增加货币的良策。但以我浅陋的看法，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钱币的兴起，是以估量货物价值为根本的，作用在于交易，哪里需要数量多呢？数量少，币值就显得轻；数量多，货物价值就显得重。数量多少虽然不同，但使用起来的效果是一样的。更何况以一当两，只是抬高虚价罢了！凡是创制改革法令，应该顺应民情，没有违背众人、强行改变事物而能长久的。钱币的废除和兴起，不能仓促议论（原文此处有缺字）。前代的赤仄钱、银币，不久就废止停用了，六种货币混乱，百姓在市场上哭泣。这实在是因为政令不统一，难以遵循执行。除非是紧急情况权宜之计，否则应该保持长久稳定的制度。烦琐的政令曲折复杂，长远实行常常会行不通。而且货币偏失就会使百姓困苦，所以先王设立井田制度来统一均衡，使富人不至于过分奢侈，穷人不至于过分匮乏。虽然这个制度早已废除，不能突然施行，但应该根据时宜，大略仿效它。如果现在这个制度推行，富人的资产自然加倍，穷人更加困苦，恐怕这不是想要均衡的本意。再说钱币的形式，大小有很多种，只说大钱，却不知道它的规格。如果只限于四铢五铢的钱，那么文字都是古篆，不是我所能认识的，再加上有的磨损模糊，更加难以分辨，公私混淆，争讼必然发生，这是我最怀疑的地方。圣旨还担心剪凿日益增多，以至于钱币消尽；我的意见认为几乎没有这种顾虑。民众虽然机巧隐蔽，但总会留下踪迹，况且用钱币交易或换铜的事情可以追查检验，只是因为主管部门懈怠放纵，纠察不严，致使立法以来，被揭发的很少。现在虽然有名目悬赏金钱，但实际没有给予奖赏，如果申明原有法规，抓获就给予赏赐，人们畏惧法律、希望奖赏，不久自会安定。愚笨者的议论，由智者选择，承蒙您屈尊询问，敢不尽情陈述。”
〔16〕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并同尚之议。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自有周，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民者也。历代虽远，资用弥便，但采铸久废，兼丧乱累仍，糜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为患尚轻。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弥旷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避方密，遂使岁月增贵，贫室日剧，堥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弗思厘改，为弊转深，斯实亲教之良时，通变之嘉会。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兴造之费，莫盛于兹矣。”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
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都同意何尚之的意见。中领军沈演之则认为：“龟贝在上古时期流通，钱币起源于周朝，都是为了增加财富、便利流通，使国家充实、人民富足。虽然时代久远，但货币的使用越来越方便，只是开采和铸造长久废弃，再加上战乱接连不断，货币散失湮灭，难以计数。晋朝南迁江南，疆域尚未开拓，有的地方习惯使用实物，钱币并不普遍使用，其数量本来就少，造成的祸患还比较轻。如今王朝的疆域扩展，声威教化远及四方，钱币所流通的地方，一直到达边远地区，以前钱币未到达的地方，现在也都流行使用了。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货币却越来越缺乏，再加上人们竞相偷剪凿刻钱币，销毁钱币的情况更加繁多，虽然刑罚禁令很严厉，但奸诈逃避的方法更加周密，于是使得物价一天天上涨，贫穷人家日益困顿，那些辛勤耕作的农夫，即使努力劳作也不足以供养自己。这确实是因为货币贵重而物品低贱，常规的调节没有改革，不思考加以改革，造成的弊病就会更加严重，这实在是施行教化的大好时机，通权达变的最佳机会。我认为如果以大钱当两枚小钱使用，那么国家就有了难以朽坏的珍宝，家家户户都获得一倍的利润，不需要等待加重刑罚，巧诈的来源自然断绝，实施一项政令而众多好处兼得，没有兴造的费用，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皇帝听从了沈演之的建议，于是以一钱当两钱使用，实行了一段时间，公私都不方便，于是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