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谢瞻，字宣远，一名檐，字通远，陈郡阳夏人，卫将军晦第三兄也。年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初为桓伟安西参军，楚台秘书郎。瞻幼孤，叔母刘抚养有恩纪，兄弟事之，同于至亲。刘弟柳为吴郡，将姊俱行，瞻不能违，解职随从，为柳建威长史。寻为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
谢瞻，字宣远，又名谢檐，字通远，是陈郡阳夏人，他是卫将军谢晦的三哥。他六岁时就能写文章，写了《紫石英赞》和《果然诗》，当时的才子们没有不赞叹惊异的。起初他担任桓伟的安西参军和楚台秘书郎。谢瞻小时候成了孤儿，叔母刘氏抚养他很有恩德，兄弟们侍奉她如同至亲。刘氏的弟弟刘柳担任吴郡太守，带着姐姐一同上任，谢瞻不能违背，就辞去官职跟随，担任刘柳的建威长史。不久又担任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任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以及宋国的中书侍郎、黄门侍郎，还有相国从事中郎。
〔2〕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于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高祖以瞻为吴兴郡，又自陈请，乃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辄向亲旧陈说，以为笑戏，以绝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忧惧。
谢晦当时担任宋台右卫将军，权势待遇已经很高了。他从彭城回京城接家人，宾客像车辐一样聚集，门前和小巷都拥挤堵塞。当时谢瞻在家，非常惊骇地对谢晦说：“你的名声地位并不多，而人们归附趋向你却这样。我们家以朴素退让为本，不愿干预时事，交游的不过是亲戚朋友，而你竟然权势倾动朝野，这难道是家族的福气吗？”于是用篱笆把门庭隔开，说：“我不忍心看到这种景象。”等回到彭城，他对宋武帝刘裕说：“我本是寒素之士，父亲和祖父的职位不过二千石。弟弟年纪刚三十岁，志向才能平庸，却荣居朝廷百官之首，职位显要机要，福气过头了灾祸就会产生，它的应验不会太远。我特别请求将他降职罢黜，以保全我们这衰落的家族。”前后多次陈述。宋武帝让谢瞻做吴兴郡守，他又自己陈情请求，于是做了豫章太守。谢晦有时把朝廷机密之事告诉谢瞻，谢瞻就向亲戚旧友陈述说笑，当作玩笑，以断绝他再对自己说这些事。谢晦后来建立了辅佐帝王的功勋，委任非常隆重，谢瞻更加忧虑恐惧。
〔3〕永初二年421，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晦闻疾奔往，瞻见之，曰：“汝为国大臣，又总戎重，万里远出，必生疑谤。”时果有诉告晦反者。瞻疾笃还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晋南郡公主婿羊贲故第，在领军府东门。瞻曰：“吾有先人弊庐，何为于此！”临终，遣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归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厉，为国为家。”遂卒，时年三十五。
永初二年，谢瞻在郡中生病，不肯自己治疗，盼着早点死。谢晦听说他病了，急忙赶去看望，谢瞻见到他说：“你是国家的大臣，又统率着军队，大老远跑出来，一定会引起别人的猜疑和诽谤。”当时果然有人告发谢晦谋反。谢瞻病重回到京城，高祖刘裕因为谢晦掌管禁军，不能在外面过夜，就让谢瞻住在晋朝南郡公主的丈夫羊贲的旧宅里，那房子在领军府东门。谢瞻说：“我有自己先人留下的破房子，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临终时，他给谢晦写信说：“我能够保全身体死去，归葬山脚，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弟弟你要自己努力，为国为家。”就这样去世了，年仅三十五岁。
〔4〕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灵运父瑛，无才能。为秘书郎，早年而亡。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谢瞻擅长写文章，辞采的华美和堂叔谢混、堂弟谢灵运不相上下。谢灵运的父亲谢瑛没什么才能，做过秘书郎，很早就去世了。谢灵运喜欢评论别人，谢混对此很担忧，想压制他，却一直没想到办法。谢混对谢瞻说：“这事非你不可。”于是谢混和谢晦、谢曜、谢弘微等人一起游玩，让谢瞻和谢灵运同坐一辆车。谢灵运一上车就开始议论比较人物，谢瞻对他说：“你父亲（曾任秘书郎）走得早，外面对他的评价也说法不一。”谢灵运听了默默无言，从此就再也没有随便议论了。
〔5〕弟晙，字宣镜，幼有殊行。年数岁，所生母郭氏，久婴痼疾，晨昏温凊，尝药捧膳，不阙一时，勤容戚颜，未尝暂改。恐仆役营疾懈倦，躬自执劳。母为病畏惊，微践过甚，一家尊卑，感<日爵>至性，咸纳屡而行，屏气而语，如此者十余年。初为州主簿，中军行参军，太子舍人，俄迁秘书丞。自以兄居权贵，己蒙超擢，固辞不就。徐羡之请为司空长史，黄门郎。元嘉三年426，从坐伏诛，时年三十一。有诏宥其子世平，又早卒，无后。
弟弟晙，字宣镜，从小就有不寻常的品行。几岁时他的生母郭氏长期患着重病，他每天早晚照顾冷暖，亲口尝药、端饭送菜，没有一刻间断；脸上总是带着勤劳和忧愁的表情，从未改变过。他担心仆人照顾病人会懈怠疲倦，就亲自干活。母亲因为生病害怕受惊，他走路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全家人被他这份诚心感动，都穿着布鞋走路、屏着气说话，这样过了十多年。起初他担任州主簿、中兵行参军、太子舍人，很快升任秘书丞。可他觉得自己哥哥已位居权贵，自己又被破格提拔，就坚决推辞不去上任。后来徐羡之请他做司空长史、黄门郎。元嘉三年，他因受牵连而被处死，当时才三十一岁。朝廷下诏赦免了他的儿子世平，但世平也早早去世了，没有留下后代。
〔6〕孔琳之，字彦琳，会稽人。祖沈，晋丞相掾。父曌，光禄大夫。琳之强正有志力，好文义，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郡命主簿，不就，后辟本国常侍。桓玄辅政为太尉，以为西阁祭酒。桓玄时议欲废钱用谷帛，琳之议曰：“《洪范》八政，以货次食，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其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四民各肄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置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敝，著于自曩。故钟繇曰：‘巧伪之民，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至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财。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庾充衍，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民，皆坐而饥困，此断钱之立敝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又民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于民，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治之士，莫不以为宜复用钱，民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试。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昔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民也。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民时，各顺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固以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
孔琳之，字彦琳，是浙江绍兴一带的人。祖父孔沈，当过晋朝丞相的属官；父亲孔曌，做过光禄大夫。孔琳之性格刚强正直，有志向和才干，喜欢文章义理，懂得音乐，会玩弹棋，还很擅长草书和隶书。郡守任命他做主簿，他没去，后来被征召做了本国的常侍。桓玄当太尉辅政时，任命他做西阁祭酒。桓玄当时提议要废除钱币，改用谷物和布帛当钱使，孔琳之上奏议论说：“《尚书·洪范》里讲的八种政务，把货币排在饮食之后，难道不是因为交易需要的东西，是日用中最要紧的吗？如果根本用不着交易，百姓还费力去制造钱币，那就会妨碍他们谋生的本行，这种情况禁止它是可以的。可现在农民自己种粮食，工人自己造器物，士农工商各干各的行当，谁曾把功夫花在钱上呢？所以圣明的君主制造没有实际用处的货币，来流通有用的财物，既没有毁坏损耗的费用，又省了运输存放的麻烦，这就是钱币能继承龟甲贝壳的功能，历代都不废除的原因。谷物布帛本是宝物，用来解决穿衣吃饭，现在分出一些来做货币，损失可就大了。再加上在商贩手里容易破损，在进行买卖时又要剪开撕开，白白消耗，这种弊病，从古以来就很明显。所以钟繇说：‘奸诈取巧的人，争着囤积潮湿的谷子来牟利，织造薄的绢帛来充当钱财。’曹魏时用严刑来制裁，还是禁止不了。所以司马芝认为：用钱币不光能使国家富裕，还能节省刑罚。钱币不被使用，是因为长期战乱，自然就废止了，是有原因的，汉朝末年就是这样。现在既然在用却要废掉它，那老百姓会一下子损失掉他们的财富。现在把全天下的谷物都收拢起来，来供应全天下的口粮，有的仓库堆得满满的，有的连一斗存粮都没有，要互相调剂，穷人就只能依靠富人，而运送流通的方法，实际要靠钱币。一旦废除钱币，它就成了废物，这样有钱没粮的老百姓，都会坐着挨饿受困，这是废除钱币马上能看到的害处。再说根据现在的情况，用钱的地方并不穷，用谷的地方也不富。而且老百姓用钱已经习惯了，太久，改革了他们一定会困惑。俗话说：‘好处不到一百倍，就不换行业。’更何况钱币比谷物方便呢？魏明帝的时候，钱币废止，用谷物当钱用了三十年。因为对老百姓不方便，朝廷就广泛讨论。那些有才能懂治国的人，没有一个认为应该重新用钱币，老百姓没有不同意见，朝廷也没有不同说法。他们尚且要丢掉谷物布帛而用钱，这足以说明谷物布帛的弊病，在实践中已经很明显了。世上有人说曹魏不用钱币很久了，积累了上万万的钱，所以才想推行钱币，对公家对国家都有利。这大概不对。从前晋文公在舅犯的谋略之后，却先采用成季的诚信主张，认为虽然有一时的功劳，却不如万世的利益。当时名贤都在位，君子满朝，广泛地计议天下利害，要确定治理国家的关键方法。如果谷物真的比钱币方便，按理不会为了眼下的暂时小利，就废掉永久通用的办法，这是肯定能断定的。这实在是因为碰到了困难才想改革，改变一下重新开始罢了。近来孝武帝末年，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安居乐业，谷物布帛自然就丰富充足，几乎家家富足，用事实来检验，钱币并不妨碍百姓。近几年战争接连发生，饥荒多次降临，饥寒交迫还没缓解，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您既然出手拯救，大力改革，弘扬重视根本的教化，明确推广农业的政策，恭恭敬敬地把农时教给百姓，让他们各自安心本业，游手好闲的人知道回头，从事末业的人自动停止，这样一来农民自然会尽力种地，田野里没有荒废的土地了。从此以后，太平盛世一定会到来，哪里还用担心穿衣吃饭呢？我认为解救弊病的办法，不在于废除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