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灭礼学，事多违古。汉初崇简，不存改作，车服之仪，多因秦旧。至明帝始乃修复先典，司马彪《舆服志》详之矣。魏代唯作指南车，其余虽累有改易，不足相变。晋立服制令，辨定众仪，徐广《车服注》，略明事目，并行于今者也。故复叙列，以通数代典事。
秦朝灭亡了礼学，很多事情违背了古代的传统。汉朝初年崇尚简约，没有进行修改和创新，车马服饰的礼仪大多沿袭秦朝的旧制。到了汉明帝才开始修复先前的典章制度，司马彪的《舆服志》详细记载了这些。曹魏时期只制作了指南车，其余虽然多次有所改动，但不足以改变根本。晋朝设立了服制令，辨别确定了各种礼仪，徐广的《车服注》简略地说明了相关事项，这些至今还在同时使用。所以这里再次叙述罗列，以贯通几个朝代的典章制度。
〔2〕上古圣人见转蓬，始为轮，轮何可载，因为舆。任重致远，流运无极。后代圣人观北斗魁方杓曲携龙角，为帝车，曲其辀以便驾。《系本》云：“奚仲始作车。”案庖羲画《八卦》而为大舆，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奚仲乃夏之车正，安得始造乎？《系本》之言，非也。“车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旗，以表贵贱。周有六职，百工居其一焉。一器而群工致其巧，车最居多。《明堂记》曰：“鸾车，有虞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殷有山车之瑞，谓桑根车，殷人制为大路。《礼纬》曰：“山车垂句。”句，曲也。言不揉治而自曲也。周之五路，则有玉、金、象、革、木。五者之饰，备于《考工记》。舆方法地，盖员象天，辐以象日月，二十八弓以象列宿。玉、金、象者，饰车诸末，因为名也。革者漆革，木者漆木也。玉路，建大常以祀；金路，建大旗以宾；象路，建大赤以朝；革路，建大白以戎；木路，建大麾以田。黑色，夏所尚也。
上古时期的圣人看到蓬草旋转（转蓬），于是发明了轮子。轮子可以承载东西，因此又造了车厢，制成了车。这种车能装载重物，行走到远方，不停地流转运输。后代的圣人观察北斗七星，魁星方、杓星弯曲，携带着龙角星，于是制造了天帝的车，弯曲车辕以便于驾驭。《系本》上说：“奚仲最早造车。”但考察起来，庖羲氏画八卦制成了大车，又驯服牛马用来驾车，以方便天下人。奚仲是夏朝掌管车辆的车正，怎么能说是他最早造车呢？《系本》的说法是错误的。“车服以庸”这句话记载在唐尧的典章制度中。夏朝建立旌旗制度，用来表示身份贵贱。周朝有六种职官，百工是其中之一。一件器物需要众多工匠施展技巧，其中耗费在车上的最多。《明堂记》说：“鸾车是有虞氏的路车；大路是殷商的路车；乘路是周朝的路车。”殷商时有山车出现的祥瑞，叫做桑根车，殷人仿制它造了大路。《礼纬》说：“山车垂句。”句是弯曲的意思，是说不用人工揉制就自然弯曲。周朝的五种路车，有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这五种车的装饰，在《考工记》中有完备记载。车厢方形象征地，车盖圆形象征天，辐条象征日月，二十八根弓子象征二十八宿。玉、金、象路，是用玉、金、象牙装饰车的各个末端，因此得名。革路是用漆过的皮革装饰，木路是用漆过的木材装饰。玉路竖立大常旗用于祭祀；金路竖立大旗用于会见宾客；象路竖立大赤旗用于朝会；革路竖立大白旗用于军事；木路竖立大麾旗用于田猎。黑色，是夏朝所崇尚的颜色。
〔3〕秦阅三代之车，独取殷制。古曰桑根车，秦曰金根车也。汉氏因秦之旧，亦为乘舆，所谓乘殷之路者也。《礼论·舆驾议》曰：“周则玉辂最尊，汉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汉制乘舆金根车，轮皆朱斑，重毂两辖，飞軨。毂外复有毂，施辖，其外复设辖，施铜贯其中。《东京赋》曰：“重轮二辖，疏毂飞軨。”飞軨以赤油为之，广八寸，长注地，系轴头，谓之飞軨也。以金薄缪龙，为舆倚较。较在箱上，飐文画蕃。蕃，箱也。文虎伏轼，龙首衔轭，鸾雀立衡，飐文画辕，翠羽盖黄裹，所谓黄屋也。金华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旒，画日月升龙，驾六黑马，施十二鸾，金为叉髦，插以翟尾。又加牦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马轭上，所谓左纛舆也。路如周玉路之制。应劭《汉官卤簿图》，乘舆大驾，则御凤皇车，以金根为副。又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五乘。建龙旗，驾四马，施八鸾，余如金根之制，犹周金路也。其车各如方色，所谓五时副车，俗谓为“五帝车”也。江左则阙矣。白马者，朱其鬣，安车者，坐乘。又有建华盖九重。甘泉卤簿者，道车五乘，游车九乘，在乘舆车前。又有象车，最在前，试桥道。晋江左驾犹有之。凡妇人车皆坐乘，故《周礼》王后有安车而王无也。汉制乘舆乃有之。天子所御驾六，其余副车皆驾四。案《书》称朽索御六马。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楚平王驾白马。梁惠王以安车驾三送淳于髡，大夫之仪。《周礼》，四马为乘。毛诗，“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袁盎谏汉文驰六飞。魏时天子亦驾六。晋《先蚕仪》，皇后安车驾六，以两辕安车驾五为副。江左以来，相承无六，驾四而已。
秦朝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的车辆，只采用了殷商的制度。古代叫作桑根车，秦朝叫作金根车。汉朝沿袭了秦朝的制度，也用它作为皇帝乘坐的车，就是所谓乘坐殷商路车的那种。《礼论·舆驾议》说：“周朝用玉辂最为尊贵，汉朝的金根车，也就是周朝的玉路车。”汉朝制度，皇帝乘坐的金根车，车轮都是朱红色斑纹，双重轮毂，两个车辖，还有飞軨。轮毂外面还有毂，加上辖，外面再设辖，用铜贯穿其中。《东京赋》说：“重轮二辖，疏毂飞軨。”飞軨是用红油布做的，宽八寸，长拖到地，系在轴头上，所以叫飞軨。用金箔贴成龙纹，作为车厢上的倚靠和横木。较在车厢上，画上花纹。蕃就是车厢。画有虎纹的轼，龙形车轭，鸾雀立在衡上，车辕也画上花纹，翠羽车盖、黄色衬里，这就是所谓的黄屋。车盖橑末端装饰着金华，树立太常旗，有十二旒，画着日月和升龙，用六匹黑马驾车，装着十二个鸾铃，用金做叉髦，插上翟尾。再加牦牛尾，大如斗，放在左边骖马的轭上，这就是所谓的左纛舆。车制如同周朝的玉路车。应劭的《汉官卤簿图》说，皇帝大驾出行，则乘坐凤凰车，用金根车作为副车。还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五辆。竖立龙旗，驾四匹马，配上八个鸾铃，其余同金根车制度，如同周朝的金路车。这些车各按方位颜色，就是所谓五时副车，俗称“五帝车”。到了东晋江南地区就没有了。白马的话，鬣毛染成红色，安车是坐乘的。还有建华盖九重。甘泉宫卤簿制度，有导车五辆，游车九辆，在皇帝乘车前面。还有象车，在最前面，用来试探桥道。晋朝江南地区还有这种车。凡是妇人的车都是坐乘，所以《周礼》说王后有安车而王没有。汉朝制度皇帝才有了安车。天子所乘的车驾六匹马，其余副车都驾四匹马。按《尚书》说用腐烂的缰绳驾驭六匹马。逸礼《王度记》说：“天子驾六马，诸侯驾五马，卿驾四马，大夫三马，士二马，庶人一马。”楚平王驾白马。梁惠王用驾三匹马的安车送淳于髡，这是大夫的礼仪。《周礼》说四匹马为一乘。《毛诗》说，“天子到大夫都一样驾四马，士驾二马”。袁盎劝谏汉文帝不要驰骋六马。曹魏时天子也驾六马。晋朝《先蚕仪》说，皇后安车驾六马，用两辕安车驾五马作为副车。东晋以来，相沿没有驾六马的，只驾四马而已。
〔4〕宋孝武大明三年，使尚书左丞荀万秋造五路。《礼图》，金路，通赤旗，无盖，改造依拟金根，而赤漆飐画，玉饰诸末，建青旗，十有二旒，驾玄马四，施羽葆盖，以祀。即以金根为金路，建大青旗，十有二旒，驾玄马四，羽葆盖，以宾。象、革、木路，《周官》《舆服志》《礼图》并不载其形段，并依拟玉路，漆飐画，羽葆盖，象饰诸末，建立赤旗，十有二旒，以视朝。革路，建赤旗，十有二旒，以即戎。木路，建赤麾，以田。象、革驾玄，木驾赤，四马。旧有大事，法驾出，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大明中，始制五路俱出。亲耕籍田，乘三盖车，一名芝车，又名耕根车，置耒耜于轼上。戎车立乘，夏曰钩车，殷曰寅车，周曰元戎。建牙麾，邪注之，载金鼓羽幢，置甲弩于轼上。猎车，辋幰，轮画缪龙绕之。一名蹋猪车。魏文帝改曰蹋虎车。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命令尚书左丞荀万秋制造五种车。依据《礼图》，金车插纯红旗，没有车盖，改造时仿照金根车，用红漆描绘，末端用玉装饰，竖立青旗，有十二条飘带，驾四匹黑马，加羽葆盖，用于祭祀。随后就以金根车作为金车，竖立大青旗，十二条飘带，驾四匹黑马，羽葆盖，用于朝会。象车、革车、木车，《周官》《舆服志》《礼图》都没有记载它们的形制，都参照玉车，用漆描绘，羽葆盖，用象牙装饰末端，竖立红旗，十二条飘带，用于视朝。革车，竖立红旗，十二条飘带，用于出征。木车，竖立红麾，用于田猎。象车、革车用黑马，木车用红马，都是四匹。旧制有大事时，法驾出行，五种车各有用途，不一起出动。大明年间，才开始让五种车一起出动。皇帝亲自耕种籍田时，乘坐三盖车，又名芝车，又名耕根车，在车轼上放置农具耒耜。兵车是站着乘的，夏代叫钩车，殷代叫寅车，周代叫元戎。竖立牙旗，斜插，车上载金鼓羽幢，在车轼上放置甲胄弓弩。猎车，车幔缠绕车轮，车轮画有缪龙环绕。又名蹋猪车。魏文帝改名为蹋虎车。
〔5〕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闻之士，争论于朝，云无指南车，记者虚说。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晋乱复亡。石虎使解飞，姚兴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其制如鼓车，设木人于车上，举手指南。车虽回转，所指不移。大驾卤簿，最先启行。此车戎狄所制，机数不精，虽曰指南，多不审正。回曲步骤，犹须人功正之。范阳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谓宜更构造。宋顺帝升明末，齐王为相，命造之焉。车成，使抚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休试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移变。晋代又有指南舟。索虏拓跋焘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车，弥年不就。扶风人马岳又造，垂成，善明鸩杀之。
指南车最初是周公制作的，用于赠送给出使边远地区的使者。在平坦广阔的地区，人们容易迷失东西方向，因此制造了这种车，使人能经常知道南北方向。鬼谷子说：“郑国人去采玉，一定会带着司南，是为了不迷失方向。”到了秦汉时期，这种车的制作方法失传了。后汉的张衡才开始重新制造。汉末天下大乱，这件器物也不存在了。曹魏时期的高堂隆和秦朗，都是博学多闻的人，在朝廷上争论，说没有指南车，记载都是虚假的。魏明帝青龙年间，命令博士马钧重新制造，指南车制造成功。晋朝大乱又丢失了。后赵石虎让解飞制造，后秦姚兴让令狐生制造。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刘裕平定长安，才得到这辆车。它的形状像鼓车，车上安置一个木人，举手指示南方。车子虽然旋转，所指的方向不变。皇帝出行的大驾卤簿中，这辆车走在最前面。这辆车是少数民族制造的，机械技术不精，虽然叫指南车，但大多不准确。在曲折转弯时，还需要人工来校正。范阳人祖冲之，有巧妙的构思，常说应该重新制造。宋顺帝升明末年，齐王萧道成担任宰相，命令制造指南车。车造成后，让抚军将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休进行测试。制造非常精密，即使千百次转弯，也未尝改变方向。晋代还有指南船。索虏拓跋焘让工人郭善明制造指南车，多年没有成功。扶风人马岳又制造，即将成功时，郭善明用鸩酒毒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