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孝建三年456五月壬戌，有司奏：“案汉胡广、蔡邕并云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六国，兼其车服，故王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尚书、御史乘之。最后一车，悬豹尾。法驾则三十六乘。检晋江左逮至于今，乘舆出行，副车相承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宏参议：“八十一乘，义兼九国，三十六乘无所准，并不出经典。自邕、广传说，又是从官所乘，非帝者副车正数。江左五乘，俭不中礼。案《周官》云：‘上公九命，贰车九乘。侯伯七命，车七乘。子男五命，车五乘。’然则帝王十二乘。”诏可。
孝建三年五月壬戌日，有关部门上奏说：“根据汉代胡广、蔡邕的说法，古代诸侯的副车有九辆。秦灭六国后，兼并了它们的车服制度，所以帝王大驾的属车有八十一辆，由尚书、御史乘坐。最后一辆车悬挂豹尾。法驾则是三十六辆。检查晋朝东渡以后直到现在，皇帝出行，副车一直沿用五辆。”尚书令建平王刘宏参与议论说：“八十一辆的说法是兼指九国，三十六辆没有依据，都不出自经典。从蔡邕、胡广流传的说法，又是随从官员乘坐的车，不是皇帝副车的正式数目。江南的五辆，过于俭朴不合礼制。根据《周官》说：‘上公九命，副车九辆；侯伯七命，车七辆；子男五命，车五辆。’那么帝王应该是十二辆。”皇帝下诏同意。
〔96〕大明元年457九月丁未朔，有司奏：“未有皇太后出行副车定数，下礼官议正。”博士王燮之议：“《周礼》，后六服五路之数，悉与王同，则副车之制，不应独异。又《记》云：‘古者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郑注云：‘后象王立六宫而居之，亦正寝一，燕寝五。’推所立每与王同，礼无降亦明矣。皇太后既礼均至极，弥不应殊。谓并应同十二乘。”通关为允。诏可。
大明元年九月初一，有关部门上奏说：“皇太后出行时副车的数量还没有规定，请交给礼官商议确定。”博士王燮之发表意见说：“《周礼》中记载，皇后的六种礼服和五种车驾的数量，都和天子相同，那么副车的制度也不应该单独不同。另外《礼记》上说：‘古代王后设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来管理天下的内政。’‘天子设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来管理天下的外政。’郑玄注释说：‘王后仿效天子设立六宫来居住，也是有一个正寝、五个燕寝。’推究起来，王后设立的每一样都与天子相同，礼仪上没有降低是很明确的。皇太后既然礼数已经达到最高等级，更不应该有差别。我认为都应该和天子一样配十二辆副车。”有关部门认为这个意见公允，皇帝下诏同意了。
〔97〕大明四年460正月戊辰，尚书左丞荀万秋奏：“《籍田仪注》，‘皇帝冠通天冠，朱珣，青介帻，衣青纱袍。侍中陪乘，奉车郎秉辔。’案《汉·舆服志》曰：‘通天冠，乘舆常服也。’若斯岂可以常服降千亩邪？《礼记》曰：‘昔者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珣，躬秉耒耜。’郑玄注《周官》司服曰：‘六服同冕’，尊故也。时服虽变，冕制不改。又潘岳《藉田赋》云：‘常伯陪乘，太仆秉辔。’推此，舆驾藉田，宜冠冕，璪十二旒，朱珣，黑介帻，衣青纱袍。常伯陪乘，太仆秉辔。宜改仪注，一遵二《礼》，以为定仪。”诏可。
大明四年正月戊辰这天，尚书左丞荀万秋上奏说：“《籍田仪注》里规定：‘皇帝戴通天冠，系红色玉串，戴青色头巾，穿青纱袍。侍中在车上陪同，奉车郎手握缰绳。’查考《后汉书·舆服志》说：‘通天冠，是皇帝平时穿戴的礼服。’如果是这样，怎么能用日常服装去亲耕千亩田呢？《礼记》说：‘从前天子为了亲耕千亩田，戴着冕，系着红色玉串，亲自握着犁把。’郑玄注释《周礼·司服》时说：‘六种礼服都配同一种冕’，这是为了表示尊重。当时的礼服虽然有变化，但冕的制度没有改。另外潘岳的《藉田赋》也说：‘常伯在车上陪同，太仆手握缰绳。’由此推断，皇帝车驾去藉田时，应该戴冕，冕上垂着十二旒，系红色玉串，戴黑色头巾，穿青纱袍。让常伯在车上陪同，太仆手握缰绳。应该修改仪注，完全遵照《礼记》和《周礼》，确定为固定的礼仪。”皇帝下诏同意。
〔98〕大明四年460正月己卯，有司奏：“南郊亲奉仪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龙黼黻之服。还，变通天冠，绛纱袍。庙祠亲奉，旧仪，皇帝初服与郊不异，而还变著黑介帻，单衣即事，乖体。谓宜同郊还，亦变著通天冠，绛纱袍。又旧仪乘金根车，今五路既备，依《礼》玉路以祀，亦宜改金根车为玉路。”诏可。
大明四年正月己卯那天，负责官员上奏说：“陛下亲自去南郊祭祀时，一开始戴平天冠，穿绣有火龙和黼黻图案的礼服。回来时，换戴通天冠，穿绛纱袍。而亲自去太庙祭祀时，按旧礼仪，刚开始穿的礼服和南郊时一样，但回来时却换成戴黑介帻、穿单衣办事，这不合规矩。我们认为应该和南郊回来时一样，也换戴通天冠、穿绛纱袍。另外，旧礼仪是乘坐金根车，现在五路车都已备齐，按照《礼》书，祭祀应当用玉路车，所以也应该把金根车改为玉路车。”皇帝下诏同意。
〔99〕大明六年462八月壬戌，有司奏：“《汉仪注》‘大驾卤簿，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卿御。法驾，侍中参乘，奉车郎御’。晋氏江左，大驾未立，故郊祀用法驾，宗庙以小驾。至于仪服，二驾不异。拜陵，御服单衣帻，百官陪从，朱衣而已，亦谓之小驾，名实乖舛。考寻前记，大驾上陵，北郊。周礼宗庙于昊天有降，宜以大驾郊祀，法驾祠庙，小驾上陵，如为从序。今改祠庙为法驾卤簿，其军幢多少，临时配之。至尊乘玉路，以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小辇轮御轺衣书等车为副。其余并如常仪。”诏可。大明七年463二月甲寅，舆驾巡南豫、兖二州，冕服，御玉路，辞二庙。改服通天冠，御木路，建大麾，备春搜之典。
大明六年八月壬戌这一天，有关部门上奏说：“《汉仪注》记载：‘大驾的仪仗队伍，由公卿在前面引导，大将军担任参乘，太仆卿驾车。法驾的仪仗，由侍中担任参乘，奉车郎驾车。’晋朝南渡以后，大驾的制度没有建立，所以郊祀使用法驾，宗庙祭祀使用小驾。至于仪仗和服饰，这两种车驾没有区别。拜谒皇陵时，皇帝穿着单衣和头巾，百官陪从，只穿朱衣，这也叫做小驾，真是名不副实。查阅以前的记载，大驾用于上陵和北郊。按照《周礼》，宗庙的规格比昊天上帝要低，所以应该用大驾进行郊祀，用法驾祭祀宗庙，用小驾上陵，这样才符合等级次序。现在修改祭祀宗庙时使用法驾仪仗，其中的军幢数量，临时配备。皇帝乘坐玉路车，以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小辇、轮车、御轺车、衣书车等作为副车。其余都按照常规礼仪。”皇帝下诏同意。大明七年二月甲寅，皇帝的车驾巡视南豫州和兖州，穿戴冕服，乘坐玉路车，辞别二庙。然后改换穿戴通天冠，乘坐木路车，树立大麾，准备举行春蒐的典礼。
〔100〕明帝太始四年前93五月甲戌，尚书令建安王休仁参议：“天子之子，与士齿让，达于辟雍，无生而贵者也。既命而尊，礼同上公。周制五等，车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赐同姓诸侯，象及革木，以赐异姓侯伯，在朝卿士，亦准斯礼。按如此制，则东宫应乘金路。自晋武过江，礼仪疏舛，王公以下，车服卑杂；唯有东宫，礼秩崇异，上次辰极，下绝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车，义不见经，事无所出。《礼》所谓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饰辂诸末耳。左右前后，同以漆画。秦改周辂，制为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汉、魏、二晋，因循莫改。逮于大明，始备五辂。金玉二制，并类金根，造次瞻睹，殆无差别。若锡之东储，于礼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级，表示等威。且《春秋》之义，降下以两，臣子之义，宜从谦约。谓东宫车服，宜降天子二等，骖驾四马，乘象辂，降龙碧旗九叶。进不斥尊，退不逼下，沿古酌时，于礼为衷。”诏可。
南朝宋明帝在太始四年五月甲戌那天，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参与讨论说：“天子的儿子，也要和士人一样讲究谦让，在辟雍里学习，没有谁一生下来就尊贵的。等到被立为太子以后就尊贵了，礼节和上公相同。周朝的制度有五个爵位等级，车马服饰的规格也互相配套，公爵只比王爵低一等。周王用金路车赏赐给同姓诸侯，用象路、革路、木路车赏赐给异姓的侯和伯，朝廷里的卿大夫们也参照这个礼制。按照这样的规定，那么东宫太子理应乘坐金路车。自从晋武帝南渡长江以后，礼仪制度错乱，王公以下的车服低劣又杂乱；只有东宫的礼制等级崇高特殊，上仅次于皇帝，下远远超过了王侯。可是皇太子乘坐的石山安车，在经典里找不到依据，也没有出处。《礼》书上所说的金路、玉路，只不过是用金玉装饰车辕的末端罢了。车的前后左右都用油漆绘画装饰。秦朝改变了周朝的车制，制造了金根车，全部用金箔贴在车的四周。汉朝、曹魏、两晋，一直沿用没有改变。到了大明年间，才完备了五种车辂。金路和玉路这两种车，都跟金根车类似，匆忙一看，几乎没什么差别。如果把它赐给太子，在礼制上就显得过于隆重，这不是用来尊崇太子的等级、显示尊卑威严的做法。而且《春秋》的义理是，降低级别要降两级，做臣子的道理，应该遵循谦虚简约的原则。我认为东宫太子的车服，应该比天子降低两个等级，驾四匹马，乘坐象路车，使用降龙旗和碧旗九叶。这样往上不冒犯皇帝，往下不压迫臣下，沿袭古制、斟酌时宜，在礼制上是最合适的。”皇帝下诏表示同意。
〔101〕泰始四年268八月甲寅，诏曰：“车服之饰，象数是遵。故盛皇留范，列圣垂制。朕近改定五路，酌古代今，修成六服，沿时变礼。所施之事，各有条叙；便可付外，载之典章。朕以大冕纯玉缫，玄衣黄裳，乘玉辂，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彩缫，玄衣绛裳，乘金路，祀太庙，元正大会诸侯。又以饰冠冕四彩缫，紫衣红裳，乘象辂，小会宴飨，饯送诸侯，临轩会王公。又以绣冕三彩缫，朱衣裳，乘革路，征伐不宾，讲武校猎。又以宏冕二彩缫，青衣裳，乘木辂，耕稼，飨国子。又以通天冠，朱纱袍，为听政之服。”
泰始四年八月甲寅这天，皇帝下诏说：车马服饰的装饰，都是根据象数来的。所以古代圣君留下了标准，历代先王定下了制度。我最近重新规定了五种车驾，参考古代结合现在，修成了六种礼服，顺着时代改变礼仪。所做的事，各有各的条理次序；可以交给外廷，记载在典章里。我戴大冕（用纯玉做旒），穿黑色上衣黄色下裳，坐玉辂，在南郊祭天，在明堂祭祀祖宗。又用法冕（用五彩丝绳做旒），穿黑色上衣绛色下裳，坐金路，祭太庙，元旦大会诸侯。又用饰冠冕（用四彩丝绳做旒），穿紫色上衣红色下裳，坐象辂，用于小型宴会、宴请、饯送诸侯、在殿前会见王公。又用绣冕（用三彩丝绳做旒），穿朱色上衣下裳，坐革路，用于征伐不服从的、讲武和打猎。又用宏冕（用二彩丝绳做旒），穿青色上衣下裳，坐木辂，用于耕种、宴请国子。又用通天冠、朱纱袍，作为听政的衣服。
〔102〕泰始六年270正月戊辰，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冬朝驾，合著衮冕九章衣不？”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以下。郑注：‘衮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寻古之上公，尚得服衮以朝。皇太子以储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谓宜式遵盛典，服衮冕九旒以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汉明帝始与诸儒还备古章。自魏、晋以来，宗庙行礼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礼绝群后，宜遵圣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臣等参议，依礼，皇太子元正朝贺，应服衮冕九章衣。以仲起议为允。撰载仪注。”诏可。
泰始六年正月戊辰日，有关部门上奏说：“接到敕令，皇太子在冬至朝会时，应该穿着衮冕九章衣吗？”仪曹郎丘仲起建议说：“根据《周礼》，从公爵的衮冕往下。郑玄注解说：‘从衮冕到卿大夫的玄冕，都是他们朝见天子的礼服。’我私下考虑古代的上公，尚且能够穿着衮衣朝见。皇太子作为储君，地位尊贵，普天之下都仰望着他。我认为应当遵循盛大的典礼，穿着衮冕九旒来朝贺。”兼任左丞的陆澄建议说：“穿着冕服朝见，确实记载在经典中。秦朝废除了六冕制度，到汉明帝才与儒生恢复古代章服。自从魏晋以来，除非在宗庙行礼，不想让臣子穿着衮冕，所以位至三公的人，常常加授侍中之类的官职。现在皇太子继承大统作为副君，礼制超越群臣，应当遵循圣王的盛典，革除近代的陋制。我们参议，依礼，皇太子元旦朝贺，应该穿着衮冕九章衣。认为丘仲起的意见是合适的。请撰写记载仪注。”皇帝下诏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