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文皇帝践阼之初，庶事草创，遂袭汉正，不革其统。朕在东宫，及臻在位，每览书籍之林，总公卿之议。夫言三统相变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无其言也。《历志》曰：“天统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统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气，以微成著。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言天地与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范章文、武，制作《春秋》，论究人事，以贯百王之则。故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夫祖述尧、舜，以论三正，则其明义，岂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继承洪绪，既不能绍上圣之遗风，扬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张，帝典之阙者未补，亹亹之德不著，亦恶可已乎！
文皇帝即位之初，各种事务都处于初创阶段，于是沿用了汉朝的正朔，没有改变它的传统。我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一直到登上皇位，常常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汇集公卿大臣的意见。说到三统相互更替，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而说虞、夏相互沿袭，却没有这种说法。《历志》说：'天统的岁首在子月，万物萌生而呈现赤色；地统的岁首在丑月，万物变化而呈现白色；人统的岁首在寅月，万物成熟而呈现黑色。'这只是蕴含着生命之气，从细微逐渐变得显著。所以太极在上运转日、月、星和五星，元气在下运转三统和五行，升降循环，终而复始，这是说天地与人相互贯通的道理。孔子凭借大圣的才能，遵循尧、舜，效法文王、武王，编撰了《春秋》，研究探讨人事，以贯通历代帝王的法则。所以在三微之月（子、丑、寅月），每月都称'王'，以表明三种岁首（三正）轮流作为一年之始。遵循尧、舜来论述三正，其中的明确道理，难道仅仅局限于殷、周两代吗！我以微贱之身，继承伟大的帝业，既不能继承上圣的遗风，发扬先帝的美德，又使得王道教化松弛的地方得不到整顿，帝王典章的缺失得不到弥补，勤勉的德行不显著，又怎么能够停止呢！
〔8〕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彰矣。改青龙五年237春三月为景初元年237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祀、烝、尝、巡狞、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晚早，敬授民事，诸若此者，皆以正岁斗建为节。此历数之序，乃上与先圣合符同契，重规叠矩者也。今遵其义，庶可以显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维新之命。于戏！王公群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职，帅意无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闻知，称朕意焉。
如今推算三统的次序，魏朝得到的是地统，所以应当以建丑的那个月份作为正月。考查各种经典，这个道理已经很清楚了。现在把青龙五年的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的孟夏四月。衣服的颜色崇尚黄色，祭祀用的牲畜用白色，军事行动乘坐黑头的白马，树立大红色的旗帜，朝会时树立纯白色的旗帜。春夏秋冬的孟、仲、季月，虽然与常规的年份不同，但至于郊祀迎气、四季祭祀（礿、祀、烝、尝）、巡狩打猎、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颁布时令、中气的早晚，以及恭敬地教授百姓农时，所有这类事情，都以常规年份的北斗星所指的月份作为节气标准。这是历法的次序，与上古圣人是完全吻合、规矩一致的。现在遵循这个原则，或许可以显扬祖辈开创的伟大基业，尊崇大魏国的新天命。呜呼！各位王公、诸侯、百官、卿士，请安定地履行你们的职责，心领神会不要懈怠，以永久享受上天的福佑。司徒发布诏令，使所有人都知晓，以符合我的心意。
〔9〕案服色尚黄，据土行也。牺牲旂旗，一用殷礼，行殷之时故也。《周礼》巾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诏曰：“以建寅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为正者，其牲用骍。此为牲色各从其正，不随所祀之阴阳也。祭天不嫌于用玄，则祭地不得独疑于用白也。天地用牲，得无不宜异邪？更议。”于是议者各有引据，无适可从。又诏曰：“诸议所依据各参错，若阳祀用骍，阴祀用黝，复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黄，如此，用牲之义，未为通也。天地至尊，用牲当同以所尚之色，不得专以阴阳为别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皆宜同。其别祭五郊，各随方色，祭日月星辰之类用骍，社稷山川之属用玄，此则尊卑方色，阴阳众义畅矣。”
根据制度，服饰颜色崇尚黄色，这是依据五行中土行的理论。祭祀用的牲畜和旗帜，完全采用殷商的礼制，这是因为当时实行的是殷商时期的制度。《周礼》中巾车职记载：‘竖立大赤旗用于朝会，竖立大白旗用于军事。’这就是周朝用正色的旗帜朝会，用前代的旗帜用于军事。魏朝采用殷商礼制，改变了周朝的制度，所以竖立大白旗朝会，竖立大赤旗用于军事。明帝又下诏说：‘以建寅之月为正月的，牲畜用黑色；以建丑之月为正月的，牲畜用白色；以建子之月为正月的，牲畜用赤色。这是说牲畜的颜色各从其对应的历法正月，不随所祭祀对象的阴阳属性。祭天不嫌用黑色，那么祭地也不应该唯独怀疑用白色。天地祭祀用牲畜，难道不应该没有不适宜和区别吗？再商议。’于是议论的人各自引用依据，没有统一的意见可以遵从。明帝又下诏说：‘各位议论所依据的理论参差不齐，如果说阳祀用赤色，阴祀用黑色，又说祭天用玄色，祭地用黄色，这样，用牲畜的意义并不通达。天地是至高无上的，用牲畜应当用所崇尚的颜色，不能专以阴阳来区别。现在祭祀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都应该相同。那些另外祭祀五郊，各随方位颜色，祭祀日月星辰之类用赤色，社稷山川之类用黑色，这样尊卑、方位颜色、阴阳各种意义就都通畅了。’
〔10〕三年239正月，帝崩，齐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书卢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弃离万国。《礼》，忌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博士乐祥议：“正日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属朱诞议：“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元首建寅，于制为便。”大将军属刘肇议：“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皇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景初三年正月，魏明帝去世，齐王曹芳即位。同年十二月，尚书卢毓上奏说：“烈祖明皇帝在今年的正月初一驾崩。《礼记》上说，遇到忌日不能奏乐，就像甲日、乙日这样的日子必须停止娱乐一样。烈祖明皇帝是在建丑月（十二月）去世的，对于臣民来说，这个正月初一（如果作为岁首）比一般的忌日更加沉痛。现在如果以建丑月为岁首，在正月初一朝见四方、会集群臣并大摆宴席奏乐，是不符合礼制的。”博士乐祥建议说：“正月初一早晨接受朝贡，群臣进献礼物；五天之后再举行盛大宴会和奏乐。”太尉属官朱诞建议：“现在趁着应当改制的时机，恢复旧有的规矩，以建寅月（正月）作为岁首，在制度上更为便利。”大将军属官刘肇建议：“应该过了正月初一再举行朝贺大会，并且明确诏告天下，让大家知道皇帝驾崩的日子不朝会。”于是皇帝下诏说：“看了你们的奏议，我内心悲痛欲绝，无可奈何！烈祖明皇帝在正月初一去世，每次和皇太后想到这一天，心里就像被撕裂一样。不能在这一天接受群臣朝贺。改到初二朝会，又不合旧制。我同意恢复夏历正月（建寅月）作为岁首。虽然这样做违背了先帝通晓三统、改定历法的本意，但这也是子孙永久哀思的表达。况且夏正朔符合天道，那就以建寅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吧。”
〔11〕晋武帝泰始二年266九月，群公奏：“唐尧、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于汤、武，各推行数。宣尼答为邦之问，则曰行夏之时，辂冕之制，通为百代之言。盖期于从政济治，不系于行运也。今大晋继三皇之踪，踵舜、禹之迹，应天从民，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于义为弘。”奏可。孙盛曰：“仍旧，非也。且晋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违甚矣。”及宋受禅，亦如魏、晋故事。
晋武帝泰始二年九月，各位大臣上奏说：“唐尧、虞舜、夏禹都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改变历法和制度；到了商汤、周武王，也只是各自推行了不同的历数。孔子回答关于治理国家的提问时，说要实行夏朝的历法，而车马冠冕的制度则是通用于百代的准则。大概是希望从政有助于治理，并不拘泥于五行运数。如今大晋延续三皇的足迹，继承舜、禹的功业，顺应天命民心，从魏国接受禅让，应该完全沿用前代的历法和服色，就像虞舜遵从尧的旧例一样，这样在道理上是比较弘大的。”晋武帝批准了这个奏议。孙盛说：“沿用旧的制度是不对的。而且晋朝属于金德，服色却崇尚赤色，用天道来考察，这是很违背的。”后来宋国接受禅让，也像魏和晋一样沿用旧例。
〔12〕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议：“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343，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明帝不从。乃诏曰：“先帝即位之元，则有延康之号，受禅之初，亦有黄初之称。今名年可也。”于是尚书奏：“《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宜为太和元年227。”诏（缺七字）
魏明帝初年，司空王朗建议说：“古代只有年数，没有年号，汉朝初年还是这样。有时一个帝王在位期间会改元，就有中元、后元之类的称呼。后来改元次数多了，中、后这样的称号不够用，就另外取一些好听的名称，但这并不是古代的做法。记述《春秋》里的事，说隐公元年，既简单又容易明白。记载汉朝的事，说建元元年，后代的人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应该像古代那样只称元年就行了。”明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于是下诏说：“先帝（魏文帝曹丕）即位的那一年，有延康的年号；他接受禅让之初，也有黄初的年号。现在给年份起个名称也是可以的。”于是尚书上奏说：“《易经》上说：‘天道变化，万物各自安顿好本性命运，保持住最大的和谐，才有利于正道。首先产生万物，万国都安宁。’应该定为太和元年。”诏书（以下缺七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