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汉文以人情季薄，国丧革三年之纪；光武以中兴崇俭，七庙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矫，终敛去袭称之数；晋武以丘郊不异，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袭，以讫于今，岂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应时之变而已。且闵子讥古礼，退而致事；叔孙创汉制，化流后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然则汉、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司马彪集后汉众注，以为《礼仪志》，校其行事，已与前汉颇不同矣。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立。自汉末剥乱，旧章乖弛，魏初则王粲、卫觊典定众仪；蜀朝则孟光、许慈创理制度；晋始则荀顗、郑冲详定晋礼；江左则荀崧、刁协缉理乖紊。其间名儒通学，诸所论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载。今抄魏氏以后经国诞章，以备此志云。
对于拥有国家的人来说，礼仪的运用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不过历代对礼仪都有增有减，常常不一样，并不是故意要改变，而是因为要顺应当时的需要。汉文帝因为世道人心越来越淡薄，就把国丧的三年服丧期给废了；光武帝因为中兴需要提倡节俭，七庙就采用了共用庙堂的制度；魏太祖觉得奢侈迷惑的风气该纠正，临终敛葬时减去了袭衣的数目；晋武帝认为祭天和祭地没什么区别，就把冬至和夏至的南北郊祭祀合在了一块儿。这些制度互相沿袭，一直到现在，难道三代的典章制度都没留下来吗？只不过取了适应时代变化的部分而已。再说闵子骞讥讽古礼，辞官回家；叔孙通创立汉朝礼仪，教化流传后代。这样看来，光凭自己主观而不效法古人，秦朝因此灭亡；效法古人却不切实际，王莽因此身死国灭。那么汉魏以来，都是衡量古今的折中办法，来通晓一代的礼仪制度。司马彪汇集后汉的众多注解，编成《礼仪志》，考证里面的具体做法，已经跟前汉大不一样了。何况三国鼎立，经历晋朝直到刘宋，时代变了，每个朝代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礼仪。自从汉末天下大乱，旧的规章制度全都废弛了，魏初时王粲、卫觊主持审定各种礼仪；蜀国时孟光、许慈开创整理制度；晋朝一开始有荀顗、郑冲详细制定晋礼；东晋则有荀崧、刁协整饬混乱的局面。这中间名儒通学的人，各种议论，常常有新的见解，没法都记下来。现在抄录魏国以后治理国家的重大典章制度，用来编成这篇志。
〔2〕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220诏曰：“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也。《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阶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诏曰：“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
魏文帝虽然是从汉朝接受的禅让，但他认为夏朝的历法最符合天道，所以在黄初元年下诏说：“孔子称赞‘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帽子，音乐演奏《韶舞》。’这是圣人汇集历代的美好事物，为后世君王制定的法则。《左传》说‘夏朝的历法符合天道’。我继承唐尧、虞舜的美好传统，至于历法正朔，应当依照虞朝和夏朝的旧例。至于不同的徽号、器械，制定礼乐，改变服色，使用牺牲和币帛，自然应当随土德的数目。每个季节的最后一个月，穿黄色衣服十八天，腊月在丑日举行，牺牲用白色，旗帜的装饰应当用红色，只是旗幡用黄色罢了。其他祭祀天地、朝会四时的服装，应该依照汉朝的制度。宗庙中所穿的服装，完全按照《周礼》。”尚书令桓阶等人上奏说：“根据夏商周三正统循环的道理，我们国家继承汉朝的人正之后，应当接受地正，牺牲应该用白色，现在效法汉朝的十三月为正朔，那么牺牲不能单独改变。现在新建皇统，应该考察古典和先代，以遵从天命，而告朔的牺牲，全部都不改变，这不是用来表明革命的意思。”下诏说：“服色照所奏的办。其他应该像虞朝继承唐朝一样，只是腊月用丑日罢了，这也是圣人的制度。”
〔3〕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持疑不决。久乃下诏曰：“黄初以来，诸儒共论正朔，或以改之为宜，或以不改为是，意取驳异，于今未决。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
明帝即位后，就有了更改历法的想法，但朝廷上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所以一直犹豫不决。过了很久，他下诏说：“从黄初年间开始，儒生们一起讨论历法问题，有人觉得应该改，有人觉得不该改，观点矛盾，到现在也没定论。我当年在东宫当太子时听到这些争论，心里总觉得孔子作《春秋》，融会贯通了三统的学说，为后世君王树立了规矩。历法和服色各自对应相应的德运，不必互相沿袭。从五帝、三王以来，有的是父子相继，同一个王朝却命德不同；有的是像舜那样先进入山林经历考验，然后在尧的祖庙接受禅让；有的是直接动用武力，顺应天意进行征伐。虽然遇到的时世不同，经历的过程不一样，但从来没有不更改历法、采用相应的服色、明确礼乐制度，来彰显承受天命的符瑞的。照这么说，为什么非要认为不改才是对的呢？”
〔4〕于是公卿以下博议。侍中高堂隆议曰：“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以为宜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以为不宜改。
于是，朝廷的公卿大臣们一起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侍中高堂隆发表意见说：“据考察，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帝王的兴起，无论是通过禅让还是武力征服，都会更改历法（正朔），以此来表明顺应天道、安定民心。《易经》说：‘革卦，元亨利贞。’‘有诚信而改变天命，吉祥。’‘商汤和周武王的革命，上应天命，下顺人心。’它的意思是说，水火交替发挥作用，就像君王一定要改历法、变服色一样。《易通卦验》说：‘君王一定要改历法、变服色，以顺应天地的三气三色。’《尚书》说：‘考察古代帝舜，名叫重华，建立皇权、授予政权、更改历法。’当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月，祭祀时用赤色的丝帛包裹玉器；高辛氏以十二月为正月，用白色的丝帛。’《尚书传》说：‘舜定准钟石，调节人声，甚至连鸟兽都随之变化。因此更改四季，改变尧的历法。’《诗经》说：‘一之日寒风呼啸，二之日寒气凛冽，三之日开始修整农具。’《传》解释说：‘一之日是周历正月，二之日是殷历正月，三之日是夏历正月。’《诗推度灾》说：‘如果有继承周朝而称王的人，即使过了百代也可以预知。用前代的制度来检验后代，文采与质朴相互沿袭，法度相互改变。循环三次的是正色，循环两次的是文质。’用前代检验后代，指的是轩辕、高辛、夏后氏、汉朝，都以十二月为正月；少昊、有唐、殷朝，都以十二月为正月；高阳、有虞、周朝，都以十一月为正月。后来即使过了百代，都按照前代三次一循环的规律改变。《礼大传》说：‘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一定要统一度量衡，整理礼乐典章，更改历法，改变服色，区别徽号。’《乐稽曜嘉》说：‘禹将接受帝位时，天意发生大的变化，迅疾的风、震雷、大雨，以此表明将要离开虞舜而到夏朝。因此舜和禹虽然是通过和平禅让继位，仍然制定礼乐、更改历法，以顺应上天、顺从民众。夏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取法万物开始生长，颜色崇尚黑色；殷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取法万物萌芽，颜色崇尚白色；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取法万物萌动，颜色崇尚赤色。能够明察各类事物，能够端正根本，那么山岳河渎就会兴云致雨，四季调和，五谷丰收，麒麟凤凰飞翔聚集。’《春秋》记载‘十七年夏季六月甲子朔日，发生了日食。’《左传》说：‘正当夏历四月，这叫孟夏。’《春秋元命苞》说：‘君王受天命，明白地知晓天地之理，因此一定要迁移居处，更改称号，改变历法，变换服色，以彰明天命是圣人的珍宝，文采与质朴交替更改，穷尽时就互相承接，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历法改了，天命就显明了。’凡是典籍所记载的，还不止这些，我大致列举要点，也足够说明问题了。”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认为应该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认为不应该改。
青龙五年，山茌县报告说有黄龙出现。皇帝于是下诏给三公说：
〔6〕昔在庖牺，继天而王，始据木德，为群代首。自兹以降，服物氏号，开元著统者，既膺受命历数之期，握皇灵迁兴之运，承天改物，序其纲纪。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著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革易制度，更定礼乐，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焕炳可述于后也。至于正朔之事，当明示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
过去，伏羲氏顺应天命成为帝王，起初凭借木德，成为各代的首领。从那时起，那些制定服饰器物、姓氏名号、开创年号、继承正统的人，既然接受了天命和历数的时期，掌握了皇灵迁徙兴盛的命运，顺应天命改变事物，整顿了国家的纲纪。即使是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夏后氏等，他们的世系相承，同气共祖，但在彰显他们所承受的命运、明确天意对人去留的征兆时，无不改革制度，重新制定礼乐，召集诸侯，颁发瑞信，使得这些制度光辉灿烂，可以传述于后世。至于历法制度，应当明确显示变革，以彰显不同时代，何必怀疑它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