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夫天地之所贵者生也，万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穷神，无幽不察，是以动作云为，皆应天地之象。古先圣哲，拟辰极，制浑仪。夫阴阳二气，陶育群品，精象所寄，是为日月。群生之性，章为五才，五才之灵，五星是也。历所以拟天行而序七耀，纪万国而授人时。黄帝使大挠造六甲，容成制历象，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少昊氏有凤鸟之瑞，以鸟名官，而凤鸟氏司历。颛顼之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尧复育重黎之后，使治旧职，分命羲和，钦若昊天。故《虞书》曰：“期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其后授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创业革制，而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万物群生，蒙其利泽。三王既谢，史职废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历之过。秦兼天下，自以为水德，以十月为正，服色上黑。
天地所宝贵的是生命，万物所尊崇的是人类。人类运用智慧，用尽心神，没有什么幽深的地方不被察知，所以一切行动作为，都对应着天地的现象。古代的圣哲，模拟北极星，制造了浑天仪。阴阳二气，陶冶化育了众多物种，精气物象的寄托，就是太阳和月亮。众生的性质，表现为五行，五行的精灵，就是五星。历法是用来模拟天体运行而排列日月五星，记录万国而授予人们时令的。黄帝让大挠创造六十甲子，容成制作历法天象，羲和观测太阳，常仪观测月亮。少昊氏有凤凰的祥瑞，用鸟名作为官名，而凤鸟氏掌管历法。颛顼时代，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尧又培育了重黎的后代，让他们治理旧职，分别任命羲和，恭敬地顺应上天。所以《虞书》说：“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确定四季而成为一年。”之后传授给舜，说：“上天的历数在你的身上。”舜也用这个来命令禹。到了殷、周两代，都创立基业改革制度，而服色顺应这个。顺应时节气候来应和天道，万物众生蒙受其利益恩泽。夏商周三王已经谢世，史官职务废弃，所以孔子修订《春秋》，来彰明掌管历法的过失。秦兼并天下，自认为是水德，以十月为正月，服色崇尚黑色。
〔2〕汉兴，袭秦正朔，北平侯张苍首言律历之事，以《颛顼历》比于六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废坏，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于天也。乃诏遂等造汉历。选邓平、长乐司马可及人间治历者，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分天部，落下闳运算转历。其法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闳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以平为太史丞。至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以为元年用黄帝《调历》，“令阴阳不调，更历之过”。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余人杂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气。又诏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尽五年。寿王课疏远。又汉元年不用黄帝《调历》，效劾寿王逆天地，大不敬，诏勿劾。复候，尽六年，《太初历》第一。寿王历乃太史官《殷历》也。寿王再劾不服，竟下吏。至孝成时，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作《三统历》以说《春秋》，属辞比事，虽尽精巧，非其实也。班固谓之密要，故汉《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之历，虽六元不同，分章或异，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数时，考其远近，率皆六国及秦时有人所造。其术斗分多，上不可检于《春秋》，下不验于汉、魏，虽复假称帝王，只足以惑时人耳。
汉朝建立后，沿用了秦朝历法，北平侯张苍首先谈论音律和历法的事情，拿《颛顼历》与古六历比较，发现误差差不多。这套历法一直用到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人上书说，历法纪年已坏，应当更改历法，变换服色，以此表明受命于天。于是武帝下诏让壶遂等人制定汉历。挑选了邓平、长乐司马可以及民间懂历法的共二十多人。方士唐都划分天区，落下闳运算推算历法。他的方法是累积八十一寸作为一日之分，与邓平的方法相同。于是大家观测星象角度、日月运行，重新用算术推算，采用落下闳和邓平的方法，一个月是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武帝下诏采用邓平制定的八十一分律历，任命邓平为太史丞。到了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认为元年（指武帝太初元年）用的是黄帝《调历》，导致阴阳不调和，是改历的过错。皇帝下诏让主历使者鲜于妄人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多人共同观测晦朔弦望和二十四节气。又下诏让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共同在上林清台观测，考核各家历法的疏密，共十一家，从元凤三年到五年。张寿王的历法考核结果最疏远。而且汉元年（太初元年）并没有用黄帝《调历》，于是弹劾张寿王违背天地，大不敬，皇帝下诏不要弹劾。再次观测，到元凤六年，《太初历》被评为第一。张寿王的历法其实是太史官所藏的《殷历》。张寿王再次被弹劾不服，最终被交给司法官员。到了汉成帝时期，刘向汇总古六历，分列是非，写了《五纪论》。刘向的儿子刘歆写了《三统历》来解释《春秋》，组织文字、编排史事，虽然极其精巧，但并非真实情况。班固认为它精要，所以《汉书·历志》记载了它。与何承天等六家历法相比较，虽然六家历法元点不同，分章或有差异，到现在（指刘宋时期）相差有的三天，有的两天几个时辰，考究它们距离古代的远近，大多是六国和秦代时有人所造。那些方法斗分太大，上不合《春秋》记载，下不应验于汉、魏，即使假托帝王名义，也只能迷惑当时的人罢了。
〔3〕光武建武八年32，太仆朱浮上言历纪不正，宜当改治，时所差尚微，未遑考正。明帝永平中，待诏杨岑、张盛、景防等典治历，但改易加时弦望，未能综校历元也。至元和二年85，《太初》失天益远，宿度相觉浸多，候者皆知日宿差五度，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一度，晦朔弦望，先天一日。章帝召治历编欣、李梵等综核意状。遂下诏书称：“《春秋保乾图》曰：‘三百年斗历改宪。’史官用《太初》邓平术，有余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转差，浸以缪错，璇玑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先立春一日，则《四分》之立春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逆；用望平和，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尧顺孔，奉天之文，同心敬授，傥获咸熙。”于是《四分法》施行。黄帝以来诸历以为冬至在牵牛初者，皆黜焉。
光武帝建武八年，太仆朱浮上书说历法纪年不准确，应该进行改革修正，当时误差还比较小，没有来得及考证修正。明帝永平年间，待诏杨岑、张盛、景防等人负责修订历法，但只是改动了计算日月晦朔弦望的加时方法，没有能够综合考校历法的起始点（历元）。到了章帝元和二年，《太初历》与天象不符的情况更加严重，日月星辰的位置相差逐渐增多，观测者都知道太阳的位置差了五度，冬至那天太阳在斗宿二十一度，晦朔弦望都比实际天象提前一天。章帝召来负责历算的编欣、李梵等人综合考核其中的情况，于是下诏书说：“《春秋保乾图》说：‘三百年斗历改宪。’史官使用《太初历》邓平的算法，有余数一，在三百年范围内，运行度数转而有差，渐渐错乱，璇玑不正，文象不稽。冬至那天，太阳在斗宿二十二度，比立春提前一天，那就是《四分历》的立春日。而用这个来判断案件、执行死刑，在节气上已经违背；用来观测月望以求平和，也相差太远了。现在改行《四分历》，以遵循尧舜之典、孔子之道，敬奉上天之文，同心敬天授时，或许能获得天下和乐。”于是《四分历》开始施行。从黄帝以来各历法认为冬至在牵牛初度的说法，都被废除了。
〔4〕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待诏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刻，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历密。”其年十一月甲寅，诏曰：“漏所以节时分，定昏明。昏明长短，起于日去极远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计率分。官漏九日增减一刻，违失其实，以晷景为刻，密近有验，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其二十四气日所在，并黄道去极、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并列载于《续汉律历志》。安帝延光三年124，中谒者亶诵上书言当用甲寅元，河南梁丰云当复用《太初》。尚书郎张衡、周兴皆审历，数难诵、丰，或不能对，或云失误。衡等参案仪注，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诏下公卿详议。太尉恺等参议：“《太初》过天一度，月以晦见西方。元和改从《四分》，《四分》虽密于《太初》，复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与天相应，合图谶，可施行。”议者不同。尚书令忠上奏：“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亶等遂寝。
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诏太史霍融上书说：“官方漏刻规定每九日增减一刻，与天象实际不符，有时误差甚至达到二刻半，不如夏历精密。”同年十一月甲寅日，皇帝下诏说：“漏刻是用来划分时辰、确定昼夜长短的。昼夜长短的变化，取决于太阳离北极的远近，太阳运行的轨道是圆形的，不能用固定的比率来划分。官方漏刻每九日增减一刻，违背了实际情况，应该用日影来定刻数，这样更接近实际且有验证，现在颁布用日影定漏刻的四十八支箭。”此后，二十四节气太阳所在的位置，以及黄道距北极的度数、日影长度、漏刻刻度、昼夜昏明中星等，都记载在《续汉律历志》中。汉安帝延光三年，中谒者亶诵上书说应当采用甲寅元历，河南梁丰说应当重新采用《太初历》。尚书郎张衡、周兴都精通历法，多次诘难亶诵和梁丰，他们有的无法回答，有的承认有失误。张衡等人参照仪注，考核古今，认为《九道法》最为精密。皇帝下诏让公卿详细讨论。太尉刘恺等人参与议论说：“《太初历》与天象相差一度，月亮在晦日出现在西方。元和年间改用《四分历》，《四分历》虽然比《太初历》精密，但也不正确，都不能用。甲寅元历与天象相应，符合图谶，可以施行。”议论者意见不一。尚书令忠上奏说：“天象历法，不能任凭疑惑、依据虚妄，用错误的来代替正确的。”于是亶诵等人的建议被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