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则《春秋》是也，言则《尚书》是也。至于楚《书》、郑《志》、晋《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于后。司马迁制一家之言，始区别名题。至乎礼仪刑政，有所不尽；乃于纪传之外，创立八书。片文只事，鸿纤备举。班氏因之，靡违前式，网罗一代，条流遂广。《律历》《礼乐》，其名不变，以《天官》为《天文》，改《封禅》为《郊祀》，易《货殖》《平准》之称，革《河渠》《沟洫》之名；缀孙卿之辞，以述《刑法》；采孟轲之书，用序《食货》。刘向《鸿范》，始自《春秋》；刘歆《七略》，儒墨异部，朱赣博采风谣，尤为详洽。固并因仍，以为三志。而《礼乐》疏简，所漏者多，典章事数，百不记一。《天文》虽为该举，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说，纷然莫辨。是故蔡邕于朔方上书，谓宜载述者也。
古代设左史官记录君王的言论，设右史官记录君王的事迹，记事的就是《春秋》，记言的就是《尚书》。至于楚国的《书》、郑国的《志》、晋国的《乘》、楚国的《杌》这些史书，都是用来阐明记述前代历史，使它们不湮没于后世。司马迁创立了独特的史学体例，才开始区分不同的名目类别。但关于礼仪、刑法、政令等方面，还有不完备的地方，于是在纪传之外又创立了八书。每一段文章、每一件事情，无论大小都全部记述。班固沿袭了这种体例，没有违背前人的模式，收罗了一整个朝代的历史，分支流派也就越来越广。其中《律历》《礼乐》的名称保持不变，把《天官》改为《天文》，把《封禅》改为《郊祀》，变换了《货殖》《平准》的名称，改变了《河渠》《沟洫》的名称；引用荀卿的言辞来记述《刑法》，采用孟轲的著作来阐述《食货》。刘向的《鸿范》开始于《春秋》；刘歆的《七略》把儒家和墨家等分在不同的部类；朱赣广泛采集民间歌谣，尤为详尽周全。班固一并沿袭了这些成果，编成了三志。但《礼乐》部分疏漏简略，遗漏的地方很多，典章制度、历史事件，一百件里也记不上一件。《天文》部分虽然算是完备，但没有讲述天的形状，致使三种关于天的学说杂乱纷纭，无法分辨。所以蔡邕在朔方上书，认为应当增补记载这些内容。
〔2〕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河自龙门东注，横被中国，每漂决所渐，寄重灾深，堤筑之功，劳役天下。且关、洛高垲，地少川源，是故镐、酆、潦、潏，咸入礼典。漳、滏、郑、白之饶，沟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国以为天，《沟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于今可得而略。窃以班氏《律历》，前事已详，自杨伟改创《景初》，而《魏书》阙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议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书。
汉朝建立以后，紧接着秦朝坑杀儒生之后，古代典籍残缺不全，那些年老博学的人，常常担心文献散失。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黄河从龙门向东奔流，横贯中原，常常决口泛滥，淹没所到之处，灾害深重，修筑堤坝的工程，使天下百姓服劳役。而且关中、洛阳一带地势高燥，地方缺乏河流水源，所以镐水、酆水、潦水、潏水都记载在礼仪典籍中。漳河、滏河、郑国渠、白渠的富饶，以及沟渠灌溉的便利，都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国家把它们看作天一样重要，《沟洫志》的设立，也是合适的。时代不同了，情况变化了，到现在可以简略。我个人认为班固的《律历志》，以前的事情已经详细，自从杨伟创制《景初历》，而《魏书》缺少这一志。到元嘉年间重新制作新历法，大明年间广泛讨论后改回。从魏到宋，应该收入今天的书中。
〔3〕班固《礼乐》《郊祀》，马彪《祭祀》《礼仪》，蔡邕《朝会》，董巴《舆服》，并各立志。夫礼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礼而何？今总而裁之，同谓《礼志》。《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别，附之纪传。《乐经》残缺，其来已远。班氏所述，政抄举《乐记》；马彪《后书》，又不备续。至于八音众器，并不见书，虽略见《世本》，所阙犹众。爰及《雅》《郑》，讴谣之节，一皆屏落，曾无概见。郊庙乐章，每随世改，雅声旧典，咸有遗文。又案今鼓吹铙歌，虽有章曲，乐人传习，口相师祖，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寻文求义，无一可了。不知今之铙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
班固的《礼乐》《郊祀》，马彪的《祭祀》《礼仪》，蔡邕的《朝会》，董巴的《舆服》这几篇，都各自设立了志书。礼所包罗的内容，用处不止一种，比如祭天和宴飨，可不能说是两码事；旗帜服饰这些东西，不归于礼又算什么呢？现在我把它们合并起来裁定，统一称为《礼志》。《刑法》《食货》两个方面的内容，前人的说法已经很完备了，就根据它们的不同流派，分别附在纪传里。《乐经》残缺不全，时间已经很久了。班固写的《汉书》，只是直接抄录了《乐记》；马彪的《续汉书》，也没有完整地续上。至于八音各种乐器，书中都看不到，虽然《世本》里简略提到一些，但缺失的还是很多。至于雅乐、郑声以及歌谣的节拍，全都被抛弃遗漏了，一点影子都见不到。郊庙的乐章，常常随着时代改变，雅乐旧曲的典籍，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又考察当今的鼓吹铙歌，虽然有乐章曲调，但乐师们口耳相传，只注重声音技巧，并不先教他们理解含义。现在的乐府铙歌，跟汉、魏时期的旧曲比较，曲名有时相同，可是文字完全不同，按照文字推测意思，没有一首能弄明白。真不知道现在的铙歌曲调，究竟是哪个朝代的曲子。我这篇《志》从郊庙以下，凡是各种乐章，只要不是没格调的淫靡之辞，全都详细记录下来。
〔4〕《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无复记录。何书自黄初之始，徐志肇义熙之元。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然则自汉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顺帝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无差。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握河括地，绿文赤字之书，言之详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乌之瑞，斯固不可诬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应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蚀之灾不弭；百灵咸顺，而悬象之应独违。今立《符瑞志》，以补前史之阙。
《天文志》和《五行志》自从司马彪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记录了。何承天的志书从魏文帝黄初年间开始写，徐爰的志书从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开头。现在我把魏朝直接接在汉朝后面，遵照何承天的做法来写。这样一来，从汉高祖五年的初冬，到宋顺帝升明二年的初夏，日辰、月辰和六种灾气，甲子干支都没有差错。圣明贤德的帝王，都有祥瑞受命的记载。这大概是为了神化帝王宝座，暗中辅助祥瑞征兆，想让争夺天下的阴谋停止，非分的觊觎不再发生。那些河图括地象、绿文赤字之类的符命书籍，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待到道德贯通上天，甘露就降下；恩德深入大地，醴泉就涌出。金色灵芝、黑色黍米等祥瑞，朱草、白乌等吉兆，这确实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说到衰败的时代道德缺失，但美好的应验却不停息，这本来就是天道昏暗难明，难以用历数来推求。也像是贤明的君主在上，但是日食月食的灾害也不能消除；所有神灵都顺从，可是天象的应验却偏偏相违背。现在设立《符瑞志》，来弥补前史的缺失。
〔5〕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沦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于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大宋受命，重启边隙，淮北五州，翦为寇境，其或奔亡播迁，复立郡县，斯则元嘉、泰始，同名异实。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
地理情况复杂多样，事情难以详细辨明。自魏晋以来，郡县划分和人口迁移多达上百次，一个郡被分成四五个，一个县被分割成两三个。有的地方昨天还属于荆州、豫州，今天却归属司州、兖州；早晨还是零陵、桂阳的百姓，晚上就成了庐江、九江的居民。迁移来去纷乱无章，没有片刻安宁，户籍因此混乱不清，连掌管地图的官员也难以记载。自从戎狄入侵，晋朝向东迁都，中原残留的百姓流亡到江南，幽、并、冀、雍、兖、豫、青、徐等州郡，都深陷敌手。从北方向南逃难的人们，裹着头巾、低头前行，在荆州、越地得以脱身，上百个郡、上千座城邑里，流亡寄居的家庭到处都是。百姓唱起鸿雁之歌，寄托流离之苦，士人怀着思念故土之情，无不各自建立聚邑，梦想恢复旧乡。然而由于人少户稀，无法独立建郡设县，所以魏国地方会出现韩国的城邑，齐国的县里有赵国的百姓。而且郡县的设置与裁撤交错复杂，月月改变，流民寄居迁移，始终没有固定的落脚点，郡县名称难以详细记载。刘宋建立后，又重新开启边境争端，淮北五州被敌方占据。那些逃亡迁移的百姓，又重新设立郡县，这就是元嘉、泰始年间许多地方同名但实际不同的原因。现在我根据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以及晋、宋两代的《起居注》，凡是有关的记载，都加以推究探讨，逐条辨析，力求使其详尽完备。
〔6〕百官置省，备有前说，寻源讨流，于事为易。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虽斟酌前史，备睹妍媸，而爱嗜异情，取舍殊意，每含豪握简，杼轴忘餐，终亦不足与班、左并驰，董、南齐辔。庶为后之君子，削稿而已焉。
设置百官和省这样的机构，前人已经有现成的说法，从源头上探讨、从流变中追溯，做起来比较容易。元嘉年间，东海人何承天接受诏令编纂《宋书》，其中的十五篇志，是用来续接司马彪的《汉志》的，那些引证渊博的部分就直接沿袭使用，这也像班固、司马迁合为一家一样。对于其中有遗漏缺失的地方，以及何承天以后的事情，都加以广泛搜集采录，随时进行补充连缀。史料的源流浩瀚广博，不是个人学识能穷尽的；就像腿脚不便路途遥远，怎么能靠短鞭来驱动呢。虽然我斟酌前代史书，完全看清了好坏，但个人的爱好不同，取舍标准也不一样，每当握笔写作，专心构思忘了吃饭，最终还是不足以与班固、左丘明并驾，与董狐、南史氏齐驱。只希望后来的君子，对我的文稿进行删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