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恶之本同，而迁染之涂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浇讹，王道陵缺，而犹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举中于理，则强梁褫气；片言违正，则厮台解情。盖前哲之遗尘，有足求者。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后天的习气才让人相差很远。”这话说的是人的好恶本性是相同的，但后天的熏陶和习染却使道路不同。刻意约束自己，行为就不会放肆；被外物牵制，志向就会流散。所以圣人引导人们修养心性，控制放纵，谨慎地选择所交往的事物，节制自己的偏颇。虽然人的性情千差万别，本质和文采各有不同，但说到陶冶万物、振兴风俗，其道理是一样的。到了末世，风俗浇薄诡诈，王道衰微缺失，但人们仍然假借仁义来表现自己，凭借道义来成就功业。行为符合道理，那么强横的人也会丧气；一句话违背了正理，那么低贱的奴仆也明白是非。这些都是前代哲人留下的遗风，有值得探求的地方。
〔2〕霸德既衰，狙诈萌起。强者以决胜为雄，弱者以诈劣受屈。至有画半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或起徒步而仕执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矣。自是爱尚相夺，与时回变，其风不可留，其敝不能反。
霸道已经衰落，诡诈之风开始兴起。强者靠决胜称雄，弱者因欺诈而受屈辱。甚至有人谋划半条计策就获取万金，游说一番就被赐予珍宝。有的人从草民起身就担任执珪的高官，脱下布衣就升为卿相。士人修饰巧言、驰骋辩才，用来追求才能和利益的，不约而同地像影子一样追随。从此爱好崇尚相互争斗，随着时代来回变化，这种风气无法挽留，这种弊病无法挽回。
〔3〕及汉祖杖敛，武夫孛攵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到了汉高祖刘邦提着剑起义，武夫们一下子兴起，法令宽松，文礼简略，继承了战国四大公子的遗风，人们心怀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想法，把死看得很轻，重视义气，怨恨和恩惠一定要报复，号令在私人家里执行，权力转移到普通百姓手上，行侠仗义的风气，就这样成了习俗。自从汉武帝以后，推崇儒家学说，怀抱经典熟悉道术的人到处像雾一样聚集，甚至出现了石渠阁中分派争论的事情，党同伐异的主张，拘泥于文字的人，在当时十分兴盛。到了王莽专权虚伪，最终篡夺了国家，忠义的人们，耻于穿戴官服，于是以隐居山林为荣，甘心过贫穷的生活。虽然中间有光武帝中兴，汉室的德运重新开启，但是保全自身、胸怀原则的人，更加互相羡慕仿效，出仕和退隐的节操，在当时被看得很重。到了桓帝、灵帝期间，君主荒淫政治荒谬，国家命运交给宦官，读书人羞于和他们为伍，所以一般平民发奋抗愤，不做官的士人任意议论，于是互相弘扬名声，互相褒贬品评，考核公卿，评定执政，耿直的风气，在这个时候流行起来了。
〔4〕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在上位的人喜欢什么，下面的人就会做得更加过分；矫正弯曲的东西，往往会矫枉过正，这个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像范滂、张俭这些人，心地纯洁、憎恨邪恶，最终还是卷入了党锢之祸，难道不是这样吗？
〔5〕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当初，桓帝还是蠡吾侯的时候，曾师从甘陵的周福学习。等他当了皇帝，就提拔周福做尚书。当时，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中很有名望，家乡的人编了歌谣说：“房伯武是天下人的榜样，周仲进靠当老师得了官印。”两家的宾客互相讥讽猜忌，就各自拉帮结派，慢慢结下仇怨。从此甘陵有了南北两派，党人的议论就从这里开始了。后来，汝南太守宗资任用范滂做功曹，南阳太守成瑨也委任岑晊做功曹。两郡又传出歌谣：“汝南太守实际上是范孟博，南阳宗资只管签字画押；南阳太守实际上是岑公孝，弘农成瑨只会闲坐吟啸。”这些议论传到太学，太学生们有三万多人，郭林宗、贾伟节是他们的头领，他们跟李膺、陈蕃、王畅互相赞扬推崇。太学里流传话说：“天下楷模是李元礼，不畏强暴是陈仲举，天下才俊是王叔茂。”另外，渤海的公族进阶、扶风的魏齐卿，都敢于直言深刻议论，不回避豪强。从公卿以下，没有谁不怕他们的批评，都急忙提着鞋子上门拜访。
〔6〕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当时，河内人张成善于解说风角占卜术，推算预测到将要大赦，就教唆他的儿子杀人。李膺担任河南尹，督促抓捕张成的儿子，不久之后遇到了赦免，张成之子得以免罪，李膺更加愤怒痛恨，最终立案将他处死。起初，张成凭借方术与宦官交往，皇帝也多次询问他的占卜结果。张成的弟子牢脩趁机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豢养太学中的游学之士，结交各郡的学生，相互驱使，结为朋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气。于是天子非常愤怒，下令各郡国逮捕党人，并通告天下，让大家一起痛恨他们，于是逮捕了李膺等人。供词牵连到陈寔等二百多人，有的逃跑没有抓获，都悬赏缉拿。使者四处出动，在路上络绎不绝。第二年，尚书霍谞和城门校尉窦武一同上表为他们求情，皇帝的怒气稍微缓解，于是都赦免他们回乡，但终身禁止担任官职。而党人的名字，仍然记录在官府。
〔7〕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宇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从此以后，正直的人被废弃流放，邪恶不公的人横行勾结。天下那些望风趋附的人，就互相吹捧标榜，标出天下的名士，给他们加上称号。最高等的叫“三君”，其次叫“八俊”，再其次叫“八顾”，再其次叫“八及”，再其次叫“八厨”，就像古代有“八元”、“八凯”一样。窦武、刘淑、陈蕃被称作“三君”。“君”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一代人所共同尊崇的领袖。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宇被称作“八俊”。“俊”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人中的英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被称作“八顾”。“顾”的意思，是说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德行来引导人们。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被称作“八及”。“及”的意思，是说他们能够引导人们去追随、宗仰。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被称作“八厨”。“厨”的意思，是说他们能够用钱财来救助别人。
〔8〕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诋、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宇、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另外，张俭的同乡朱并，为了迎合中常侍侯览的心意，上书告发张俭和同乡二十四人互相起称号，结为同党，图谋危害国家。他们把张俭、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称为“八俊”，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诋、宣靖、公绪恭称为“八顾”，把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称为“八及”，并且刻石立坛，结为同党，而张俭是他们的首领。汉灵帝下诏删去告发者姓名，下令逮捕张俭等人。大长秋曹节借此机会暗示有关部门上奏搜捕先前的党人，包括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宇、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一百多人，都死在狱中。其余的人，有的在此之前已经去世没有受到牵连，有的逃亡在外得以免祸。从此以后，凡是与人有仇怨的，就趁机互相陷害，连瞪眼这种小怨恨都被胡乱指为党人。而且州郡长官遵奉上面的旨意，有些人从未与党人交往，也遭受祸害。因此被处死、流放、废黜、禁锢的，有六七百人。
〔9〕熹平五年176，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极力为党人辩护，言辞非常正直恳切。皇帝看了奏章后大怒，立即下诏给司隶校尉和益州，用囚车逮捕曹鸾，送到槐里监狱拷打致死。接着又下诏给各州郡，重新追查党人的门生、部下、父亲、儿子、兄弟，凡是担任官职的，一律免官并终身禁止做官，祸及五服内的亲属。
〔10〕光和二年179，上禄长和海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帝览而悟之，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
汉灵帝光和二年，上禄县的县长和海上书说：“按照礼制，同曾祖父的兄弟分开居住、财产分开，恩情道义已经很轻，服丧关系也属于疏远的一类。现在党锢之祸却牵连到五服内的亲族，既违背了经典教训的文字，又违反了通常的法度。”皇帝看了奏章后醒悟过来，于是党锢从（从祖）以下的亲族，都得到了解除。
〔11〕中平元年184，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对皇帝说：“党锢之祸积压已久，人们心中怨恨很多。如果长期不赦免，他们很容易与张角合谋，造成的祸乱会更大，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皇帝听了他的话感到害怕，于是大赦党人，那些被诛杀和流放的人家都回到了原来的郡县。此后黄巾军更加兴盛，朝廷和民间都分崩离析，国家的法制和秩序荡然无存。
〔12〕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
大致来说，党锢之祸起始于甘陵和汝南两地，在李膺、张俭等人手中酿成，天下百姓因此像掉进泥沼炭火一样受苦，长达二十多年，所有被牵连扩大的人，都是天下正直的贤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位人物，其中姓名和事迹留存下来的，都记载在这一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