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崔祖思字敬元，清河东武城人，崔琰七世孙也。祖諲，宋冀州刺史。父僧护，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气，好读书史。初，州辟主簿，与刺史刘怀珍于尧庙祠神，庙有苏侯像。怀珍曰：“尧圣人，而与杂神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苏峻今日可谓四凶之五也。”怀珍遂令除诸杂神。
崔祖思，字敬元，是清河东武城人，崔琰的第七代孙子。他祖父崔諲在刘宋时当冀州刺史，父亲崔僧护是州里的秀才。崔祖思年轻时就有志向和气节，喜欢读书和历史。当初，州里征召他做主簿，他和刺史刘怀珍在尧庙祭祀神灵，庙里有一尊苏侯像。刘怀珍说：“尧是圣人，却跟杂神排在一起，我想把它撤掉，怎么样？”崔祖思说：“苏峻在今天可以说是四凶之外的第五个凶人了。”刘怀珍于是下令撤除所有杂神。
〔2〕太祖在淮阴，祖思闻风自结，为上辅国主簿，甚见亲待，参豫谋议。除奉朝请，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员外正员郎，冀州中正。宋朝初议封太祖为梁公，祖思启太祖曰：“谶书云‘金刀利刃齐刈之’。今宜称齐，实应天命。”从之。转为相国从事中郎，迁齐国内史。建元元年479，转长兼给事黄门侍郎。
太祖在淮阴的时候，崔祖思听到风声主动来结交，担任了太祖的辅国主簿，很受亲近优待，参与谋划商议。后来被授予奉朝请、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员外正员郎、冀州中正等官职。刘宋朝廷最初商议想封太祖为梁公，祖思向太祖启奏说：“谶书上说‘金刀利刃齐刈之’。现在应该号称齐，这实际是顺应天命。”太祖听从了他的建议。之后转任相国从事中郎，升迁为齐国内史。建元元年，转任长兼给事黄门侍郎。
〔3〕上初即位，祖思启陈政事曰：“《礼诰》者，人伦之襟冕，帝王之枢柄。自古开物成务，必以教学为先。世不习学，民罔志义，悖竞因斯而兴，祸乱是焉而作。故笃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险革虑，俭泰移业。今无员之官，空受禄力。三载无考绩之效，九年阙登黜之序。国储以之虚匮，民力为之凋散。能否无章，泾渭混流。宜大庙之南，弘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台府州国，限外之职，问其所乐，依方课习，各尽其能。月供僮干，如先充给。若有废堕，遣还故郡。殊经奇艺，待以不次，士修其业，必有异等，民识其利，能无勉励？”
皇上刚即位，祖思就上书陈述政事说：“《礼诰》是伦理道德的纲领，帝王治国的关键。自古以来，要开创事业、办好政务，必须把教学放在首位。社会上不学习，民众就没有志向和道义，悖逆和争斗因此兴起，祸乱由此产生。所以要使风俗淳厚、国家昌盛，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了，不能因为环境的艰险或太平而改变想法，也不能因为节俭或奢侈而转移事业。如今没有固定员额的官员，白白领取俸禄。三年没有考核的成效，九年没有升迁罢黜的次序。国家储备因此空虚匮乏，民力因此凋敝。贤能与否没有标准，清浊混流。应该在太庙的南面，大力修建文学校舍；在司农官的北面，广泛开设武备学校。各个台、府、州、国等官府机构，对编制外的职务，要询问他们的志趣，按照方向进行考核训练，各尽其能。每月供给僮仆干粮，像以前一样充实供应。如果有荒废懈怠的，就遣送回原籍。对于特殊的经典和奇异的技艺，要破格提拔任用，士人修习学业，一定会有出众的人才，民众认识到其中的好处，能不努力吗？”
〔4〕又曰：“汉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身衣弋绨，以韦带剑，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人十家之产，不为露台。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魏武遣女，皂帐，婢十人，东阿妇以绣衣赐死，王景兴以淅米见诮。宋武节俭过人，张妃房唯碧绡蚊帱，三齐苮席，五盏盘桃花米饭。殷仲文劝令畜伎，答云‘我不解声’。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历观帝王，未尝不以约素兴，侈丽亡也。伏惟陛下，体唐成俭，踵虞为朴。寝殿则素木卑构，膳器则陶瓢充御。琼簪玉箸，碎以为尘，珍裘绣服，焚之如草。斯实风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虽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归厚。详察朝士，有柴车蓬馆，高以殊等；雕墙华轮，卑其称谓。驰禽荒色，长违清编，嗜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识义方，且惧且劝，则调风变俗，不俟终日。”
又说：“汉文帝收集上书的布袋来做成宫殿帷幕，自己穿着黑色的厚丝衣，用皮绳系剑，慎夫人的衣裙不拖到地上，珍惜普通十户人家的产业，不建造露台。刘备取下帐钩上的铜铸钱来补充国家用度。魏武帝嫁女儿，用黑帐，婢女十人，东阿王的妻子因为穿绣衣被赐死，王景兴因为淘米被讥讽。宋武帝节俭超过常人，张妃的房里只有碧纱蚊帐、三齐的草席、五盏盘和桃花米饭。殷仲文劝他畜养歌伎，回答说‘我不懂音乐’。仲文说‘只要畜养自然就懂了’，又回答说‘怕懂，所以不畜养’。纵观历代帝王，没有不因为简约朴素而兴盛，因为奢侈华丽而灭亡的。我俯伏思惟陛下，效法唐尧的节俭，继承虞舜的朴素。寝殿用素木低矮建造，膳食器皿用陶器瓢器供应。玉簪玉筷，敲碎成尘土，珍贵皮裘绣衣，焚烧如杂草。这真是风尚高于上古，人民安乐于后世了。然而教化虽然已经取信，民间习染尚未革除，应该加以甄别明确，来加速归于淳厚。详细考察朝廷官员，有乘柴车住蓬屋的，给予高等等级；有雕墙华丽车子的，给予低微称谓。驰骋打猎、沉湎女色，长久违反清规戒律；嗜好音乐、纵酒，守官不升迁。人们懂得道义法则，既畏惧又劝勉，那么转变风气习俗，不用等待一天结束。”
〔5〕又曰：“宪律之重，由来尚矣。故曹参去齐，唯以狱市为寄，余无所言。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狱之吏是也’。实宜清置廷尉，茂简三官，寺丞狱主，弥重其选，研习律令，删除繁苛。诏狱及两县，一月三讯，观貌察情，欺枉必达。使明慎用刑，无忝大《易》；宁失不经，靡愧《周书》。汉来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洁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决狱无冤，庆昌枝裔，槐衮相袭，蝉紫传辉。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族非咸、弘，庭缺于训。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详择笃厚之士，使习律令，试简有征，擢为廷尉僚属。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绩，鲜矣；废其职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刘累传守其业，庖人不乏龙肝之馔，断可知矣。”
法律刑罚的重要性，很早就有了。所以曹参离开齐国的时候，只把刑狱和集市这两件事托付给接任的人，其他什么都没说。路温舒也说过：“秦朝有十种过失，其中一种到现在还在，就是负责审案的官吏。”所以实在应当正直地设置廷尉，谨慎地选拔三官、寺丞和狱主这些官员，更加重视这类人选，让他们研习律令，删除繁琐苛刻的条文。皇帝指令审理的案件以及京城附近两县的案件，一个月审讯三次，观察犯人的面貌和实情，任何欺骗和冤屈都一定能查清。使得用刑明智谨慎，不辜负《易经》的教诲；宁可漏掉不合常规的判罚，也不违背《周书》的原则。从汉代以来，研习法律有专门的家族，子孙代代继承这一职业，聚集学生讲授，多的时候达到几百人。所以张氏、于氏两家，在汉文帝、宣帝时期享有清白的名声；陈氏、郭氏两族，在汉武帝、明帝时期受到广泛称赞。他们判案没有冤情，福泽绵延到后代，三公的官位世代相传，显赫的官职接连不断。如今廷尉身边的律学生，不过是令史门户出身，家族不是咸宣、郭弘那样的世家，家中缺乏教导。刑罚不能止息，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如果详细选拔忠厚诚实的人，让他们学习律令，考试选拔有凭证，提拔为廷尉的属官。如果官员世代继承家业却不能做出好成绩，那是很少见的；放弃本职却想把事情做好，那是从来没有的事。像刘累世代传承他的驯龙技艺，厨师才能不断供应龙肝这道菜，这个道理是完全可以断定的。
〔6〕又曰：“乐者动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伦，其义大矣。按前汉编户千万，太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糜废力役，伤败风俗。今欲拨邪归道，莫若罢杂伎，王庭唯置钟虡、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则官充给养，国反淳风矣。”
又说：音乐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端正性情，确立人伦规范，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根据前汉时期，全国有上千万户，太乐署的乐官共有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人上奏请求罢免不符合经法规定的四百四十一人，确定正乐的编制，只设置三百八十八人。现在全国户口不到一百万，而太乐中的雅乐和郑声，在元徽年间考核测试时有一千多人，后堂的各种杂伎还不算在内，耗费人力物力，伤风败俗。如今想要拨乱反正，不如罢除杂伎，王庭只设置钟虡、羽戚、登歌之类的雅乐就行了。这样，官员就能充足供养，国家也就能返回淳朴的风气了。
〔7〕又曰：“论儒者以德化为本；谈法者以刻削为体。道教治世之粱肉，刑宪乱世之药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风霜。是以有耻且格，敬让之枢纽；令行禁止，为国之关楗。然则天下治者，赏罚而已矣。赏不事丰，所病于不均；罚不在重，所困于不当。如令甲勋少，乙功多，赏甲而舍乙，天下必有不劝矣；丙罪重，丁眚轻，罚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赏罚空行，无当乎劝沮。将令见罚者宠习之臣，受赏者仇雠之士，戮一人而万国惧，赏匹夫而四海悦。”
又说：“谈论儒家的人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谈论法家的人以严刑峻法为主体。道德教化是治理盛世的精美食物，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所以把教化比作雨露，把名教刑法比作风霜。因此百姓有羞耻心并且行为端正，这是礼敬谦让的关键；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是治国的关键。既然这样，那治理天下，不过是赏罚罢了。赏赐不一定要丰厚，问题在于不公平；处罚不一定要严苛，问题在于不恰当。如果某甲功劳少，某乙功劳多，赏了甲而忽略了乙，天下人一定不会受到鼓励；某丙罪过重，某丁过错轻，罚了丁而赦免了丙，天下人一定不会悔改。这样赏罚就是空施行，不能起到鼓励和阻止的作用。如果让受罚的是君王宠信亲近的臣子，受赏的是仇敌之人，那么杀一个人而天下人畏惧，赏一个普通人而天下人喜悦。”
〔8〕又曰：“籍税以厚国，国虚民贫；广田以实廪，国富民赡。尧资用天之储，实拯怀山之数。汤凭分地之积，以胜流金之运。近代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晋开汝、颍，而汴河委储。今将扫辟咸、华，题镂龙漠，宜简役敦农，开田广稼。时罢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则兵民优赡，可以出师。”
还有人（上书）说：“靠征收赋税来使国家富裕，结果国家空虚而百姓贫穷；扩大农田来充实粮仓，才能国家富裕百姓充足。尧帝利用上天赐予的储备，拯救了被洪水围困的灾民；商汤凭借分给百姓田地的积蓄，战胜了如流金般酷热的旱灾。近代曹魏设置典农官（管理屯田），使得京城粮食充足；西晋开发汝水、颍水流域，使得汴河（一带）积蓄了粮食。如今将要扫平咸阳、华阴一带，在遥远的漠北刻石纪功，应当减省劳役、注重农耕，开垦田地、广种庄稼。同时废止对山林湖沼的严苛禁令，狠狠压制豪强贵族兼并（土地）的势头，那么军民都能丰足，就可以出兵了。”
〔9〕又曰：“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故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上无妄动，知如丝之成纶。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
古人又说：古代设有左史来记录君主的言论，右史来记录君主的行事。所以君主的每个举动都会被记载，史官完全使用正直的笔法，不歪曲事实；君主因此不敢轻举妄动，知道自己一言一行会像细丝织成粗绳一样，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现在的史官，只负责记录日常起居罢了；写史的人，以奉承讨好为根本。世上再也没有董狐那样的史官，史书记载必然隐晦隐讳；时代缺少南史那样的人，直笔记录的风气再也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