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三代遗文，略在经诰，盖秦余所亡逸也。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吴则太史令丁孚拾遗汉事，蜀则孟光、许慈草建众典。晋初司空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此制，未及成功，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遗事也。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辑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详，并不重述。永明二年484，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婚丧纪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其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别篇。
礼仪繁多广博，与天地一样宏大，治理国家、确立君主，人伦从此开始。夏商周三代的遗留文献，大致保存在经典诰命中，大概是被秦朝焚书所散失的。汉初叔孙通制定了汉朝礼仪，但班固的《汉书·志》没有记载。到了东汉，太尉胡广撰写了《旧仪》，左中郎蔡邕写了《独断》，应劭、蔡质都撰写记载当时的事情，但司马彪的《续汉书》没有采用。曹魏趁着汉末大乱，旧有典章制度毁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搜集创建朝廷礼仪，但鱼豢、王沈、陈寿、孙盛都没有详细记载。吴国这边，太史令丁孚搜集汉代遗事；蜀国那边，孟光、许慈草创各种典章制度。西晋初年司空荀顗根据曹魏的旧制，撰写《晋礼》，参考古今，修改礼仪条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一起删改收集，编成一百六十五篇。后来挚虞、傅咸继续完成这一制度，没来得及成功，中原就沦陷了，现在挚虞的《决疑注》就是遗留下来的东西。东晋时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充整理旧文献，光禄大夫蔡谟又接着修订辑录朝廷旧制。刘宋初年沿袭改革，事情由众多儒生负责，那些前代史书中已经详备的，不再重复叙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请求制定礼乐。于是诏令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设立治礼乐学士和机构，设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派能书弟子二人。于是汇集前代，编撰处理五礼，就是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文字太多不记载。至于郊祭庙享、学校礼仪，冠婚丧祭的礼节，事情有变革，应该记录当时情况的，都在本志中详备。那些车舆旗帜等，与前代有同有异的，另立篇章。
〔2〕建元元年479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议：“今年七月宜殷祠，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建元元年七月，有关部门上奏说：“关于郊祭和殷祭的礼仪，不清楚郊祭应该在哪一年举行？又应该用哪位祖先配享郊祭？殷祭又应该在什么时候？没有举行郊祭可以先举行殷祭吗？明堂祭祀是否应该和郊祭在同一年举行？如果应该祭祀，是有配享还是没有配享？如果不祭祀，明堂的殿堂和职官是撤销还是保留？”尚书省的八座、丞郎以及博士们共同商议。曹郎中裴昭明和仪曹郎中孔逷建议：“今年七月应该举行殷祭，明年正月应该举行南郊和明堂祭祀，一起祭祀但没有配享。”殿中郎司马宪建议：“南郊祭祀没有配享，宴飨祭祀照旧例；明堂没有配享，应该废除祭祀。殷祭同样在今年十月举行。”
〔4〕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征》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前式。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邪？”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证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洛诰》“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洁也。”郑玄云：“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洁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骍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
根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先举行祫祭（合祭祖先），再举行四季的常规祭祀；诸侯则先举行常规祭祀，再举行祫祭。《春秋》记载鲁僖公二年举行了祫祭，第二年春天举行了禘祭，从此以后，每五年举行一次盛大的殷祭。《礼纬·稽命征》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经典和传注关于禘、祫和时祭的论述已经很详细了，原本并不认为先举行殷祭而后举行郊祭有什么不妥。至于郊祭配享的重要性，根据帝王业绩而来，所以杜林建议说：“汉朝基业突然兴起，并非继承尧的帝位，应该以汉高帝配享上天。”魏国的高堂隆建议以舜配享上天。蒋济说：“汉朝时的奏议认为，尧已经禅位给舜，不能成为汉朝的始祖，舜也已经禅位给禹，不能成为魏国的祖先。现在应该以魏武帝配享上天。”晋朝和刘宋沿用这一做法，成为前代的规定。又根据《礼》和《孝经援神契》都说：“明堂有五间房间，天子每月在其中一间房间处理政务和颁布教化，祭祀五帝之神，并配享那些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说：“明堂，是用来表明诸侯尊卑的场所。”许慎《五经异义》说：“明堂是颁布政令的宫殿，所以称为明堂。明堂，是盛大的意思。”《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间房间。郑玄说：“周朝的明堂有五间房间，每一间房间对应一位上帝。”原来并没有听说有文王的寝庙。《郑志》记载赵商问：“有人说天子的庙制像明堂，那么明堂就是文王的庙吗？”郑玄回答说：“明堂主要祭祀上帝，用文王配享而已，犹如郊祭上天以后稷配享一样。”袁孝尼说：“明堂是效法天空的宫室，本来祭祀天帝，用文王配享，把父亲配享在天位是可以的，但把天帝拉来与人鬼相配，就不合义理了。”太元十三年，孙耆之的建议说：“郊祭用来祭祀天，所以以后稷配享；明堂用来祭祀帝，所以以文王配享。由此来说，郊祭是皇天的位置，明堂是上帝的庙。”徐邈说：“所谓配享，必定要有神主；郊祭是天坛，那么明堂就不是文王的庙。”《史记》记载赵绾、王臧想要建立明堂，当时也没有郊祭配享。汉朝又祭祀汾阴五畤，这就是五帝的祭祀，也没有郊祭配享。“讨论的人有的说南郊的日子，已经祭祀了上帝，如果再以没有配享为理由而单独祭祀明堂，那就一天祭祀两次，在道理上就亵渎了。根据古礼，郊祭本来不在同一天。”蔡邕《独断》说：“祭祀南郊，祭祀完毕，接着祭祀北郊，再接着祭祀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作五供。”马融说：“郊祭上天的祭祀，都在夏历正月举行，五气当令，有休有王，各自按照时节，在四方郊外进行祭祀，四季配合岁月，功业相互成就，也在这个月总合祭祀于明堂。”这就是南郊和明堂各在不同日子的证据。近代为了省事，所以与郊祭同一天，仍然没有繁杂亵渎的疑虑。为什么呢？虽然都是祭祀，但祭祀的方式不同。孔晁说，五帝辅佐上天化育万物，所以有从祀的礼仪，这就是旅上帝。至于四郊和明堂，则是本来祭祀的场所，好比功臣陪祭，难道还会废除他们自家的庙吗？而且明堂有配享的时候，南郊也祭祀上帝，这样就不怀疑同一天，现在为什么又对同一时辰产生嫌疑呢？又《礼记》说：“天子祭祀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每年遍祭。”《尚书·洛诰》说：“都按次序祭祀，即使没有文字记载的也要祭祀。”《诗经》说：“光明地事奉上帝，就会得到很多福气。”根据这些义理，那么四方、山川尚且必须祭祀，五帝大神更不可以忽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在南郊、明堂同时祭祀天地，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享上天，文皇帝配享上帝，然而黄初年间南郊和明堂都没有配享。另外，关于郊祭的日子和祭牲的颜色，争议很多。《郊特牲》说：“郊祭用辛日，是周朝最初郊祭的日子。”卢植说：“辛的意思是自我更新洁净。”郑玄说：“用辛日，是因为人应当斋戒来自我更新洁净。”汉魏以来，有时用丁日，有时用己日，但用辛日的时候较多。考查典籍依据，辛日是合适的。《郊特牲》又说，郊祭用的牲和币应该用纯正的颜色。缪袭根据《祭法》说，天地祭祀用红色牛犊，是周朝崇尚的，魏国以建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祭牲应该崇尚白色。《白虎通》说，夏商周三代之王祭祀上天，一律用夏历正月，这样做的原因是夏历正月符合上天的运数。魏国使用不同的历法，所以祭牲的颜色不同。现在大齐承受天命，以建寅月（农历正月）为岁首创立新历法，郊祭和庙祭用牲，完全依照晋朝和宋制。建议应该在今年十月举行殷祭祭祀宗庙。从此以后，每五年举行一次殷祭。明年正月上辛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应该在同一天，回到明堂祭祀。又用次辛日，在北郊祭祀。都没有配享。牺牲的颜色，全都遵循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