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有司又奏：“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阙祀。徐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傍儒依史，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诏“依旧”。
有关部门又上奏说：“关于明堂的礼仪，查考典籍没有明确记载，只有《孝经》可以作为标准。我私下考虑设立祭祀的本意，大概是文王如果有配祀就祭祀他，没有配祀就停止。我认为既然文王是配享上帝的，那么就应该以天帝为主。现在虽然没有文王配祀，但也不应该缺少祭祀。徐邈是近代的大儒，他常常调和各种不同观点，他曾说‘郊外祭天的地方是天坛，那么明堂就不是文庙’，这确实是明确的依据。朝廷内外各部门已经商议确定了意见，如果再去咨询询问，最终也不会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这些儒生根据经典和史书，竭尽了自己浅薄的见识。既然皇上的圣旨对此还有疑虑，臣下不敢擅自详细决定，是废除还是设立，仰赖皇上的英明决断。”皇帝下诏说：“按照旧例办理。”
〔7〕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寻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更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议：“案秦为诸侯，杂祀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岁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间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可”。
建元四年，世祖（齐武帝）即位。那年秋天，有关部门上奏说：“考察前代继承皇位的君主，有的沿用前任皇帝郊祀的年份，有的重新开始，晋朝、宋朝以来，没有统一规定。今年正月已经举行了郊祀，不知道明年是否应该举行南北二郊和明堂祭祀？”依照旧例，交给八座、丞郎、博士们讨论。尚书令王俭建议说：“考察秦朝作为诸侯时，杂乱地祭祀各种畤，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没有固定的祠庙。汉高祖承受天命，沿用雍地的四畤又建立北畤，开始祭祀五帝，但没有确定郊祀和祭丘。文帝六年，新垣平建议开始修建渭阳五帝庙。武帝初次到雍地郊祭见到五畤，后来经常每三年一次到雍地郊祭。元鼎四年，开始在汾阴建立后土祠，第二年，在甘泉建立太一祠，从此以后，每两年一次郊祭，与雍地的祭祀交替进行。成帝刚即位，丞相匡衡在长安确定南北郊。哀帝、平帝时期，又恢复了甘泉、汾阴的祭祀。平帝元始五年，王莽上奏依照匡衡的建议恢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帝建武二年，在洛阳确定郊祀的界限。魏、晋沿袭，大都遵循汉朝制度，虽然有时参差不齐，但大多隔年举行。至于继承皇位的君主，制度参差不一，应该有固定的制度。考察晋明帝太宁三年举行南郊，那年九月驾崩，成帝即位，第二年改元就举行郊祀；简文帝咸安二年举行南郊，那年七月驾崩，孝武帝即位，第二年改元也举行郊祀；宋元嘉三十年正月举行南郊，那年二月驾崩，孝武帝继位，第二年改元也举行郊祀。这是两代的明确例子，差不多可以仿效。我认为明年正月应该举行二郊祭祀，在明堂举行虞祭，从此以后，依旧隔年举行。”尚书兼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都同意王俭的建议。诏令说“可以”。
〔8〕永明元年483当南郊，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尚书令王俭启：“案《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卢植云：‘夏正在冬至后，《传》曰启蛰而郊，此之谓也。’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郑玄云：‘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太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谨寻《礼》《传》二文，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唯见《传》义，未达《礼》旨。又寻景平元年423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439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335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洁，合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于省前，望实为允，谓无烦迁日。”从之。
永明元年要举行南郊祭天大典，可立春却在郊祭之后，世祖想更改郊祭的日期。尚书令王俭上书说：“根据《礼记·郊特牲》记载：‘郊祭，是为了迎接长日的到来，隆重地报答上天，并以太阳为主进行祭祀。’《易说》也说：‘三王的郊祭，一律采用夏历正月。’卢植解释说：‘夏历正月在冬至之后，《左传》说惊蛰之后举行郊祭，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由此可见，圜丘祭天和郊祭是各自进行的，互不妨碍。郑玄说：‘建寅之月（夏历正月），昼夜平分，白昼渐长。’王肃说：‘周朝在冬天于圜丘祭天，在正月又祭天祈求丰收。’《祭法》称‘在太坛燔柴’，就是圜丘。《春秋传》说‘惊蛰后举行郊祭，是祈求谷物丰收。’我仔细查考《礼记》和《左传》的记载，各有含义，卢植和王肃的说法，就像符节一样吻合。中朝（西晋）时期省去了圜丘和方丘，并入了南郊和北郊，形成了现在的郊礼，其意义在于报答上天，同时兼具祈求丰收，既然不完全是祈求农事，何必一定要等到惊蛰。史官只看到《左传》的说法，没有理解《礼记》的宗旨。又查考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举行南郊，同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同月八日立春。这是近代的明确先例，并不以先郊后春为忌讳。如果有人担心元旦合朔（日食）会有妨碍，那么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初一行加元服（冠礼），初二就亲自祭祀南郊。加元服是重大礼仪，百官齐备，即便处于致斋期间，也照样进行。如今在致斋期内遇到合朔，这就是现成的先例。如果陛下过分恭敬，非要严格清洁，可以在合朔那天，让散官负责防卫，那些不在斋戒范围内的人员，在止车门外另外设立幔帐，如果日色出现异常，就让他们排列在幔帐前，这样看来合情合理，我认为不必麻烦更改日期。”世祖听从了他的意见。
〔9〕永明二年484，祠部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上奏说：“郊祭和明堂祭祀，本来应该安排在不同的日子。东汉的《礼仪志》记载：‘南郊祭天礼仪结束后，接着举行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的祭祀，这被称为五供。’蔡邕也是根据这个来的。近代为了节省简化，所以把郊祭和明堂祭祀放在同一天。明年的郊祭，应该定个固定的标准。”
〔10〕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
太学博士王祐发表意见说：“明年正月第一个辛日，适合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第二个辛日，在明堂举行祭祀活动；第三个辛日，在北郊举行祭祀大典。”
〔11〕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前110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任博士的刘蔓提议说：汉朝元鼎五年，在辛巳那天举行郊祭，从那以后郊祭的日子几乎没有改变。元封元年四月癸卯，汉武帝登上泰山封禅，在明堂上就座。元封五年甲子，让高祖配享祭祀。汉朝的郊祀，并不都是在天子的都城进行，所以祭祀的月份，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东汉永平年间以来，明堂选址在国都的南边，而郊祭用上丁日，因此三种祭祀都能在正月里进行。虽然郊祭有固定的日子，但明堂祭祀仍然没有定下时辰。为什么呢？郊祭用丁日，社祭用甲日，有说法就照办，经典中并没有明文规定，难以胡乱制定，所以必须计算良辰吉日，而不在寅日、丑日祭祀。而且礼仪中的各种祭奠，没有相同的，只有汉朝把朝日与祭天合并在一起。如果按照《汉书》所说的五供，就应该先祭祀北郊，再祭祀明堂。这样一来，地神就比天神先享受祭祀，这是不可以的。
〔12〕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案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
兼任太常丞的蔡仲熊议论说：“《郑志》中记载：‘正月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祭祀后稷，然后回到明堂，用文王配享祭祀。’所以刘宋建立明堂后，从南郊回来立即进行明堂祭祀，这是采用了《郑志》的说法。但这是撰写《郑志》的人弄错了，不是郑玄的本意。郑玄曾说：‘不知道周代的明堂祭祀在哪个月，根据《月令》是在季秋。’查郑玄注解《月令》‘季秋大飨帝’说：‘大飨，是普遍祭祀五帝。’又说：‘在明堂举行大飨，用文王、武王配享。’那时是秋天，离春天启蛰时节很远了。另外《周礼·大司乐》说：‘凡是大祭祀，要提前悬挂乐器。’探求提前悬挂的用意，是因为要在日出时举行仪式；如果天黑后才行事，就不需要提前悬挂了。如果确实在日出时行事，怎么能等到从南郊回来呢？东汉的《礼仪志》没有记载祭祀的具体日期，但该志说：‘南郊夕牲的夜晚，夜漏未到八刻时进献祭品；明堂夕牲的夜晚，夜漏未到七刻时进献祭品。’推算明堂夕牲是在南郊夕牲之前一刻，却要进献祭品奏乐，等待从南郊回来。魏国的高堂隆上表说：‘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考察高堂隆这些话，是当时审慎的定制，这说明《周礼》、两汉和魏，都不在同一天进行这些祭祀。《礼经》用辛日郊祭，《尚书》用丁日祭祀，辛日和丁日都符合，应该临时仔细选择。”
〔13〕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发表议论说：“《春秋传》记载在正月的第一个辛日举行郊祭，《礼记》也说郊祭要用辛日，只有《尚书》说在丁巳日那天在郊外献祭牲品。前代学者认为，甲日的前三天是辛日，后三天是丁日，这些日子都可以用来侍奉天神。东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辛日本来就是常规进行郊祭的日子，而且郊祭又在明堂之前，没有理由不举行郊祭就直接搞明堂祭祀，所以按理应当先郊祭后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