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刘献之，博陵饶阳人也。少而孤贫，雅好《诗》《传》，曾受业于渤海程玄，后遂博观众籍。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其小也！”曾谓其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谓濯缨洗耳，有异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诚哉斯言，实获我心。
刘献之，是博陵饶阳人。少年时孤苦贫寒，一向喜好《诗经》和《春秋传》，曾师从渤海程玄学习，后来就博览群书。看到名称法度的言论，合上书笑道：“如果让杨朱、墨翟之流不写这些书，千年后谁知道他们的渺小呢！”曾对亲近的人说：“看屈原的《离骚》作品，他本是个狂人，死得应该，有什么值得可惜的！我常说濯缨洗耳（许由洗耳）有异于常人的行迹；哺糟歠醨（屈原《渔父》中语）有与万物同化的志向。而孔子说：‘我则与此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话真对啊，实在合我心意。
〔27〕时人有从献之学者，献之辄谓之曰：“人之立身，虽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傥不能然，虽复下帷针股，蹑屩从师，正可博闻多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惑将来，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门之徒，初亦未悟，见旱鱼之叹，方归而养亲。嗟乎先达，何自觉之晚也！束脩不易，受之亦难，敢布心腹，子其图之。”由是四方学者莫不高其行义而希造其门。
当时有人跟随刘献之学习，刘献之就对他说：“人立身处世，虽然德行有百种，途径不同，但以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标准，要以德行为首。你如果能在家孝顺、外出恭敬，忠信仁让，不必出门，天下自然知道。如果不能这样，即使再下帷苦读、锥股自励，穿着草鞋跟从老师，也只能博闻多识，不过是像土龙求雨一样，迷惑将来，对于立身之道有什么益处呢？孔子的门徒起初也未曾领悟，见到旱鱼（涸辙之鱼）的感叹，才回去奉养双亲。唉，先达们，为什么觉悟得这么晚啊！学费（束脩）来之不易，接受它也难，我敢推心置腹，你考虑吧。”从此四方学者没有不推崇他的行义而希望登门拜访的。
〔28〕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己了，不复须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说。后本郡举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应命，至京，称疾而还。高祖幸中山，诏征典内校书，献之喟然叹曰：“吾不如庄周散木远矣！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辞。时中山张吾贵与献之齐名，海内皆曰儒宗。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其行业可称者寡。献之著录，数百而已，皆经通之士。于是有识者辨其优劣。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六艺之文，虽不悉注，然所标宗旨，颇异旧义，撰《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今行于世，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经》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参古、脩古。
刘献之擅长《春秋》和《毛诗》，每次讲《左氏传》，只讲到隐公八年就停止，说义理和条例已经完备，不需要再讲解。因此弟子不能完全了解他的学说。后来本郡推举他孝廉，不是他所喜欢的，被逼迫前往，于是应命，到了京城，称病而回。高祖孝文帝巡幸中山，下诏征召他担任典内校书，刘献之感叹说：“我远不如庄周所说的散木（无用之木）啊！一次已经过分，难道可以再来吗？”坚决以病推辞。当时中山张吾贵与刘献之齐名，天下人都称他们为儒宗。张吾贵每次讲学，门徒上千，但其中学业可称道的人很少。刘献之登记录取的学生，只有几百人，但都是精通经学的人。于是有识之士分辨他们的优劣。北魏承继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但天下诸生多有疑难，都由刘献之决断。六艺的经文，虽然没有全部注释，但所标举的宗旨，与旧义颇有不同，撰有《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现流行于世，还有《章句疏》三卷。注释《涅槃经》未完成就去世了。有四个儿子：刘放古、刘爰古、刘参古、刘脩古。
〔30〕张吾贵，字吴子，中山人。少聪惠口辩，身长八尺，容貌奇伟。年十八，本郡举为太学博士。吾贵先未多学，乃从郦诠受《礼》，牛天祐受《易》。诠、祐粗为开发，而吾贵览读一遍，便即别构户牖。世人竞归之。曾在夏学，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闻之，谓其徒曰：“我今夏讲暂罢，后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贵谓刘兰云：“君曾读《左氏》，为我一说。”兰遂为讲。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兰乃伏听。学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辩能饰非，好为诡说，由是业不久传，而气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终。
张吾贵，字吴子，中山人。少年聪明，有口才，身高八尺，容貌奇伟。十八岁时，本郡举荐他为太学博士。张吾贵起初没有多大学问，于是跟随郦诠学习《礼》，跟随牛天祐学习《易》。郦诠、牛天祐粗略地为他讲解，而张吾贵读一遍，就能另外构建自己的门户。世人争相归附他。曾在夏季学馆，聚集上千学生却不讲《春秋传》，学生私下说张先生在《左氏》方面似乎不能讲说。张吾贵听说后，对他的学生说：“我今夏讲学暂时停止，以后当讲《传》，你们来日都应当带着书本。”学生们感到奇怪而已。张吾贵对刘兰说：“你曾读过《左氏》，给我讲一讲。”刘兰于是为他讲说。在三旬之中，张吾贵同时读了杜预和服虔的注，概括两家，异同全部列举。后来学生们聚集，他就为他们讲说，义理条例无穷，大多新异。刘兰也佩服地听讲。学者因此更加觉得他奇特。但他以能言善辩掩盖错误，喜好诡辩之说，因此学业不久就失传，而且他气凌牧守，不屈于王侯，竟然没有做官而终。
〔31〕刘兰，武邑人。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三年之后，便白其兄：“兰欲讲书。”其兄笑而听之，为立黉舍，聚徒二百。兰读《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经》。先是张吾贵以聪辨过人，其所解说，不本先儒之旨。唯兰推《经》《传》之由，本注者之意，参以纬候及先儒旧事，甚为精悉。自后经义审博，皆由于兰。兰又明阴阳，博物多识，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征兰讲书于州城南馆，植为学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称焉。又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兰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而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见讥于世。永平中，为国子助教。延昌中，静坐读书，有人叩门，门人通焉，兰命引入。其人葛巾单衣，入与兰坐，谓兰曰：“君自是学士，何为每见毁辱，理义长短，竟知在谁，而过无礼见陵也。今欲相召，当与君正之。”言终而出。出后，兰告家人。少时而患卒。
刘兰，是武邑人。三十多岁，才入小学，写《急就篇》。家人发现他聪明，于是让他跟从老师，向中山王保安学习《春秋》《诗》《礼》。家中贫穷无法自给，他一边耕种一边学习。三年之后，就告诉哥哥：“我想讲书。”哥哥笑着同意了，为他建立学舍，聚集学生二百人。刘兰读《左氏传》，五天一遍，兼通《五经》。此前张吾贵以聪明善辩过人，他的解说不依据先儒的宗旨。只有刘兰推究经传的由来，以注者的意思为本，参以谶纬占候及先儒旧事，非常精详。此后经义的审慎博通，都源于刘兰。刘兰又明白阴阳，博物多识，被儒者尊崇。瀛州刺史裴植征召刘兰在州城南馆讲书，裴植担任学主，所以学生很多，天下称誉。又特别被中山王元英所看重。元英把他请到府馆，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元熙、元诱、元略等人。刘兰的学生前后数千，学成的很多，但他排斥诋毁《公羊传》，又非议董仲舒，因此被世人讥讽。永平年间，担任国子助教。延昌年间，静坐读书，有人敲门，门人通报，刘兰命人引入。那人头戴葛巾身穿单衣，进来与刘兰对坐，对刘兰说：“您本是学士，为什么常常被毁辱？理义长短，究竟知道在谁，却过分无礼地被欺凌。现在想召唤您，当与您正之。”说完就出去了。出去后，刘兰告诉家人。不久就患病去世。
〔32〕孙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陀罗。自言六世祖道恭为晋长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学相传。惠蔚年十三，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十八，师董道季讲《易》；十九，师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
孙惠蔚，字叔炳，是武邑武遂人，小名陀罗。自称六世祖孙道恭曾任晋朝长秋卿，从孙道恭到孙惠蔚世代以儒学相传。孙惠蔚十三岁时，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十八岁时，师从董道季学习《易》；十九岁时，师从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他周游各地儒学场所，在冀州一带很有名。
〔33〕太和初，郡举孝廉，对策于中书省。时中书监高闾宿闻惠蔚，称其英辩，因相谈，荐为中书博士。转皇宗博士。闾被敕理定雅乐，惠蔚参其事。及乐成，闾上疏请集朝贵于太乐，共研是非。秘书令李彪自以才辩，立难于其间，闾命惠蔚与彪抗论，彪不能屈。黄门侍郎张彝常与游处，每表疏论事，多参访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议告类之礼。及太师冯熙薨，惠蔚监其丧礼，上书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与李彪以儒学相知，及彪位至尚书，惠蔚仍太庙令。高祖曾从容言曰：“道固既登龙门而孙蔚犹沉涓浍，朕常以为负矣。”虽久滞小官，深体通塞，无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
太和初年，郡中举荐他孝廉，在中书省对策。当时中书监高闾久闻孙惠蔚之名，称赞他英辩，于是与他交谈，推荐他为中书博士。转任皇宗博士。高闾奉命修订雅乐，孙惠蔚参与其事。乐成后，高闾上疏请求召集朝中显贵到太乐署，共同研究是非。秘书令李彪自恃才辩，在其中提出难题，高闾命孙惠蔚与李彪抗辩，李彪不能使他屈服。黄门侍郎张彝常与他交往，每次上表论事，多向他咨询。十七年，高祖南征，孙惠蔚上议告类之礼。太师冯熙去世，孙惠蔚监理丧礼，上书建议冯熙未成年的儿子都穿成人的丧服。孙惠蔚与李彪因儒学相知，等到李彪官至尚书，孙惠蔚仍是太庙令。高祖曾从容地说：“道固（李彪字）已经登上龙门，而孙蔚仍沉没于涓涓细流，我常觉得有亏欠。”虽然他长期滞留在小官上，但深通进退之理，没有孜孜以求的欲望，儒者因此推崇他。
〔34〕二十二年，侍读东宫。先是七庙以平文为太祖，高祖议定祖宗，以道武为太祖。祖宗虽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于庙，时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门侍郎邢峦以为太祖虽改，昭穆仍不应易，乃立弹草欲按奏光。光谓惠蔚曰：“此乃礼也，而执法欲见弹劾，思获助于硕学。”惠蔚曰：“此深得礼变。”寻为书以与光，赞明其事。光以惠蔚书呈宰辅，乃召惠蔚与峦庭议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助峦，而峦理终屈，弹事遂寝。
二十二年，担任东宫侍读。此前七庙以平文皇帝为太祖，高祖（孝文帝）议定祖宗，以道武皇帝为太祖。祖宗虽然定了，但昭穆次序未改。等到高祖驾崩，将神主祔入太庙，当时侍中崔光兼任太常卿，认为太祖已改，昭穆应按顺序更改。兼任御史中尉、黄门侍郎的邢峦认为太祖虽然改了，但昭穆仍不应改，于是起草弹劾奏章准备弹劾崔光。崔光对孙惠蔚说：“这是合乎礼法的，但执法者想弹劾我，希望得到大学者的帮助。”孙惠蔚说：“这深得礼变之旨。”很快写信给崔光，赞助阐明此事。崔光将孙惠蔚的信呈给宰辅，于是召孙惠蔚与邢峦在朝堂上辩论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帮助邢峦，但邢峦的道理终究站不住，弹劾之事于是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