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至是无事，而恭仁家富于书籍，得恣意披览。宋、齐、梁、魏四代有书，自余竟无所得。居二年，恭仁入为吏部尚书，大师复还会州。武德九年626，会赦，归至京师。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中书令房玄龄并与大师亲通，劝留不去，曰：“时属惟新，人思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师曰：“昔唐尧在上，下有箕山之节，虽以不才，请慕其义。”于是俶装东归。家本多书，因编缉前所修书。贞观二年628五月，终于郑州荥阳县野舍，时年五十九。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所制文笔诗赋，播迁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庆孙、正礼、利王、延寿、安世。
大师从小就有著书立说的志向，常常因为宋、齐、梁、陈、魏、齐、周、隋这几个朝代南北分裂，南方史书把北方叫做“索虏”，北方史书把南方叫做“岛夷”。而且这些史书都只详细记载本国的事，写别国的时候既不全面，又常常不真实。他一直想改正这种情况，打算模仿《吴越春秋》的体例，编一本编年史把南北双方都写全。当时他正好没什么事，加上朋友恭仁家里书很多，就痛快地阅读起来。宋、齐、梁、魏四代都有现成的史书，其他的竟然没找到。过了两年，恭仁进京当了吏部尚书，大师就又回到了会州。武德九年，遇上大赦，大师回到京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和中书令房玄龄都跟大师关系很好，劝他留在京城别走，说：“现在正是万象更新的时候，人人都想着为国家效力，你却要退隐，恐怕不符合出仕和退隐的道理。”大师回答说：“古时候唐尧在位，下面还有像许由那样隐居箕山的人，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愿意学习这种高洁的风范。”于是收拾行装往东回乡。他家里本来就有很多书，就开始整理之前编修的书稿。贞观二年五月，大师在郑州荥阳县的乡间房舍去世，当时五十九岁。因为他撰写的史书还没完成，这件事成了他终身的遗憾。他写的文章诗赋，因为搬家流离和遭遇火灾，大部分都丢失了，只留下十卷。他的儿子有庆孙、正礼、利王、延寿、安世。
〔91〕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下删削。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缉之暇，昼夜抄录之。至五年，以内忧去职。服阕从官蜀中，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所阙，未得及终。十五年641，任东宫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阳公令狐德棻又启延寿修晋书，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643，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隋书》十志，复准敕召延寿撰录，因此遍得披寻。时五代史既未出，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家素贫罄，又不办雇人书写。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次以《北史》咨知，亦为详正。因遍咨宰相，乃上表。表曰：
李延寿和敬播一起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手下干删削整理的活儿。他家有旧的书稿，想完成先辈的志向，那些关于齐、梁、陈五代的旧事中没见过的，就在编辑的空隙里，没日没夜地抄写记录。到了贞观五年，因为母亲去世离职回家。守丧期满后到蜀中做官，把搜集到的材料编排起来。但还是缺了很多，没能弄完。贞观十五年，他当东宫典膳丞的时候，右庶子、彭阳公令狐德棻又启动他修《晋书》，这样才又得以考证宋、齐、魏三代以前没得到的东西。贞观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那时正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奉皇帝命令修《隋书》十志，又按指示召李延寿来撰写记录，于是能全面翻看查找。当时五代史还没出来，李延寿不敢让别人抄录，家里一直穷得叮当响，也雇不起人写。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这些正史，都是他亲手抄写，本纪是按司马迁的体例，挨个连起来的。又在这八代正史之外，另外考证杂史里正史没有的内容，有一千多卷，都编了进去。那些又烦又长的，就删掉了。从头到尾修撰，一共十六年。从宋开始，总共八代，写成《北史》《南史》两部书，合起来一百八十卷。其中《南史》先写完，呈给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有错的地方也给改了，允许上奏。接着把《北史》也拿给他咨询，同样详细订正了。于是普遍咨询了宰相们，然后上表。表文说：
〔92〕臣延寿言：臣闻史官之立，其来已旧，执简记言，必资良直。是以典谟载述，唐、虞之风尤著；《诰誓》斯陈，殷、周之烈弥显。鲁书有作，鹿门贻鉴于臧孙；晋乘无隐，桃园取讥于赵孟。斯盖哲王经国，通贤垂范，惩诫之方，率由兹义。逮秦书既炀，周籍俱湮，子长创制，五三毕纪，条流且异，纲目咸张。自斯以后，皆所取则。虽左史笔削，无乏于时，微婉所传，唯称班、范。次有陈寿《国志》，亦曰名家。并已见重前修，无俟扬榷。
我延寿进言说：我听说史官的设立，由来已久，他们拿着竹简记录言论，必须依靠正直的史官。因此《典》《谟》记载了唐尧、虞舜的遗风，特别显著；《诰》《誓》陈述了殷商、周朝的功业，更加明显。鲁国史书《春秋》写成，臧孙在鹿门得到了鉴戒；晋国史书《乘》直笔无隐，赵盾在桃园受到讥评。这大概是圣明君主治理国家、通达贤者树立典范、劝诫惩戒的方法，全都遵循这个道理。等到秦朝焚烧书籍，周代典籍全部湮没，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五帝三王全部记载，条理流派虽然不同，但纲目都很明张。从此以后，史书都以此为准绳。虽然左丘明对史料的删削润色，在当时并不缺乏，但能微妙含蓄地流传下去的，只称赞班固和范晔。其次有陈寿的《三国志》，也称得上名家。这些已经被前代贤人看重，不必再评论了。
〔93〕泊紫气南浮，黄旗东徙，时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则总归诸晋，著述之士，家数虽多，泛而商略，未闻尽善。太宗文皇帝神资睿圣，天纵英灵，爰动冲襟，用纡玄览，深嗟芜秽，大存刊勒，既悬诸日星，方传不朽。然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一则王道得丧，朝市贸迁，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则至人高迹，达士弘规，因此无闻，可为伤叹。三则败俗巨蠹，滔天桀恶，书法不记，孰为劝奖。
自从晋朝南迁，帝王气运东移，经历了宋、齐、梁、陈、隋五个朝代，将近三百年。在元熙年号以前，天下还是属于晋朝的，写史书的人，虽然有很多家，但总体看来，没有听说有十全十美的。唐太宗文皇帝天生智慧圣明，上天赋予他英明的气质，他于是动了谦虚的胸怀，来发挥他深远的观察力，深深感叹史书杂乱无章，大力进行整理刊定，如同日月星辰高悬天空，才得以流传不朽。然而北朝从北魏开始，南朝从刘宋开始，时运交替变化，社会风气时好时坏，每个时代都有记载的史官，好事的人也很多，考察他们的篇目，史书数量不少，但各家见闻互相陈述，相同和不同之处很多。而那些小说和短篇杂记，容易湮没散失，如果残缺毁灭，就没有地方查证了。第一，关于王道政治的得失，朝廷市朝的变迁，一天天失去真实，是非黑白凭什么来判断？第二，圣人的高尚事迹，达士的宏大规划，因此湮没无闻，实在令人悲伤感叹。第三，那些败坏风俗的巨恶大奸，滔天的罪恶，史书不记载，又用什么来劝善惩恶呢？
〔94〕臣轻生多幸，运奉千龄，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不揆愚固，私为修撰。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就此八代，而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怀慕尚，又备得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连缀改定，止资一手，故淹时序，迄今方就。唯鸠聚遣逸，以广异闻，编次别代，共为部秩。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见。虽则疏野，远惭先哲，于披求所得，窃谓详尽。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门，不敢寝默，又未经闻奏，亦不敢流传。轻用陈闻，伏深战越。谨言。
我李延寿命贱却有幸，赶上太平盛世，从贞观年间以来，多次在史馆任职，不自量力，私下着手修史。从北魏登国元年（386年）开始，到隋义宁二年（618年）结束，总共三个朝代二百四十四年，再加上从东魏天平元年（534年）到北齐隆化二年（577年）这四十四年的史事，一起编成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称作《北史》；又从宋永初元年（420年）开始，到陈祯明三年（589年）结束，四个朝代一百七十年，编成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称作《南史》。总共八个朝代，合成两部书，一百八十卷，用来比照司马迁的《史记》。这八代当中，梁、陈、齐、周、隋这五部史书是贞观年间奉旨编纂的，但因为十篇志没来得及呈报，所以正本还没出版。不过这些史书和志书，从头到尾都是我在修订。我一向仰慕史学，又有机会广泛搜集材料，私下抄录，十六年间，翻阅的书籍有一千多卷。连缀修改，全凭一个人，所以拖了很久，直到今天才完成。我只是收集散失的资料，来增广见闻，按朝代编排，合成一套书。删除冗长的，提取精华。如果原文没问题，就沿袭不改，不敢凭自己愚笨的见解乱改。虽然写得粗糙，远不如前代贤人，但自己觉得在搜集探索上已经算详尽的了。《南史》已经刻版完成，《北史》也校对得差不多了。既然是自己私下编纂的，我不敢搁置隐瞒，又没有上报朝廷，也不敢随便流传。冒昧地写出来呈上，心里非常惶恐不安。谨此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