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其二曰：《易》称：“主器者，莫若长子。”《传》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则祭亡主则宗庙无所飨，冢嫡废则神器无所传。圣贤知其如此，故垂诰以为长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用大协于黎蒸，是以世统生人，载祀八百。逮嬴氏之君于秦也，殆弃德政，坑焚儒典，弗以义方教厥冢子，于是习成凶德，肆虐以临黔首，是以飨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与兴，其道在于师傅；师傅之损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礼义，逐去邪人，不使见恶人，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为卫翼。卫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长久也。损者，赵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斩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见善士，谄佞谗贼者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辅德者也，岂私周而疏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祸福之途异耳。昔光武议为太子置傅，以问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光武称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汉明卒为贤主。然则佚之傅汉明，非乃生之渐也，尚或有称，而况乃生训之以正道，其为益也固以大矣。故《礼》曰“太子生，因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见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则远世之镜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而思之，岂唯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欣免冠而谢，此则近日之可鉴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诲，圣敬之跻，及储宫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第二条说：《易经》说：“主持祭祀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左传》说：“太子供奉嫡长子的祭祀。”那么祭祀没有主持的人，宗庙就无人祭祀；嫡长子被废，神器就无人继承。圣贤知道这样，所以留下训诫作为长久的法则。过去周王得到这个道理，所以推崇儒家学术来教育嫡长子，嫡长子于是养成美德，大大和谐于百姓，所以世代统治人民，享国八百年。到了嬴氏统治秦国，几乎废弃德政，坑杀儒生焚烧典籍，不用仁义之道教育他的嫡子，于是养成了凶恶的品德，肆虐地统治百姓，所以享国不长，二世就灭亡了。灭亡和兴起，关键在于师傅；师傅的优劣，可以谈谈。好的方面，周公辅佐成王，教他孝仁礼义，赶走邪人，不让他见恶人，选天下的正直之士、孝悌博闻有道术的人作为护卫。护卫好，成王正，周朝之所以长久。坏的方面，赵高辅佐胡亥，教他刑罚杀戮、斩首割鼻、灭人全族，赶走正直的人，不让他见善士，谄媚奸邪的人在他左右。左右邪，胡亥偏，秦朝之所以短命。皇天是辅助有德的人的，难道偏私周朝而疏远秦朝吗？只是因为所行的道路不同，所以祸福的途径不同罢了。过去光武帝商议为太子设置师傅，问群臣，群臣揣摩上意，都说太子舅舅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以。博士张佚正色说：“现在立太子，是为了阴氏，还是为了天下？如果为了阴氏，那么阴侯可以；如果为了天下，那么当然应该用天下的贤才。”光武帝说好，说：“设置师傅是为了端正太子。现在博士不怕纠正我，何况太子呢？”立即拜张佚为太子太傅，汉明帝最终成为贤主。那么张佚辅佐汉明帝，并不是从出生就开始的，尚且受到称赞，何况从出生就用正道教育他，好处当然更大了。所以《礼记》说“太子出生，就按礼举事，让士人背着他，有关官员整齐严肃地穿戴礼服，在南郊祭祀”，表明嫡长子的重要，见于上天。“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走”，表明孝敬之道。古代太子“从婴儿时起，教育就已经施行了”，这是远世的镜子。高宗文成皇帝感慨小时候师傅不勤于教导，曾经对群臣说：“我开始学习的时候，年纪还小，心志不能专一，后来处理政务，没时间温习。现在回想，不只是我的过错，也是师傅不勤勉。”尚书李欣脱帽谢罪，这是近世可以借鉴的。太皇太后辅佐高宗，教育成显祖，使巍巍功业超越前王。陛下幼年受到教导，圣德日进，等到太子出生，又亲自抚育告诫，每天省查每月考核，实在劳神。现在确实应该依照古制，设立师傅来训导太子，训导正太子就正，太子正皇家就庆幸，皇家庆幸人民就十分幸运了。
〔7〕其三曰：臣闻国本黎元，人资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劝稼穑，盈畜仓廪。故尧汤水旱，人无菜色者，盖由备之有渐，积之有素。暨于汉家，以人食少，乃设常平以给之；魏氏以兵粮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匮当时，军国取济。又《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若此。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而乃达，又于国体实有虚损。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诚可惧也。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臣又闻前代明主，皆务怀远人，礼贤引滞。故汉高过赵，求乐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第三条说：我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靠粮食生活，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没有不努力劝勉农耕，充实仓库的。所以尧和汤时遇到水旱灾害，百姓没有面黄肌瘦的，是因为有准备，平时有积蓄。到了汉朝，因为百姓粮食少，就设立常平仓来供给；曹魏因为军队粮食缺乏，就实行屯田来供应。能够不匮乏于当时，军国得到接济。又《礼记》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不成其为国家。光武帝因为一亩地不丰收，就追究地方官的责任。圣人忧世重农，如此殷勤；明君体恤百姓劝勉农耕，这样恳切。近年山东发生饥荒，去年京城歉收，内外百姓外出就食，既荒废了产业，疲乏地到达，对国家体面也有损害。如果事先多积粮食，安稳地供给，哪里需要驱赶老弱到千里之外糊口呢？以今比古，实在可怕。我认为应该提取州郡常调粮食的九分之二，加上京城度支每年用度之余，各自设立官员，丰年买粮储存在仓库，荒年则加价两成卖给百姓。这样，百姓一定会努力种田来买官绢，又努力积蓄钱财来买官粮；丰收就常积，歉收就直接供给。另外设立农官，取州郡户口的十分之一作为屯田人，根据水陆条件，丈量土地亩数，用赃款赎金杂物余财买牛供给，让他们尽力耕作。一个成年男子耕田，每年责成缴纳六十斛，免除他们的正课和征戍杂役。实行这两件事，几年之内，粮食就会积累而人民充足，即使有灾害也不成祸害。我又听说前代明主，都致力于安抚远方的人，礼遇贤才，引进滞涩的人才。所以汉高祖经过赵国，寻求乐毅的后代；晋武帝平定天下，表彰吴蜀的才俊。我认为应该在河表七州的人中，选拔门第和才能，招引他们到京城，依照中州的官制，根据才能安排职位。一来可以推广圣朝均等新旧之义，二来可以安抚江汉地区归附有道之人的心情。
〔8〕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诰成王勿误于庶狱，斯皆君臣相诫，重刑之至也。今二圣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谳决之日，多从降恕，时不得已，必垂恻隐，虽前王之勤听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时，愚臣窃所未安。汉制，旧断狱报重，常尽季冬；至孝章时改尽十月，以育三微。后岁旱，论者以十月断狱，阴气微，阳气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书陈宠议：冬至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虫皆震，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三统之月，断狱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以起隆怒，不可谓宁；以行大刑，不可谓静。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断。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宽宥之情，每过于昔；遵时之宪，犹或阙然。岂所谓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也？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如此，则道协幽显，仁垂后昆矣。
第四条说：过去帝舜命令皋陶要谨慎用刑，周公告诫成王不要错判案件，这些都是君臣互相告诫，高度重视刑罚。现在两位圣上哀怜罪犯，大小案件都酌情处理，判决的时候，多从宽恕，不得已时，一定流露恻隐之心，即使前代君主勤于听讼、大赦天下，也不过如此。至于执行刑罚时违反时令，我私下感到不安。汉朝制度，旧时判决死刑，常在冬季的最后一个月；到孝章帝时改为在十月结束，以培育三微。后来发生旱灾，议论的人认为十月判决死刑，阴气微弱，阳气泄漏，因此导致旱灾。事情交给公卿讨论，尚书陈宠议论：冬至阳气开始萌生，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的应和，周朝以此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野鸡鸣叫、鸡孵蛋，殷朝以此为春；十三月阳气已到，蛰虫都震动，夏朝以此为春。三微显著，以通三统，三统的月份，判决死刑流血，是不符合天意的。《月令》：仲冬之月，身体要安宁，事情要安静。如果发怒，不能叫安宁；执行大刑，不能叫安静。章帝认为他说得好，最终在十月判决。现在京城和各地判决死刑，常在冬季最后一个月，不推究三正来培育三微。宽宥之情，常常超过过去；遵守时令的法规，还有欠缺。这难道是所谓助阳气生长、施奉微的仁政吗？确实应该远考周朝制度，近采汉朝制度，天下判决死刑，从初秋开始，到孟冬结束，不在三统的春季执行斩绞之刑。这样，就道合幽明，仁德流传后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