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祫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例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
我私下认为，明堂是用来沟通神灵、感应天地、推行教化、尊崇有德之人的。《孝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祭义》说：“在明堂祭祀，是教导诸侯孝道。”黄帝时叫合宫，尧时叫五府，舜时叫总章，发布政令、治理国家，由来已久了。《周官·考工记》说：“夏后氏的世室，堂的进深是二七（十四步），宽度是进深加四分之一。”郑玄注说：“进深十四步，宽度增加进深的四分之一，那么堂宽十七步半。”“殷人的重屋，堂的进深七寻，有四阿重屋。”郑玄说：“其进深七寻，宽九寻。”“周人的明堂，用九尺的筵来度量，南北七筵，有五室，每室二筵。”郑玄说：“这三种，有的举宗庙，有的举王寝，有的举明堂，互相说明，表明它们制度相同。”马融、王肃、干宝的注释，与郑玄也有不同，现在不详细列出。汉朝司徒马宫议论说：“夏后氏的世室，室比堂明显，所以命名为室。殷人的重屋，屋比堂明显，所以命名为屋。周人的明堂，堂比夏室大，所以命名为堂。夏后氏增加堂的宽度为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认为两序之间比夏后氏大七十二尺。”如果依据郑玄的说法，那么夏室大于周堂；如果依照马宫的说法，那么周堂大于夏室。后代帝王越来越文饰，周堂大是对的。但马宫所说，没有详细说明其义。这些都是距离圣人时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各家不同。郑玄注《玉藻》也说：“宗庙和路寝，与明堂制度相同。”《王制》说：“寝不超过庙。”说明大小相同。现在依照郑玄注，每室和堂，只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还有四尺多。如果以宗庙论，祫祭时，周人旅酬六尸，加上后稷共七尸，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计十一尸，三十六位神主，加上国君面向北在二丈的堂上行事，我愚笨想不出如何安排。如果以正寝论，照例要有朝宴。根据《燕礼》：“诸侯宴会，则宾客和卿大夫脱鞋升坐。”由此知道天子宴会，则三公九卿都必须升堂。《燕义》又说：“席，小卿次于上卿。”说都陪侍在席上。只限于二筵之间，怎么能行礼？如果以明堂论，总祭时，五帝各在其室。设置青帝的位子，必须在木室之内，稍微偏北面向西。太昊配享，坐在其西，靠近南边面向北。祖宗配享的，又在青帝之南，稍微退后向西。一丈八尺的室，神位有三个，加上簠簋笾豆，牛羊的俎，四海九州的美物都陈设，还需要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也太狭窄了。根据这些来说，近来的说法是不对的。
〔6〕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献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
考察刘向《别录》以及马宫、蔡邕等人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都是讲述古代明堂的事。这些书都已经亡佚，无法考证。现在的《明堂月令》，郑玄说是吕不韦所著，是《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礼家抄录合并为记。蔡邕、王肃说：“是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就是这个。各有证明，文字多不记载。束皙认为是夏朝时的书。”刘献说：“吕不韦聚集儒者，探寻圣王月令之事而记载下来。吕不韦怎么能独自写成这个记？”现在考察不能完全称为《周书》，也不能就认为是秦代典籍，其中混杂有虞、夏、殷、周的法度，都是圣王仁恕的政治。蔡邕详细作了章句，又论说：“明堂，是用来祭祀祖先以配享上帝的。夏后氏叫世室，殷人叫重屋，周人叫明堂。东边叫青阳，南边叫明堂，西边叫总章，北边叫玄堂，里面叫太室。圣人南面听政，面向光明而治理，人君的位置没有不正的。所以虽然有五个名称，但以明堂为主。制度的规模，各有依据。堂方一百四十四尺，是坤的策数；屋圆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是乾的策数。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是阴阳九六的变化，且圆盖方覆，是九六之道。八闼用来象征八卦，九室用来象征九州，十二宫用来对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用四户八牖乘以九宫之数。户都向外设而不关闭，表示天下没有隐藏。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分布在四方，象征四方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以对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征其五行。水阔二十四丈，象征二十四气，在外面象征四海。这是王者的大礼。”观察其模拟天地，取法阴阳，必定依据古文，意义不是凭空产生。现在如果只取《考工记》，不参考《月令》，青阳、总章的名号就不能称呼，九月享帝的礼就不能使用。汉代两京所建造的，与此说完全相同。
〔7〕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之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
建安之后，天下大乱，京城被焚烧，典章制度泯灭断绝。魏国三方未平定，没有听说兴建明堂。晋朝侍中裴頠议论说：“尊崇祖先配享上天，其义明确，但庙宇的制度，理据未分。应该直接建一座大殿，以尊崇严父的祭祀，其余杂碎的一概除去。”宋、齐以来，都遵循这个礼制。这是世上的通儒，当时没有思考的术数，前王盛大的事，于是不再施行。后魏在代都所建造的，出自李冲之手，三三相重，合成九室。屋檐不覆盖台基，房间之间通街，穿凿之处很多，最终没有可取之处。等到迁都洛阳，又加以营构，五室九室纷争，竟然没有建成，宗庙配享之事，于是没有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