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大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之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
谨按《续汉书·律历志》，汉元帝派韦玄成到乐府向京房询问，京房回答：“我跟从已故小黄令焦延寿学习。六十律相生的方法，以上生下，都是三生二，以下生上，都是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十二律就完成了。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就完成了。十二律的变化到六十，就像八卦的变化到六十四。冬至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是声气的根本，五音的正位。所以各统一日。其余依次运行，当日的各自为宫，而商徵等按类跟随。”京房又说：“竹管的声音不能以度数调音，所以制作准来定数。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有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对应黄钟的律九寸。中央一弦，下面画有分寸，作为六十律清浊的节度。”执始之类的名称，都是京房自己创造的。京房说从焦延寿那里受法，不知道焦延寿所承继的。到了元和年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府没有通晓六十律用准调音的人。所以待诏严崇把准法完整地教给他的儿子严宣，希望召严宣补为学官，主管调乐器。”大史丞弘测试严宣的十二律，其中两个正确，四个不正确，六个不知道是什么律，严宣于是被罢免。从此律家没有人能为准施弦。熹平年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询问准的用意。张光等人不知道，回去查阅旧藏，才得到那个器物，形制如京房书中所说，仍不能确定其弦的缓急，所以史官能辨别清浊的就此断绝了。可以相传的，只有大榷常数和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的方法，汉代已经不能实行。沈约《宋书·律志》说：“详细考察古典和当今音家，六十律无法用于音乐。”《礼》说“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说六十。《封禅书》说：“大帝让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如六十律作乐，即使能成也不采用。取的是“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意思。
〔16〕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悬，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考察《周官》说：“大司乐掌管成均之法。”郑众注说：“均，就是调。乐师主管调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是用黄钟为调，歌大吕，是用大吕为调。奏是指堂下四悬的乐器，歌是指堂上所唱的歌曲。但一次祭祀之间，都用两种调。”由此可知，根据宫音称调，其意义是一样的。说明六律六吕轮流作为宫音，各自为调。现在流行的音乐，用黄钟之宫，却以林钟为调，与古典相违背。晋内书监荀勖依照典记，用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的方法，制作了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对应黄钟，下徵对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对应大吕，下徵对应夷则。以外诸均，都是这样。然而现在所用的林钟，是荀勖的下徵之调。不取它的正声，先用它的下声，于理不通，所以必须改正。
〔17〕上甚善其义，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事在《音律志》。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事在《礼志》。上甚敬重之。
皇上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下诏让牛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校正审定新乐，此事记载在《音律志》中。此后讨论设置明堂，下诏让牛弘逐条上奏旧例，议论其得失，此事记载在《礼志》中。皇上非常敬重他。
〔18〕时杨素恃才矜贵，轻侮朝臣，唯见弘未当不改容自肃。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弘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怀。
当时杨素仗恃才华，矜持高贵，轻视侮辱朝臣，只有见到牛弘时，没有不改变脸色、自己严肃的。杨素将要出击突厥，到太常寺与牛弘告别。牛弘送杨素到中门就停了，杨素对牛弘说：“大将出征，所以来叙别，为什么送得这么近？”牛弘于是拱手行礼后退去。杨素笑着说：“奇章公可以说他的智慧可以赶得上，他的愚笨却是赶不上的。”也不放在心上。
〔19〕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仁寿二年，献皇后崩，三公已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高祖，高祖纳焉。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所有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
不久授予大将军，任命为吏部尚书。当时高祖又令牛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人，一起召集诸位儒生，论议新礼的降杀轻重。牛弘所提出的议论，众人都推服。仁寿二年，献皇后去世，三公以下不能确定其仪注。杨素对牛弘说：“您是旧学，为时贤所仰慕，今日之事，决定在您。”牛弘毫不推辞，片刻之间，仪注全部完备，都有根据。杨素感叹说：“衣冠礼乐，全在这里了，不是我所能比的！”牛弘认为三年之丧，祥禫都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的，没有象法，以此奏报高祖，高祖采纳了。下诏废除期练之礼，从牛弘开始。牛弘在吏部，选举时先德行而后文才，务求审慎。虽然导致停缓，但所有进用的人，大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敏，清正谨慎绝伦，然而爽朗俊秀有余，形迹似有轻薄，当时宰辅多因此怀疑他。只有牛弘深深了解他的真实，推心置腹地委任他。隋朝的选举，在此时最为得人。当时舆论更加佩服牛弘见识度量之远。
〔20〕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为右光禄大夫。从拜恒岳，坛场珪币，墠畤牲牢，并弘所定。还下太行，炀帝尝引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其礼遇亲重如此。弘谓其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孙，宜以诚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从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于江都郡，时年六十六。帝伤惜之，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
隋炀帝在东宫做太子时，多次有诗书送给牛弘，牛弘也有答诗。等到继位之后，曾赐给牛弘诗说：“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那些一同被赐诗的人，至于文词赞扬，没有比牛弘更美的。大业二年，晋升上大将军。三年，改任右光禄大夫。跟随炀帝祭祀恒山，坛场珪币、墠畤牲牢，都是牛弘所制定。回来下太行山，炀帝曾把他引入内帐，对着皇后赐给他同席饮食。其礼遇亲近尊重如此。牛弘对他的儿子们说：“我受到非常之遇，荷恩深重。你们这些子孙，应该以诚敬自立，以报答恩遇之隆。”大业六年，跟随炀帝巡幸江都。同年十一月，在江都郡去世，当时六十六岁。皇帝悲伤惋惜，赠予很丰厚。归葬安定，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号宪。
〔21〕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上尝令其宣敕，弘至阶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曰：“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愈称其质直。大业之世，委遇弥隆。性宽厚，笃志于学，虽职务繁杂，书不释手。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矣。”弘闻之，无所怪问，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其宽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于世。
牛弘在当时荣宠无比，但车马服饰卑下俭朴，事奉皇上尽礼，对待下属仁爱，言语迟钝而行动敏捷。皇上曾让他宣读诏敕，牛弘到了台阶下，说不出话，退回来拜谢说：“全都忘了。”皇上说：“传话是小辩才，本来就不是宰臣的职责。”更加称赞他质朴正直。大业年间，委任待遇更加隆重。性格宽厚，专心于学问，虽然职务繁杂，但书不离手。隋朝旧臣中，始终被信任，没有遭遇灾祸的，只有牛弘一人而已。有个弟弟叫牛弼，好酒而且酗酒，曾因醉，射杀了牛弘驾车的牛。牛弘回到宅子，他的妻子迎上去对他说：“小叔子射杀了牛。”牛弘听了，没有责怪询问，直接回答说：“做肉干。”坐定后，他妻子又说：“小叔子忽然射杀牛，真是怪事！”牛弘说：“已经知道了。”脸色自如，读书不停。他就是这样宽厚平和。有文集十三卷流传于世。
〔22〕长子方大，亦有学业，官至内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险无人心，从幸江都，与裴虔通等同谋弑逆，事见《司马德勘传》。
大儿子方大，也有学业，官做到内史舍人。二儿子方裕，性格凶险没有人性，跟随炀帝巡幸江都，与裴虔通等人同谋弑君叛逆，事情见于《司马德勘传》。
〔23〕史臣曰：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绸缪省闼，三十余年，夷险不渝，始终无际。虽开物成务，非其所长，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浊，可谓大雅君子矣。子实不才，崇基不构，干纪犯义，以坠家风，惜哉！
史臣说：牛弘酷爱古籍，学问优长而出仕，有淡泊高雅的风范，胸怀旷达的度量，采集百王的损益，成就一代的典章制度，汉朝的叔孙通，也不能超过他。他在朝廷任职三十多年，无论平安还是危险都不改变，始终没有界限。虽然开创事业、成就政务不是他的长处，但澄清他不会清，搅浑他不会浊，可以说是大雅君子了。他的儿子实在没有才能，高大的基业不能构建，触犯纲纪道义，以致败坏家风，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