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天监三年，左丞吴操之启称：“《传》云‘启蛰而郊’，郊应立春之后。”尚书左丞何佟之议：“今之郊祭，是报昔岁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岁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后。周冬至于圆丘，大报天也。夏正又郊，以祈农事，故有启蛰之说。自晋太始二年，并圆丘、方泽同于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礼兼祈报，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圆丘自是祭天，先农即是祈谷。但就阳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阳气起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谷时可依古，必须启蛰。在一郊坛，分为二祭。”自是冬至谓之祀天，启蛰名为祈谷。何佟之又启：“案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画幂，备其文饰，施之宗庙。今南北二郊，《仪注》有课，既乖尚质，谓宜革变。”博士明山宾议，以为：“《表记》‘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盖明堂之祼耳。郊不应祼。”帝从之。又有司以为祀竟，器席相承还库，请依典烧埋之。佟之等议：“案《礼》‘祭器弊则埋之’。今一用便埋，费而乖典。”帝曰：“荐藉轻物，陶匏贱器，方还付库，容复秽恶。但敝则埋之，盖谓四时祭器耳。”自是从有司议，烧埋之。四年，佟之云：“《周礼》‘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称神，地不称祇，天攒题宜曰皇天座，地欑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帝并从之。五年，明山宾称：“伏寻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顷代以来，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诏更详议。山宾以为二仪并尊，三朝庆始，同以此日二郊为允。并请迎五帝于郊，皆以始祖配飨。及郊庙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灵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诏并依议。六年，议者以为北郊有岳镇海渎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为烦重。仪曹郎朱异议曰：“望是不即之名，岂容局于星海，拘于岳渎？”明山宾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传》曰‘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设岳镇海渎，又立四望，窃谓烦黩，宜省。”徐勉曰：“岳渎是山川之宗。至于望祀之义，不止于岳渎也。若省四望，于义为非。”议久不能决。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复下其议。于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钟山、白石，既土地所在，并留如故。七年，帝以一献为质，三献则文，事天之道，理不应然，诏下详议。博士陆玮、明山宾、礼官司马褧以为“宗祧三献，义兼臣下，上天之礼，主在帝王，约理申义，一献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始省太慰亚献，光禄终献。又太常丞王僧崇称：“五祀位在北郊，圆丘不宜重设。”帝曰：“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宜两从。”僧崇又曰：“风伯、雨师，即箕、毕星矣。而今南郊祀箕、毕二星，复祭风师、雨师，恐乖祀典。”帝曰：“箕、毕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风师、雨师自是箕、毕星下隶。两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柒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坛下众神之座，悉以白茅，诏下详议。八座奏：“《礼》云‘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则知郊祭为俎，理不应柒。又藉用白茅，礼无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俎，则知郊有俎义。”于是改用素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槁荐，并以素俎。又帝曰：“《礼》‘祭月于坎’，良由月是阴义。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礼》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并是别祭，不关在郊，故得各从阴阳而立坛坎。兆于南郊，就阳之义，居于北郊，就阴之义。既云就阳，义与阴异。星月与祭，理不为坎。”八座奏曰：“五帝之义，不应居坎。良由齐代圆丘小而且峻，边无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请五帝座悉于坛上，外壝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悉停为坎。”自是南北二郊，悉无坎位矣。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宝俱是天帝，于坛则尊，于下则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不烦重设。又郊祀二十八宿而无十二辰，于义阙然。于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与二十八宿各于其方而为坛。
天监三年，左丞吴操之启奏说：“《左传》说‘惊蛰时举行郊祭’，郊祭应当在立春之后。”尚书左丞何佟之议论说：“现在的郊祭，是报答去年的功劳，并祈求今年的福祉。所以取岁首的上辛日，不拘泥于立春的先后。周朝在冬至于圆丘祭祀，是隆重报答上天。夏正又举行郊祭，以祈求农事，所以有惊蛰的说法。自从晋朝太始二年，将圆丘、方泽合并到南北二郊。因此知道现在的郊祭礼，兼有祈求与报答，不能局限于一种途径。”皇帝说：“圆丘自然是祭天，先农是祈谷。只是就阳的位置，所以设在郊外。冬至之夜，阳气从甲子日开始兴起，既然祭祀昊天，应当在冬至。祈谷时可以依照古制，必须到惊蛰。在一个郊坛上，分为两次祭祀。”从此冬至称为祀天，惊蛰称为祈谷。何佟之又启奏：“按，郁鬯酒盛放在六彝中，覆盖画有花纹的巾，具备文饰，用于宗庙。现在南北二郊，《仪注》中有灌酒，已经违背了崇尚质朴的原则，应当革除改变。”博士明山宾议论说：“《表记》说‘天子亲自耕种，用黍稷和郁鬯供奉上帝’，这是明堂的灌祭。郊祭不应灌酒。”皇帝听从了。又有官员认为祭祀结束后，祭器和席子按惯例送回库房，请求依照典制烧掉或埋掉。何佟之等人议论说：“按《礼》‘祭器坏了就埋掉’。现在一用就埋，浪费且违背典制。”皇帝说：“垫席是轻物，陶匏是贱器，正要送回库房，恐怕会弄脏。但坏了就埋掉，说的是四时祭器。”于是听从官员的建议，烧掉或埋掉。四年，何佟之说：“《周礼》说‘天称为神，地称为祇’。现在天不称神，地不称祇，天神的牌位应当叫皇天座，地神的牌位应当叫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质，是阳气所宜。北郊用上和香，因为地与人亲近，应当加入杂香。”皇帝都听从了。五年，明山宾说：“我寻思圣旨，周朝在子月祀天，五月祭地。殷朝在丑月祀天，六月祭地。夏朝在寅月祀天，七月祭地。自近代以来，南北二郊都用夏正。”皇帝下诏令详细议论。明山宾认为天地并尊，三朝（正月初一）庆祝开始，同在这一天举行二郊是合适的。并请求在郊迎五帝，都以始祖配享。至于郊庙受福，只有皇帝再拜，表明神灵降福，臣下不敢相同。皇帝下诏全部依从。六年，议论者认为北郊有岳镇海渎的座位，又有四望的座位，怀疑是烦琐重复。仪曹郎朱异议说：“望是不直接祭祀的名称，岂能局限于星海，拘泥于岳渎？”明山宾说：“《舜典》说‘望祭山川’。《春秋传》说‘江、汉、沮、漳，是楚国的望祭’。现在北郊设置岳镇海渎，又设立四望，我私下认为烦琐亵渎，应当省去。”徐勉说：“岳渎是山川的首领。至于望祭的意义，不止于岳渎。如果省去四望，在义理上不对。”议论很久不能决断。到十六年，北郊有祭祀，皇帝再次下诏议论。于是八座上奏省去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位。其中的钟山、白石，因为是本地山川，一并保留如故。七年，皇帝认为一献是质朴，三献是文饰，事奉天道的道理，不应当如此，下诏详细议论。博士陆玮、明山宾、礼官司马褧认为“宗庙三献，义理兼及臣下，上天的礼仪，主要在于帝王，约简道理申明义理，一献是合适的”。从此天地祭祀都只用一献，开始省去太尉亚献、光禄终献。又太常丞王僧崇说：“五祀的位在北郊，圆丘不应重复设置。”皇帝说：“五行之气，天地都有，所以应当两处都从。”王僧崇又说：“风伯、雨师，就是箕星、毕星。现在南郊祭祀箕、毕二星，又祭祀风师、雨师，恐怕违背祀典。”皇帝说：“箕、毕本是二十八宿的名称，风师、雨师本是箕、毕星下的隶属。两处祭祀没有妨碍。”十一年，太祝呈报，北郊只有一海，而且二郊相沿用漆俎盛牲肉，素案承玉。又规定南北二郊坛下众神座位，都用白茅，下诏详细议论。八座上奏：“《礼》说‘观看天下万物，没有可以匹配其德的’，所以知道郊祭用的俎，按理不应漆饰。又用白茅铺垫，礼中没有出处。皇天大帝的座位既然用俎，就知道郊祭有俎的义理。”于是改用素俎，并在北郊设置四海座位。五帝以下，都用蒲席和草垫，并用素俎。又皇帝说：“《礼》说‘祭月在坎中’，确实因为月是阴的属性。现在五帝是天神，却居于坎中。又《礼》说‘祭日在坛上，祭月在坎中’，都是另外的祭祀，不关联于郊祭，所以能够各自依从阴阳设立坛和坎。卜兆在南郊，是就阳之义；居于北郊，是就阴之义。既然说就阳，义理与阴不同。星月与祭祀，按理不应设坎。”八座上奏说：“五帝的义理，不应居于坎中。确实因为齐代圆丘小而陡峻，旁边没有安神的地方。现在丘形已经很大，容易安置。请将五帝座位全部放在坛上，外壝的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位，全部停止设坎。”从此南北二郊，都没有坎位了。十七年，皇帝认为灵威仰、魄宝都是天帝，在坛上就尊贵，在坛下就卑下。而且南郊所祭的天皇，其五帝另有明堂的祭祀，不必重复设置。又郊祀二十八宿而没有十二辰，在义理上有所缺失。于是南郊开始除去五帝祭祀，增加十二辰座位，与二十八宿各在其方位设立坛。
〔6〕陈制，亦以间岁。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于南北二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禅，修南郊，圆坛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广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余准梁之旧。北郊为坛，高一丈五尺，广八丈，以皇妣昭后配，从祀亦准梁旧。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天。太中大夫、领大著作、摄太常卿许享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数五，地数五，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内，并祭五祀。臣按《周礼》：‘以血祭社稷五祀。’郑玄云：‘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隶于地，故与埋沈副辜同为阴祀。既非烟柴，无关阳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圆丘不宜重设。”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议，箕、毕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风师、雨师自是箕、毕下隶，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两祭之。臣案《周礼》大宗伯之职云：‘槱燎祀司中、司令、风师、雨师。’郑众云：‘风师，箕也；雨师，毕也。’《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如此则风伯、雨师即箕、毕星矣。而今南郊祀箕、毕二星，复祭风伯、雨师，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设星位，任即除之。”享又奏曰：“《梁仪注》曰：‘一献为质，三献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献。’臣案《周礼》司樽所言，三献施于宗祧，而郑注‘一献施于群小祀’。今用小祀之礼施于天神大帝，梁武此义为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于质文，拜献之礼，主于虔敬。今请凡郊丘祀事，准于宗祧，三献为允。”制曰：“依议。”废帝光大中，又以昭后配北郊。及宣帝即位，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议增广。久而不决。至太建十一年，尚书祠部郎王元规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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