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虞之时，祭天之属为天礼，祭地之属为地礼，祭宗庙之属为人礼。故《书》云命伯夷典朕三礼，所以弥纶天地，经纬阴阳，辨幽赜而洞几深，通百神而节万事。殷因于夏，有所损益，旁垂祗训，以劝生灵。商辛无道，雅章湮灭。周公救乱，弘制斯文，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弑后，迁周削弱，礼失乐微，风凋俗敝。仲尼预蜡宾而叹曰：“丘有志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于是缉礼兴乐，欲救时弊。君弃不顾，道郁不行。故败国丧家亡人，必先废其礼。昭公娶孟子而讳姓，杨侯窃女色而伤人，故曰婚姻之礼废，则淫僻之罪多矣。群饮而逸，不知其邮，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矣。鲁侯逆五庙之祀，汉帝罢三年之制，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矣。诸侯下堂于天子，五伯召君于河阳，朝聘之礼废，则侵陵之渐起矣。秦氏以战胜之威，并吞九国，尽收其仪礼，归之咸阳。唯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至于退让起于趋步，忠孝成于动止，华叶靡举，鸿纤并摈。甚刍狗之弃路，若章甫之游越，儒林道尽，《诗》《礼》为烟。汉高祖既平秦乱，初诛项羽，放赏元勋，未遑朝制。群臣饮酒争功，或拔剑击柱，高祖患之。叔孙通言曰：“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于是请起朝仪而许焉，犹曰：“度吾能行者为之。”微习礼容，皆知顺轨。若祖述文武，宪章洙泗，则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兴典制而爱方术，至于鬼神之祭，流宕不归。世祖中兴，明皇纂位，祀明堂，袭冠冕，登灵台，望云物，得其时制，百姓悦之。而朝廷宪章，其来已旧，或得之于升平之运，或失之于凶荒之年。而世载遐邈，风流讹舛，必有人情，将移礼意，殷周所以异轨，秦汉于焉改辙。至于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譬山祗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沧溟，饰以涓尘，不贻伊败。而高堂生于所传《士礼》亦谓之仪，弘畅人情，粉饰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称当世之美，自有周旋之节。黄初之详定朝仪，太始之削除乖谬，则《宋书》言之备矣。
在唐尧、虞舜的时代，祭祀天神的事属于天礼，祭祀地神的事属于地礼，祭祀宗庙的事属于人礼。所以《尚书》说任命伯夷掌管我的三礼，用来包含天地，统理阴阳，辨别深奥玄妙之处而洞察隐微，贯通百神而节制万事。商朝沿袭夏朝，有所增减，广泛流传恭敬的训诫，来劝勉百姓。商纣王无道，雅乐篇章被毁灭。周公拯救乱世，大力制定礼乐制度，用吉礼来敬奉鬼神，用凶礼来哀悼邦国，用宾礼来亲近宾客，用军礼来讨伐不敬，用嘉礼来合和婚姻，称之为五礼。所以说“礼经有三百，威仪有三千，没有进入屋子却不经过门的”。周成王、周康王遵循这些礼制，刑法就搁置不用了。自从犬戎杀死周幽王后，东迁的周朝衰落削弱，礼乐丧失衰微，风气败坏习俗凋敝。孔子参与年终祭祀的宾客而叹息说：“我孔丘有志啊，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没有不谨慎于礼的。”于是整理礼乐，想要挽救时弊。君主不加理睬，大道被阻塞不能推行。所以败国、丧家、亡人，必定先废除其礼。鲁昭公娶了同姓的孟子而隐瞒姓氏，杨侯窃取女色而伤人，所以说婚姻的礼废了，那么淫邪放纵的罪就多了。众人饮酒而放纵，不知道他们的过错，乡饮酒的礼废了，那么争斗的官司就多了。鲁侯违背五庙的祭祀，汉帝废除三年的服丧制度，丧祭的礼废了，那么骨肉之间的恩情就薄了。诸侯降低身份对待天子，五霸在河阳召见周天子，朝聘的礼废了，那么侵犯欺凌的苗头就起来了。秦朝凭借战胜的威势，吞并九国，全部收取他们的礼仪，集中到咸阳。只采取其中尊崇君主、抑制臣子的部分，作为当时所用。至于退让产生于步履，忠孝形成于举止，精细的礼节都不采用，大小礼仪都被抛弃。就像草狗被丢弃在路上，又像殷冠在越地游荡，儒林之道断绝，《诗经》《礼记》化为灰烟。汉高祖平定秦朝之乱后，刚刚诛杀项羽，封赏元勋，没有空闲制定朝廷制度。群臣喝酒争功，有的拔剑击柱，高祖很担忧。叔孙通说：“儒者难以和他们进取，但可以和他们守住成果。”于是请求制定朝仪，高祖同意了，还说：“估量我能做到的来制定。”稍微练习礼仪容止，都知道遵守规矩。至于效法周文王、周武王，遵循孔子的礼教，那实在是因为没有空闲，自己畏惧罢了。汉武帝兴修典制而喜爱方术，至于鬼神的祭祀，流荡不返。汉光武帝中兴，汉明帝继位，祭祀明堂，穿戴冠冕，登上灵台，观测云气，符合时令制度，百姓很高兴。而朝廷的典章制度，由来已久，有的在太平盛世得到，有的在凶荒之年失去。而且世代久远，风气流传出现错误，必定有人情因素，将改变礼的意义，殷周所以不同，秦汉因此改道。至于增加风俗的光辉，广泛树立堤防，没有礼的威严，又怎么能崇尚呢！就像山神有嵩山、泰山，海神有大海，用细小的尘芥来装饰，不会导致失败。而高堂生所传的《士礼》也叫做仪，弘扬人情，粉饰行为。到了西汉以后，用来作为裁断标准，都称赞当世的美好，自然有周旋的礼节。魏文帝黄初年间详细制定朝仪，晋武帝太始年间削除乖谬，这些在《宋书》中说得完备了。
〔2〕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瑁，嘉礼则司马褧。帝又命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参详。陈武克平建业，多准梁旧，仍诏尚书左丞江德藻、员外散骑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书舍人刘师知等，或因行事，随时取舍。后齐则左仆射阳休之、度支尚书元修伯、鸿胪卿王晞、国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则苏绰、户辩、宇文弼，并习于仪礼者也，平章国典，以为时用。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梁武帝开始命令众多儒生，编撰成重大的典制。吉礼由明山宾负责，凶礼由严植之负责，军礼由陆琏负责，宾礼由贺瑁负责，嘉礼由司马褧负责。皇帝又命令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人，都参与详细审定。陈武帝攻占平定建业后，大多沿用梁朝的旧制，又下诏让尚书左丞江德藻、员外散骑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书舍人刘师知等人，有时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取舍。后齐则有左仆射阳休之、度支尚书元修伯、鸿胪卿王晞、国子博士熊安生，在北周则有苏绰、卢辩、宇文弼，他们都是熟悉礼仪的人，商讨国家典制，以适合当时使用。隋高祖命令牛弘、辛彦之等人采集梁朝和北齐的《仪注》，编撰成五礼。
〔3〕《礼》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荡六籍以为煨烬，祭天之礼残缺，儒者各守其所见物而为之义焉。一云：祭天之数，终岁有九，祭地之数，一岁有二，圆丘、方泽，三年一行。若圆丘、方泽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圆丘之祭，终岁有八；地不通方泽之祭，终岁有一。此则郑学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无五精之帝。而一天岁二祭，坛位唯一。圆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圆丘。日南至，于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农事，谓之二祭，无别天也。五时迎气，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属，非祭天也。天称皇天，亦称上帝，亦直称帝。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但不得称天。故五时迎气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则王学之所宗也。梁、陈以降，以迄于隋，议者各宗所师，故郊丘互有变易。
《礼记》说：“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先，所以用祖先配享上帝。”秦朝人焚毁六经化为灰烬，祭天的礼仪残缺不全，儒生们各自坚守自己所见到的说法而赋予其意义。一种说法是：祭天的次数，一年有九次，祭地的次数，一年有两次，圆丘、方泽每三年举行一次。如果是在圆丘、方泽的年份，祭天九次，祭地两次。如果天不通过圆丘祭祀，一年有八次；地不通过方泽祭祀，一年有一次。这是郑玄学派所宗奉的。另一种说法是：“只有昊天上帝，没有五精之帝。而且一天一年祭祀两次，坛位只有一个。圆丘的祭祀就是南郊，南郊的祭祀就是圆丘。冬至那天，在坛上祭天，春天又一次祭祀，用来祈求农事，称为二祭，没有别的天。五时迎气，都是祭祀五行的人帝太皞之类，不是祭天。天称为皇天，也称为上帝，或者直接称帝。五行人帝也可以称为上帝，但不能称为天。所以五时迎气以及文王、武王配享明堂，都是祭祀人帝，不是祭天。”这是王肃学派所宗奉的。从梁、陈以下，一直到隋朝，议论者各自宗奉自己的老师，所以郊丘的礼制互相有变化。
〔4〕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门。常与北郊间岁。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礼以苍璧制币。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风伯、司空、雷电、雨师，皆从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余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稿秸。太史设柴坛于丙地。皇帝斋于万寿殿，乘玉辂，备大驾以行礼。礼毕，变服通天冠而还。北郊，为方坛于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为壝再重。与南郊间岁。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礼以黄琮制币。五官之神、先农、五岳、沂山、岳山、白石山、霍山、无闾山、蒋山、四海、四渎、松江、会稽江、钱塘江、四望，皆从祀。太史设埋坎于壬地焉。
梁朝南郊，建造圆坛，在国都的南边。坛高两丈七尺，上口直径十一丈，下口直径十八丈。坛外有两层围墙，四个门。通常与北郊隔年举行。正月上辛日行礼，用一头特选的牛，在坛上祭祀天皇上帝之神，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享。礼仪用青色玉璧和帛。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太阳、月亮、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风伯、司空、雷电、雨师，都从祀。其中二十八宿和雨师等神座有坑坎，五帝也是如此，其余都在平地上。祭器用陶器和葫芦，席子用稻草秸。太史在丙地设置柴坛。皇帝在万寿殿斋戒，乘坐玉辂，配备大驾去行礼。礼毕，换穿通天冠返回。北郊，在北郊建造方坛。坛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台阶。坛外有两层围墙。与南郊隔年举行。正月上辛日，用一头特选的牛，在坛上祭祀后地之神，以德后配享。礼仪用黄色玉琮和帛。五官之神、先农、五岳、沂山、岳山、白石山、霍山、无闾山、蒋山、四海、四渎、松江、会稽江、钱塘江、四望，都从祀。太史在壬地设置埋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