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论曰：隋文肇基王业，刘昉实启其谋，于时当轴执钧，物无异论。不能忘身急病，以义断恩，方乃虑难求全，偷安怀禄。其在周也，靡忠贞之节；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诚。非义掩其前功，蓄怨兴其后衅，而望不陷刑辟，保贵全生，难矣。柳裘、皇甫绩，因人成事，好乱乐祸，大运光启，并参枢要。斯固在人欲其悦己，在我欲其骂人，理自然也。晏婴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于昉等见之矣。郭衍，文皇缔构之始，当爪牙之寄；炀帝经纶之际，参心膂之谋。而如脂如韦，以水济水，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功虽居多，名不见重。然则立身行道，可不慎欤！语曰：“无为权首，将受其咎。”又曰：“无始祸，无兆乱。”夫忠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托足邪径，又不得其人者欤！张衡夺宗之计，实兆其谋，夫动不以顺，能无及于此也？杨汪以学业自许，其终不令，惜乎！裴蕴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灭亡之祸，其可免乎！袁充少在江东，初以警悟见许，委质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时幸，干进附入，变动星占，谬增晷景，厚诬天道，乱常侮众。刑兹勿舍，其在斯乎！李雄斯言为玷，取讥夷翟，以乱从乱，何救诛夷。
史官评论说：隋文帝开创帝王基业的时候，刘昉实际是出谋划策的人。当时他大权在握，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不能忘掉自身私利、为国事操劳，用道义来决断私人感情，反而考虑如何保全自己，贪图安逸、留恋俸禄。他在北周的时候，没有表现出忠贞的节操；他侍奉隋朝的时候，也缺乏竭尽忠诚的诚意。不道义的行为掩盖了他先前的功劳，积累的怨恨后来又引发了祸端，这样还想不陷入刑罚，保住富贵和性命，太难了。柳裘和皇甫绩，依靠别人成就自己的事情，喜欢战乱、幸灾乐祸，在国运昌盛的时候，都参与了朝廷的重要职位。这本来就是别人希望他取悦自己，在我这里希望他骂别人，道理自然是这样的。晏婴有句话说：“一心一意可以侍奉一百个君主，三心二意连一个君主也侍奉不了。”在刘昉这班人身上就得到了验证。郭衍，在隋文帝开创国家的初期，被委以心腹爪牙的重任；在隋炀帝经营国家的时候，参与重要的谋略。但他像油脂和软皮一样圆滑，像水帮水一样随声附和，君主说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君主说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功劳虽然很多，名声却不被看重。这样看来，立身处世、践行道义，怎么能不谨慎呢！古语说：“不要做开启祸端的人，否则会受到祸害。”又说：“不要开始祸乱，不要预兆动乱。”忠诚是美德，但是如果所效忠的对象不对，尚且不可以，更何况是投靠邪路，又找错了人呢！张衡夺取太子的计策，实际是开了这个头，行动不按正道，能不落到这种下场吗？杨汪以自己的学问自夸，但他的结局并不好，可惜啊！裴蕴一向心怀奸诈，善于附会，作威作福，只看重利益，灭亡的灾祸哪里能避免呢！袁充年轻时在江东，最初因为聪明机警被人们赞许，后来投靠了隋朝，又凭借天象自夸，追求当时的宠幸，钻营进取，随意改动星象占卜，错误地增加日影的长度，严重诬蔑天道，扰乱常规、欺侮众人。刑罚不饶恕他，也正是这个原因吧！李雄的话成了污点，招致了夷狄的嘲笑，用乱行跟随乱政，怎么能挽救被诛灭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