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时济南尹梁肃言，犯徒者当免杖。朝廷以为今法已轻于古，恐滋奸恶，不从。尝诏宰臣，朝廷每岁再遣审录官，本以为民伸冤滞也，而所遣多不尽心，但文具而已。审录之官，非止理问重刑，凡诉讼案牍，皆当阅实是非，囚徒不应囚系则当释放，官吏之罪即以状闻，失纠察者严加惩断，不以赎论。又以监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辄受讼牒，为不称职，笞之五十。又谓宰臣曰：“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参知政事移剌道对曰：“在法，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弛慢也。”罢朝，御批送尚书省曰：“凡法寺断重轻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但以卿等所见不一，至于再三批送，其议定奏者书奏牍亦不下旬日，以致事多滞留，自今当勿复尔。”又曰：“故广宁尹高桢为政尚猛，虽小过，有杖而杀之者。即罪至于死而情或可恕，犹当念之，况其小过者乎？人之性命安可轻哉！”上以正隆《续降制书》多任己意，伤于苛察。而与皇统之《制》并用，是非淆乱，莫知适从，奸吏因得上下其手。遂置局，命大理卿移剌慥总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乃以皇统、正隆之《制》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后《续行条理》，伦其轻重，删繁正失。制有阙者以律文足之。制、律俱阙及疑而不能决者，则取旨画定。《军前权宜条理》内有可以常行者亦为定法，余未应者亦别为一部存之。参以近所定徒杖减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条》为名，诏颁行焉。
当时济南尹梁肃进言，说犯徒刑的人应当免除杖刑。朝廷认为现在的法律已经比古代轻了，恐怕会助长奸恶，没有听从。曾经下诏给宰臣，说朝廷每年两次派遣审录官，本意是为百姓伸冤理滞，但所派的人多不尽心，只是走形式而已。审录官不只是审理重刑案件，凡是诉讼案卷，都应当审核是非，囚犯不应被关押的就要释放，官吏的罪行要立即上报，失于纠察的要严加惩处，不准用赎刑。又因为监察御史考察东北路官吏，擅自接受诉讼文书，被认为不称职，处以笞刑五十。又对宰臣说：“近来听说大理寺断案，即使没有疑问的也要经过十天半月，为什么？”参知政事移剌道回答说：“按法律规定，判决死囚不超过七天，徒刑五天，杖罪三天。”皇上说：“法律有期限，却总是违反，是懈怠松弛。”退朝后，御笔批送尚书省说：“凡是法寺判决轻重罪各有期限，法官只要犯法都要被实际处罚，岂敢有违。只是因为你们意见不一，导致再三批送，那些议定上奏的写成奏章也不下十天，以致事情多滞留，从今以后不要再这样。”又说：“原广宁尹高桢为政崇尚猛厉，即使小过，也有杖打致死的。即使罪该处死而情有可恕，还应当考虑，何况那些小过呢？人的性命怎么可以轻视！”皇上认为正隆年间的《续降制书》多凭个人意志，过于苛细。而与皇统年间的《制》并用，是非混乱，不知该依从哪个，奸吏因此得以上下其手。于是设置修定局，命大理卿移剌慥总管朝廷内外通晓法律的人共同校正。于是以皇统、正隆的《制》以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后来的《续行条理》，比较其轻重，删去繁琐，纠正错误。制令有缺失的用律文补充。制令和律文都缺失以及有疑问不能决断的，则取旨裁定。《军前权宜条理》内可以长期施行的也作为定法，其余不合适的另外编为一部保存。参考近来所定的徒刑杖刑减半的法令，共校定一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条》为名，下诏颁行。
〔4〕二十年，上见有蹂践禾稼者，谓宰相曰：“今后有践民田者杖六十，盗人谷者杖八十，并偿其直。”二十一年，尚书省奏：“巩州民马俊妻安姐与管卓奸，俊以斧击杀之，罪当死。”上曰：“可减死一等，以戒败风俗者。”二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凡尚书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断便可闻奏。如乌古论公说事，近取观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断，再送司直披详，又送阖寺参详，反覆三次，妄生情见，不得结绝。朕以国政不宜滞留，昨虽炙艾六百炷，未尝一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次送寺，阖寺披详，荀有情见即具以闻，毋使滞留也。”二十三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尚书省奏招讨司官及秃里乞取本部财物制，上曰：“远人止可矜恤，若进贡不阙，更以兵邀之，强取财物，与盗何异？且或因而生事，何可不惩。”又曰：“朕所行制条，皆臣下所奏行者，天下事多，人力有限，岂能一一尽之。必因一事奏闻，方知有所窒碍，随即更定。今有圣旨、条理，复有制条，是使奸吏得以轻重也。”大兴府民赵无事带酒乱言，父千捕告，法当死。上曰：“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可特减死一等。”武器署丞奕、直长骨赧坐受草畔子财，奕杖八十，骨赧笞二十，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罚俸一月。上曰：“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上以法寺断狱，以汉字译女直字，会法又复各出情见，妄生穿凿，徒致稽缓，遂诏罢情见。二十五年二月，上以妇人在囚，输作不便，而杖不分决，与杀无异，遂命免死输作者，决杖二百而免输作，以臀、背分决。时后族有犯罪者，尚书省引“八议”奏，上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亲者犯而从减，是使之恃此而横恣也。昔汉文诛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时，后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尝犯大辟，朕未尝宥。今乃宥之，是开后世轻重出入之门也。”宰臣曰：“古所以议亲，尊天子，别庶人也。”上曰：“外家自异于宗室，汉外戚权太重，至移国祚，朕所以不令诸王、公主有权也。夫有功于国，议勋可也。至若议贤，既曰贤矣，肯犯法乎？脱或缘坐，则固当减请也。”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及与皇家无服者、及贤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议。上谓宰臣曰：“法有伦而不伦者，其改定之。”监察御史陶钧以携妓游北苑，歌饮池岛间，迫近殿廷，提控官石玠闻而发之。钧令其友阎恕属玠得缓。既而事觉，法司奏，当徒二年半。诏以钧耳目之官，携妓入禁苑，无上下之分，杖六十，玠、恕皆坐之。二十八年，上以制条拘于旧律，间有难解之词，命删修明白，使人皆晓之。
二十年，皇上看到有践踏庄稼的人，对宰相说：“今后有践踏百姓田地的杖六十，偷盗别人谷物的杖八十，并赔偿其价值。”二十一年，尚书省上奏：“巩州百姓马俊的妻子安姐与管卓通奸，马俊用斧头打死他们，罪当处死。”皇上说：“可减死一等，以惩戒败坏风俗的人。”二十二年，皇上对宰臣说：“凡是尚书省送交大理寺的文书，一经判决便可上奏。比如乌古论公说的那件事，近来取来观看，起初送法寺依法裁断，第二次送司直披阅详审，又送到全寺参详，反复三次，妄自生出看法，不能结案。朕认为国政不宜滞留，昨天虽然灸了六百炷艾，也未尝一天不坐朝，想让你们知道勤政。从今以后可只一次送寺，全寺披阅详审，如果有看法就详细上奏，不要使滞留。”二十三年，尚书省上奏：“益都百姓范德七十六岁，被刘祐殴打致死。刘祐依法当死，因为刘祐父母都七十多岁，家中没有侍丁，向上请示。”皇上说：“范德与刘祐父母年龄相当，自然应当像父母一样对待，至于殴打致死，难以考虑减刑，按法律论处。”尚书省上奏招讨司官及秃里索取本部财物的法令，皇上说：“远方之人只可怜悯抚恤，如果进贡不缺，还要用兵拦阻，强取财物，与盗贼有什么不同？而且或许因此生事，怎能不惩罚。”又说：“朕所施行的制条，都是臣下所奏请施行的，天下事多，人力有限，怎能一一详尽。必须因一件事上奏闻，才知道有窒碍，随即更改。如今有圣旨、条理，还有制条，这使奸吏得以轻重其手。”大兴府百姓赵无事带酒说胡话，其父赵千告发逮捕，依法当死。皇上说：“作为父亲不怜惜儿子而告发逮捕，他如此正直，是别人很难做到的。可特别减死一等。”武器署丞奕、直长骨赧因接受草畔子财物，奕杖八十，骨赧笞二十，监察御史梁襄等因失于纠察罚俸一个月。皇上说：“监察是君主的耳目。事情由朕发起，还要监察干什么？”皇上因为法寺断案，用汉字翻译女真字，会审时又各自提出看法，妄加穿凿，徒然导致拖延，于是下诏取消“情见”的做法。二十五年二月，皇上认为妇人在囚禁中，劳役不便，而杖刑不分部位，与杀头无异，于是下令免死服劳役的，决杖二百而免除劳役，以臀、背分开执行。当时后族有人犯罪，尚书省引用“八议”上奏，皇上说：“法律是天下公平的器具，如果亲属犯罪而从轻减，这是让他们仗恃此而横行放肆。从前汉文帝诛杀薄昭，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前二十年时，后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曾犯死罪，朕未曾宽恕。如今却宽恕他，这是开后世轻重出入的门路。”宰臣说：“古代之所以议亲，是为了尊崇天子，区别庶人。”皇上说：“外家自然不同于宗室，汉朝外戚权力太重，以至于改移国祚，朕所以不让诸王、公主有权。如果有功于国，议勋是可以的。至于议贤，既然说是贤人，肯犯法吗？如果因牵累而获罪，则本来应当减刑请免。”二十六年，于是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属，以及与皇家无服制者、以及贤而犯私罪者，都不入“八议”。皇上对宰臣说：“法律有合伦常而不合伦常的，要改定它。”监察御史陶钧因携带妓女游北苑，在池岛间唱歌饮酒，逼近殿廷，提控官石玠听说后揭发他。陶钧让他的朋友阎恕嘱托石玠得以延缓。不久事情败露，法司上奏，应当徒刑二年半。下诏认为陶钧是耳目之官，带妓女进入禁苑，没有上下之分，杖六十，石玠、阎恕都被牵连治罪。二十八年，皇上因为制条拘泥于旧律，间或有难懂的词句，命删修明白，使人都能知晓。
〔5〕旧禁民不得收制书，恐滋告讦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言事者乞许民藏之。平章张汝霖曰：“昔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者，盖不欲预使民测其轻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晓然知之，犹江、河之易避而难犯，足以辅治，不禁为便。”以众议多不欲，诏姑令仍旧禁之。
过去禁止百姓收藏朝廷的制书，担心滋生告发诬陷的弊病，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人上书请求允许百姓收藏。平章政事张汝霖说：“从前子产铸造刑书，叔向批评他，是因为不想预先让百姓揣测刑罚的轻重。如今颁布不可更改的典章，让百姓明白知晓，就像江河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足以辅助治理，不禁止更方便。”但因为众人议论多不赞成，下诏暂且仍按旧例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