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因人之知耻而作法。畏也、耻也，五性之良知，七情之大闲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处小人，耻以遇君子。君子知耻，小人知畏，天下平矣！是故先王养其威而用之，畏可以教爱。慎其法而行之，耻可以立廉。爱以兴仁，廉以兴义，仁义兴，刑法不几于措乎？金初，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此可施诸新国，非经世久远之规也。天会以来，渐从吏议，皇统颁制，兼用古律。厥后，正隆又有《续降制书》。大定有《权宜条理》，有《重修制条》。明昌之世，《律义》《敕条》并修，品式当浸备。既而《泰和律义》成书，宜无遗憾。然国脉纾蹙，风俗醇樗，世道升降，君子观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焉。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县立威，甚者置刃于杖，虐于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箧故习，由是以深文傅致为能吏，以惨酷办事为长才。百司奸赃真犯，此可决也，而微过亦然。风纪之臣，失纠皆决。考满，校其受决多寡以为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小大，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莫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盖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礼。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殊不知君子无耻而犯义，则小人无畏而犯刑矣。是故论者于教爱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虽然，世宗临御，法司奏谳，或去律援经，或揆义制法。近古人君听断，言几于道，鲜有及之者。章宗、宣宗尝亲民事，当宁裁决，宽猛出入虽时或过中，迹其矜恕之多，犹有祖风焉。简牍所存，可为龟鉴者，《本纪》《刑志》详略互见云。
古代的先王根据人们知道害怕就制定了刑罚，根据人们知道羞耻就制定了法度。害怕和羞耻，是五性中本有的良知，是七情的重要界限。所以，刑罚用来治理已经发生的事，法度用来禁止还未发生的事，用害怕来对付小人，用羞耻来对待君子。君子懂得羞耻，小人懂得害怕，天下就太平了！因此先王培养自己的威严并加以运用，通过害怕可以教导仁爱；谨慎地推行法度，通过羞耻可以树立廉洁。仁爱能兴起仁德，廉洁能兴起道义，仁德和道义兴起了，刑罚不就差不多可以废置不用了吗？金朝初期，法律制度简单，没有轻重贵贱的区别，刑罚和赎刑并行，这可以用于新建立的国家，但不是长久治理国家的规范。天会年间以后，逐渐听从官吏的议论，皇统年间颁布了《皇统制》，兼用古代律法。此后，正隆年间又有《续降制书》。大定年间有《权宜条理》和《重修制条》。明昌时期，同时修订了《律义》和《敕条》，格式体例应当逐渐完备了。接着《泰和律义》成书，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但是国家的命运有宽有紧，风俗有淳厚有浅薄，世道有上升有下降，君子观察一个朝代的刑法，常常能预先知道一些事情。金朝的法律用杖刑来折算徒刑，累计达到二百下，州县用来树立威严，甚至有的在杖上安装刀刃，比肉刑还残酷。末年，君臣喜欢用条条框框的老习惯，因此把苛细地援引法律条文罗织罪名的人当作能干的官吏，把残酷办事的人当作有才能的人。各部门官员的贪赃和真正犯罪，这种情况可以判决，但小过失也一样处理。负责风纪的官员，如果失于纠察都要被判决。任期满了，考核他们被判决次数的多少来评定优劣。推究他们立法的初衷，是想让疏远和亲近的人一样，让大小官员统一，都让他们在律令中遵守规矩，没有不整齐划一地听从君主的命令，这其实是秦朝加强君主威权的意思。所以对待宗室缺少恩情，对待士大夫缺少礼节。整个金朝，忍受耻辱来成就功名，即使是一时的名士也难免如此。至于避开耻辱、远离官场的人，很少听说有这样的人。殊不知君子没有羞耻就会违反道义，小人没有畏惧就会触犯刑法。所以评论者对于教化仁爱、树立廉洁的道理，常常发出叹息。虽然如此，金世宗在位时，司法部门上奏定罪，有时离开律文引用经义，有时根据道义制定法律。近代的君主审断案件，言论接近道理，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金章宗、金宣宗曾经亲自处理民事，在朝廷上裁决，宽严的出入虽然有时过分，但考察他们怜悯宽恕的情况很多，还是有祖先的风范。史书简册中保存的，可以作为借鉴的，在《本纪》和《刑法志》中详略互见。
〔2〕金国旧俗，轻罪笞以柳篸，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偿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太宗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亦稍用辽、宋法。天会七年，诏凡窃盗，但得物徒三年，十贯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军，三十贯以上终身，仍以赃满尽命刺字于面，五十贯以上死，征偿如旧制。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卫禁之法，实自此始。三年，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罢狱卒酷毒刑具，以从宽恕。至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时制，杖罪至百，则臀、背分决。及海陵庶人以脊近心腹，遂禁之，虽主决奴牌，亦论以违制。又多变易旧制，至正隆间，著为《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焉。然二君任情用法，自有异于是者矣。及世宗即位，以正隆之乱，盗贼公行，兵甲未息，一时制旨多从时宜，遂集为《军前权宜条理》。大定四年，尚书省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上曰：“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丁宁诰戒，岂可遽加极刑。”以减死论。五年，命有司复加删定《条理》，与前《制书》兼用。七年，左藏库夜有盗杀都监郭良臣盗金珠，求盗不得。命点检司治之，执其可疑者八人鞫之，掠三人死，五人诬伏。上疑之，命同知大兴府事移剌道杂治。既而亲军百夫长阿思钵鬻金于市，事觉，伏诛。上闻之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狱者不以情求之乎？”赐死者钱人二百贯，不死者五十贯。于是禁护卫百夫长、五十夫长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是岁，断死囚二十人。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且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九年，因御史台奏狱事，上曰：“近闻法官或各执所见，或观望宰执之意，自今制无正条者皆以律文为准。”复命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如旧法。已而，上谓宰臣曰：“朕念罪人杖不分受，恐至深重，乃令复旧。今闻民间有不欲者，其令罢之。”十年，尚书省奏：“河中府张锦自言复父仇，法当死。”上曰：“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十一年，诏谕有司曰：“应司狱廨舍须近狱安置，囚禁之事常亲提控，其狱卒必选年深而信实者轮直。”十二年，尚书省言：“内丘令蒲察台补自科部内钱立德政碑，复有其余钱二百余贯，罪当除名。今遇赦当叙，仍免征赃。”上以贪伪，勿叙，且曰：“乞取之赃，若有赦原，予者何辜？自今可并追还其主，惟应入官者免征。”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故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可皆除名。”先是，诏自今除名人子孙有在仕者并取奏裁。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十五年，诏有司曰：“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十七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议，以谓久恐滋弊。上乃命距京师数千里外怀冤上诉者，集其事以待选官就问。
金国旧的习俗，轻罪用柳条鞭打，杀人及盗劫的，打破脑袋处死，没收其家产，十分之四充公，十分之六赔偿给事主，并把家人变为奴婢。如果亲属想用马牛杂物赎罪，可以允许。即使是重罪，也允许自行赎罪，但担心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就用割鼻、割耳来区分。监狱则挖地，深宽各几丈来建造。金太宗虽然遵循太祖不改变旧风俗的训诫，但也逐渐采用辽、宋的法律。天会七年，下诏说凡盗窃，只要得手就徒刑三年，十贯以上徒刑五年，刺字充当下等士兵，三十贯以上终身监禁，并按照赃物数额全部在脸上刺字，五十贯以上处死，追赃赔偿按照旧制。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止亲王以下的人佩刀入宫。宫卫和禁令，实际上从这时开始。三年，又攻取了河南地区，于是下诏对那里的百姓，规定所用刑法都依照律文，废除狱卒残酷毒辣的刑具，以示宽恕。到皇统年间，下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的制度，参考辽、宋的法律，分类编成书，名为《皇统制》，颁行朝廷内外。当时的制度，杖罪到一百下，则臀部和背部分开执行。等到海陵王认为脊背靠近心腹，于是禁止了这种做法，即使是主管处罚奴仆的牌子，也按违制论处。他又多次改变旧制，到正隆年间，编成《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然而这两位君主任性用法，自然有不同于这些规定的地方。等到金世宗即位，因为正隆之乱，盗贼公然横行，战争未息，一时发布的制旨多从时宜，于是收集起来编成《军前权宜条理》。大定四年，尚书省上奏：“大兴府百姓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都因乱言应当处斩。”皇上说：“愚民不懂法典，有关部门也未曾反复告诫，怎能立即处以极刑。”于是判为减死。五年，命有关部门重新删定《条理》，与之前的《制书》兼用。七年，左藏库夜里被盗贼杀死都监郭良臣，盗走金珠，追捕不到盗贼。命点检司审理，逮捕了八名可疑的人审讯，拷打致死三人，五人屈打成招。皇上怀疑此事，命同知大兴府事移剌道共同审理。不久，亲军百夫长阿思钵在市场上卖金，事情败露，被处死。皇上听说后说：“在鞭杖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为何审案的人不根据实情来求取真相呢？”赐给死者每人二百贯钱，未死者五十贯。于是禁止护卫百夫长、五十夫长非值班日不得带刀入宫。这一年，判决死囚二十人。八年，制定官员犯赌博的法律，赃物不满五十贯的依法杖刑，允许赎刑。再犯则杖刑。并且说：“杖刑是用来惩罚小人的。既然身为职官，应当先讲廉耻，既然没有廉耻，所以用小人的惩罚来惩罚他。”九年，因御史台上奏狱事，皇上说：“近来听说法官有的各执己见，有的观望宰执的意图，从今以后，制中没有正式条文的都按律文为准。”又命令杖刑到一百下者臀、背分开承受，如同旧法。不久，皇上对宰臣说：“朕担心罪人杖刑不分部位承受，恐怕太深重，于是命令恢复旧制。如今听说民间有不愿意的，那就下令停止吧。”十年，尚书省上奏：“河中府张锦自称报父仇，依法当死。”皇上说：“他报父仇，又自己说出来，是烈士。减死论处。”十一年，下诏谕示有关部门说：“凡是司狱的官舍必须靠近监狱安置，囚禁之事要经常亲自提点控制，那些狱卒必须选年龄大而诚实可靠的人轮值。”十二年，尚书省说：“内丘县令蒲察台补自己征收部内百姓的钱树立德政碑，还有剩余的钱二百余贯，罪当除名。如今遇赦应当叙用，仍免征赃物。”皇上认为他贪婪虚伪，不予叙用，并且说：“乞取来的赃物，如果因赦免而原谅，那给钱的人有什么罪？从今以后可一并追还其主，只有应当充公的部分免征。”尚书省上奏，有盗贼挖掘坟墓的，皇上说：“功臣的坟墓也有被挖掘的，大概因为没有告发捕获的赏赐，所以人们无所畏惧。从今以后，告发查实的酌情给予赏赐。”原咸平尹石抹阿没剌因贪赃死在狱中，皇上说：“他不被在市场上示众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贫穷而为盗贼，是不得已。三品职官因贪赃致死，也太愚蠢了！他的几个儿子可全部除名。”在此之前，下诏从今以后除名者的子孙如有在仕途的都要奏请裁决。十三年，下诏立春后、立秋前，以及大祭祀，每月初一、十五，上弦、下弦，二十四节气，下雨未晴，夜晚未明，休假以及禁止屠宰的日子，都不允许判决死刑，只有强盗不等到秋后。十五年，下诏有关部门说：“朕认为人命最重要，而制度中盗窃赃物达到五十贯的处死，从今以后可改为达到八十贯的处死。”十七年，有人上书请求设立提刑司，以纠察各路刑狱的失误。尚书省商议，认为时间长了恐怕滋生弊端。皇上于是命令距离京城数千里之外有冤屈上诉的人，汇集其事等待选官前往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