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孙绍，字世庆，昌黎人也。少好学，通涉经史。初为校书郎，稍迁给事中，后为门下录事。好言得失，与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绍表曰：
孙绍，字世庆，是昌黎人。从小喜欢学习，广泛阅读经书和史书。起初担任校书郎，逐渐升为给事中，后来又做了门下录事。他喜欢谈论事情的得失，和常景一起修订律令。延昌年间，孙绍上奏说：
〔3〕臣闻建国有计，虽危必安；施化能和，虽寡必盛；政乖人理，虽合必离；作用失机，虽成必败。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虢京门，了无严防；南北二中，复阙固守；长安、邺城，股肱之寄；穰城、上党，腹背所冯。四军、五校之轨，领、护分事之式，徵兵储粟之要，舟车水陆之资，山河要害之权，缓急去来之用，持平赴救之方，节用应时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体，何得而忽？且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混淆，知而不纠，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县异，士人居职，不以为荣；兵士役苦，必不忘乱。故有竞弃本生，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散没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杖强豪，寄命衣食。又应迁之户，逐乐诸州；应留之徒，避寒归暖。职人子弟，随荣浮游，南北东西，卜居莫定。关禁不修，任意取适，如此之徒，不可胜数。爪牙不复为用，百工争弃其业。混一之计，事实阙如；考课之方，责办无日；流浪之徒，决须精校。今强敌窥时，边黎伺隙，内人不平，久戍怀怨。战国之势，窃谓危矣。必造祸源者，北边镇戍之人也。若夫一统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计也；乱离之期，纵横作之者，行权之势也。故道不可久，须文质以换情；权不可恒，随污隆以牧物。文质应世，道形自安；污隆获衷，权势亦济。然则王者计法之趣，化物之规，圆方务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十余年矣。臣以令之为体，即帝王之身，分处百揆之仪，安置九服之节，乃是有为之枢机，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体可观，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议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复须升降，谁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争故，久废不理。然律、令相须，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于事甚滞。若令不班，是无典法，臣下执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无勤止，署下之日，臣乃无名，是谓农夫尽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实怀于悒。
我听说，治理国家如果有正确的策略，即使处境危险也一定能安定；推行教化如果能和谐，即使人少也一定能兴盛；施政违背人情常理，即使表面团结也一定会分裂；举措失当错过时机，即使暂时成功也一定会失败。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历代帝王遵循的固定法则。 如今京城的两处门户，毫无严密防守；南北两个中都，也缺乏牢固守备；长安、邺城，是如同股肱般的重镇；穰城、上党，是腹背所依靠的地方。四支军队、五校的编制，领军、护军分职的体制，征调兵力、储备粮食的要务，车船水陆的物资，山河险要的权柄，缓急往来的作用，平衡救援的方法，节约用度、顺应时势的法令，特别应当修整设置，以巩固宏伟的国家根基。持盈保泰的体制，怎么能忽视呢？ 况且法律本应分清清浊，但清浊却不公平；申冤理滞，而卑贱贫寒的人也不能幸免。士族庶民一同悲伤，士兵徒众心怀怨恨。中正官在乡里卖弄名望，主案官在朝廷舞文弄墨，真伪混淆，知道却不纠正，得到好处的人不欣喜，失去利益的人加倍怨恨。使得门第相同、身份相等而好坏如同泾渭分明，同类应服同役而苦乐悬殊。士人居官不以为荣，士兵服役痛苦，一定不会忘记作乱。所以有人竞相抛弃本乡本土，漂泊藏匿到其他地方。有的改名换姓、寄托他人抚养，散失在民间；有的逃命山泽，以打鱼狩猎为生；有的投靠强豪，寄身于衣食。还有应当迁移的民户，追逐享乐到各州；应当留下的徒众，避寒趋暖。在职人员的子弟，追逐荣华浮游不定，南北东西，定居没有定所。关卡禁令不修，任意取便，这样的人不可胜数。爪牙不为我们所用，百工争相抛弃本业。统一天下的规划，事实上有欠缺；考核官员的办法，责成办理没有日期；流浪之徒，必须仔细考核。 现在强敌窥伺时机，边民等候间隙，内部人心不平，长期戍守的人心怀怨愤。列国争战的情势，我私下认为危险了。必然制造祸源的，是北部边镇戍守的人。至于一统的年份，公平施政，是大道之策；乱离的时期，纵横施为，是行权之机。所以大道不可长久，必须用文质来交接情势；权变不可恒久，要随盛衰来治理万物。文质适应时世，大道自然安定；盛衰获得适中，权势也能成功。这样，帝王立法的主旨、化民的规矩，方方面面务必得到适宜，人物都不失其所。 另外，先帝时，律和令同时讨论制定，律不久就施行了，唯独令没有颁布，十多年了。我认为令的体制，就是帝王的化身，分别设置百官的仪轨，安置九服的节度，是有为的枢机，世法的大本。然而修令的人也都博古通今，依据古制撰写设置，大体上可观，与之前的令相比，精粗都有。但主持议论的家族，大力采用古制。如果令依照古制，高祖的法制又须升降，谁敢对决定是非加以留心呢？因此争论的缘故，长久废弃不理。然而律和令相互依赖，不可偏用，现在律颁布了而令停止，对于政事非常滞碍。如果令不颁布，就没有典法，臣下办事，依据什么来执行？我们修律，不是没有勤苦，在签署下发之日，我却没有署名，这就是农夫尽力，别人享用他的秋收，对于功名，实在心怀抑郁。
〔4〕正光初，兼中书侍郎。绍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恳切，不惮犯忤。但天性疏脱，言乍高下，时人轻之，不见采览。绍兄世元善弹筝，早卒。绍后闻筝声，便涕泗呜咽，舍之而去。后为太府少卿，曾因朝见，灵太后谓曰：“卿年稍老矣。”绍曰：“臣年虽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迁右将军、太中大夫。
正光初年，绍兼任中书侍郎。他生性刚直，每次上奏密封的奏章，都极其诚恳，不怕冒犯上级。但他天性疏放，说话时高时低，不太靠谱，当时的人很轻视他，他的意见也总不被采纳。绍的哥哥世元擅长弹筝，很早就去世了。绍后来听到筝声，就会泪流满面，抽泣着离开。后来他担任太府少卿，有一次朝见时，灵太后对他说：“你年纪有点老了。”绍回答说：“臣年纪虽然老了，但臣的官职（卿）却还年轻。”太后听后笑了起来。之后他升任右将军、太中大夫。
〔5〕绍曾与百僚赴朝，东掖未开，守门候旦。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窃谓曰：“此中诸人，寻当死尽，唯吾与卿，犹享富贵。”未几，有河阴之难。绍善推禄命，事验甚多，知者异之。
绍曾经和百官一起上朝，东边的侧门还没开，便在宫门口守着等待天亮。绍在人群中把吏部郎中辛雄拉到外面，私下对他说：“这里的这些人，不久就会死光，只有我和你，还能享受富贵。”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河阴之难。绍善于推算命运，很多事都应验了，知道内情的人都觉得很诧异。
〔6〕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参议《正光壬子历》，赐爵新昌子。后卒于右光禄大夫，赠尚书左仆射，谥曰宣。子伯元袭爵。
永安年间，他被任命为太府卿，因为之前参与讨论《正光壬子历》，被赐予新昌子的爵位。后来在右光禄大夫的职位上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尚书左仆射，谥号是宣。他的儿子伯元继承了爵位。
〔7〕张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也。身长八尺，容貌魁伟，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太和十九年495，为主书，带制局监，颇为孝文所知。转尚书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学业，为其声价。澄为雍州刺史，启普惠为府录事参军，寻行冯翊郡事。
张普惠，字洪赈，是常山郡九门县人。他身高八尺，相貌魁梧，精通《三礼》，还擅长《春秋》和诸子百家的学说。太和十九年，他担任主书，兼任制局监，很受孝文帝的赏识。后来转任尚书都令史。任城王元澄很看重他的学问，替他提升名声和地位。元澄担任雍州刺史时，上奏请求让张普惠做府里的录事参军，不久又让他代理冯翊郡的政务。
〔8〕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园马射。普惠奏记于澄曰：
元澄身上穿着功衰丧服，打算在七月七日那天召集文武官员到北园举行骑马射箭活动。张普惠上书给元澄说：
〔9〕窃闻三杀九亲，别疏昵之叙；五服六术，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饰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则莫大之痛，深于终身之外；书策之哀，除于丧纪之内。外者不可无节，故断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况《礼》，大练之日，鼓素琴，盖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练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问曰：“相识有丧服，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缌不祭，又何助于人。”祭既不与，疑无宴食之道。又曰：“废丧服，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子曰：“脱衰与奠，非礼也。”注云：“谓其忘哀疾。”愚谓除丧之始，不与馈奠，小功之内，其可观射乎？《杂记》云：“大功以下，既葬适人，人食之。其党也食之，非其党不食。”食犹择人，于马射为或非宜。伏见明教，立射会之限，将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艺于北园，行揖让于中否。时非大阅之秋，景涉妨农之节，国家缟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袭，释而为乐，以训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视子孙者也。案射仪，射者以礼乐为本，忘而从事，不可谓礼；钟鼓弗设，不可谓乐。舍此二事，何用射为！又七日之戏，令制无之，班劳所施，虑违事体，府库空虚，宜待新调。乞至九月，备饰尽行，然后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命，声轩县，建云钲，神人忻畅于斯时也。
我听说“三杀九亲”这些礼节，是用来区别亲疏远近的次序的；“五服六术”这些规制，是用来统一人们在服丧期间悲痛程度的。这些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情感表达，是永远不变的道理。然而最大的悲痛，会延伸到一辈子之后；而书本上写的哀伤，却只存在丧期之内。外在的哀痛不能没有节制，所以用三年丧期来限制它；内在的哀痛不能一下子消除干净，所以用一天天一月月来慢慢淡化。何况《礼》上说：到了大练（周年祭）那天，可以弹奏不加装饰的琴，这是渐渐转向吉利；小功以上的丧服，如果不是虞祭、祔祭、练祭、除丧这些日子就不能洗澡，这是用制度来约束。曾子问道：“认识的人正在服丧，可以参加祭祀吗？”孔子回答：“自己穿着缌麻丧服都不能祭祀，又怎么能去帮别人祭祀呢？”既然连祭祀都不能参与，我猜想应该也没有参加宴会的道理。曾子又问：“脱掉丧服之后，可以参与别人馈奠的礼仪吗？”孔子回答：“脱了丧服就去行奠礼，是不合礼的。”注解说：“这是说他忘掉哀伤太快了。”我认为刚除去丧服的时候，连馈奠都不能参与，那么在小功的服丧期内，怎么能去看射箭呢？《杂记》说：“大功以下的丧服，已经下葬后到别人家，别人给他食物吃。如果是同党的人就吃，不是同党的人就不吃。”吃东西尚且要选择关系，那么去参加骑马射箭恐怕更不合适了。我看到您的命令，规定了举行射会的日子，要在十四日这个好日子，召集城里的文武官员到北园练习武艺，并且按照射礼的规矩进行揖让。可这个时节不是大阅兵的时候，又赶上妨碍农事的季节，国家刚刚脱掉缟禫丧服，殿下您自己还穿着功衰丧服呢，这时候却放下丧事去寻乐，用来训导百姓，这简直是改变先王留下的典章教化，忘掉了哀痛悲伤的心情，恐怕不是用来彰显美德、示范子孙的好做法。根据《射仪》的规定，射箭的人要以礼乐为根本，不顾礼乐就去干，不能算作礼；连钟鼓都不摆出来，不能算作乐。丢开这两条，还射什么箭呢！还有那七天的戏乐，现在的制度里根本没有，要发赏劳物，又怕违背事情的正理；国库空虚，应该等到新的赋税调来再说。我请求到九月，把各种仪式用具都准备齐全了再举行，到那时演奏《狸首》的乐章，传达矍相射礼的命令，设置钟磬轩悬，竖起云钲大鼓，神和人才能在那时一起欢畅啊。
〔10〕澄意纳其言，托辞自罢，乃答曰：“今虽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习武，人之常艺。岂可于常艺之间，要须令制乎？《礼》，兄弟内除，明哀已杀；小功，客至主不绝乐。听乐则可，观武岂伤？直自事缘须罢，先以令停，方获此请，深具来意。”
澄心里采纳了他的话，就找了个借口自行停止，回答说：“现在虽然不是正式的制度，但这个州以前已有这样的先例。况且写文章和练武，是人的平常技能。怎么能在平常技能之间，一定要有命令规定呢？《礼》上说，兄弟去世除服，表明哀痛已经减弱；小功丧服期间，客人到来主人不停止奏乐。听音乐尚且可以，观看武艺又有什么伤害呢？只是因为事情需要停止，所以先下令停下，现在才接到你的请求，我完全理解你的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