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闾早孤，少好学，博综经史，下笔成章。少为车子，送租至平城，修剌诣崔浩。浩与语奇之，使为谢中书监表。明日，浩历租车过，驻马呼闾，诸车子皆惊。闾本名驴，浩乃改为闾，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为中书侍郎。文成崩，乙浑擅权，内外危惧，文明太后临朝诛浑，引闾与中书令高允入禁中参决大政，赐爵安乐子。与镇南大将军尉元南赴徐州，以功进爵为侯。献文即位，徙崇光宫，闾表上《至德颂》。高允以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遂为献文所知，参论政事。永明初，为中书令、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太和三年479，出师讨淮北，闾表谏，陈四疑，请时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军电发，有若摧朽，何虑四难也。”迁尚书、中书监。淮南王他奏求依旧断禄，闾表以为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诏从闾议。
闾早年丧父，从小好学，博览经书史籍，提笔就能写成文章。年轻时做车夫，运粮到平城，带着名帖去拜访崔浩。崔浩和他交谈后感到惊奇，让他写一份感谢中书监的表章。第二天，崔浩巡视运粮车经过，停马呼唤闾，其他车夫都很吃惊。闾原名叫驴，崔浩就改名为闾，并且给他取了字，从此出名。和平末年，担任中书侍郎。文成帝去世，乙浑独揽大权，朝廷内外都恐惧不安。文明太后临朝听政，诛杀了乙浑，召闾和中书令高允入宫参与决策国家大事，赐爵安乐子。后来与镇南大将军尉元南下徐州，因功劳进爵为侯。献文帝即位，迁居崇光宫，闾上表呈献《至德颂》。高允因为闾文章丰赡飘逸，举荐他代替自己，于是被献文帝了解，参与议论政事。永明初年，担任中书令、给事中，被委以机密重任。文明太后非常器重闾，诏令、文书、檄文、碑文、铭文、赞颂都是他写的。太和三年，出兵讨伐淮北，闾上表劝谏，陈述四点疑虑，请求立即班师。文明太后说：“六军如闪电般出发，如同摧枯拉朽，何必担心四难呢？”升任尚书、中书监。淮南王拓跋他上奏请求按照旧例停发俸禄，闾上表认为如果不发放俸禄，那么贪婪的人就会放肆地做坏事，清廉的人无法自保，诏令听从了闾的建议。
〔13〕孝文又引见王公以下于皇信堂，令辩忠佞。闾曰：“佞者饰知以行事，忠者发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体而异名，忠佞异名而同理。求之于同，则得其所以异；寻之于异，则失其所以同。出处同异之间，交换忠佞之境，岂是皦然易明哉？或有托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饰佞，如楚之子綦，后事虽忠，初非佞也？”闾曰：“子綦谏楚，初虽随述，终致忠言，此适欲几谏，非为佞也。子綦若不设初权，后忠无由得显。”帝善闾对。后上表曰：
孝文帝又在皇信堂召见王公以下的大臣，让他们辨别忠臣和奸佞。高闾说：“奸佞的人掩饰自己的才智来行事，忠诚的人发自内心地依从道义，好比玉石，清白分明可以知道。”孝文帝说：“玉石是同一种物质而名称不同，忠臣和奸佞名称不同而道理相同。从相同的方面去探求，就能得到它们不同的地方；从相异的方面去寻找，就会失去它们相同的地方。处在同与异之间，在忠与佞的境地里转换，这难道真是清楚明白容易看透的吗？有的人借助佞的行为来成就忠，有的人假借忠来掩饰佞，比如楚国的子綦，后来的事情虽然是忠，但起初难道不是佞吗？”高闾说：“子綦劝谏楚王，起初虽然顺着楚王的话头说，最终却提出了忠言，这恰恰是想用委婉的方式劝谏，并不是佞。子綦如果不先设计权变，后来的忠诚就没有办法显现。”孝文帝认为高闾的回答很好。后来高闾上表说：
〔14〕臣闻为国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荒狡放命，则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战，则制法度以齐之；暴敌轻侵，则设防固以御之；临事制胜，则明赏罚以劝之。用能辟国宁方，征伐四克。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室家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以倏忽无常故也。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
我听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关键有五个：一是文教德化，二是军事武功，三是法律制度，四是坚固的防御，五是刑罚赏赐。所以远方的人不服从，就修明文德来招引他们；蛮横狡猾的人违抗命令，就施展武力来威慑他们；人们还没学会作战，就制定法度来统一他们；强敌轻易来侵犯，就设置坚固的防御来抵御他们；面对战事要取得胜利，就明确赏罚来激励他们。因此能够开辟疆土、安定四方，征伐各方都能取胜。北方的狄人凶悍愚昧，如同禽兽，他们擅长的是野战，短处是攻城。如果能用狄人的短处来制约他们的长处，那么即使他们人多也不能成为祸患，即使他们前来也不能逼近内地。而且狄人分散居住在荒野沼泽中，追随水草迁徙，作战时带着家眷一起到来，逃跑时和牲畜一起逃窜。因此古人讨伐北方，只是驱逐他们的侵掠罢了。历代成为边境祸患的原因，实在是由于他们行动迅速、变化无常的缘故。六镇的兵力分散，即使兵力超过敌人也不交战，互相围攻逼迫，难以制服他们。从前周朝命令南仲在北方筑城，赵武灵王、秦始皇修筑长城，汉武帝继承前人的做法。这四代的君主，都是帝王中的英雄豪杰，他们共同从事这项工程，不是智谋不足，也不是兵力不够，而是防御狄人的重要事务，道理上应该如此。
〔15〕今故宜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施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始必惩。又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刀楯，二万人专习骑槊。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敌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旌旗之节。兵器精坚，必堪御寇。使将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昼夜如一。七月，发六郡兵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仓库，随近往来，俱送北镇。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镇，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军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
现在应该在六镇的北边修筑长城，用来防御北方的敌人。虽然暂时会有点辛苦，但能换来长久的安逸。在要害的地方，经常开设城门，在旁边造小城，设置防御工事，多放些弓弩。敌人来了，有城可守，有兵可挡。他们既然攻不下城，野外抢掠也捞不到东西，草吃完了就得撤，这样来回折腾，他们肯定得吃苦头。还应该从附近各州征调四万武勇之士，加上京城的两万，凑成六万人，作为武士；在皇家苑囿里设立征北大将军府，挑选忠诚勇敢、有志向有才干的人来担任。下面设置官属，分成三军：两万人专门练弓箭，两万人专门练刀盾，两万人专门练骑矛。修建训练场，十天练一次。用诸葛亮的八阵之法，作为平地御敌的战术，让他们懂得兵器怎么用，认识旗帜的号令。兵器要精良坚固，必须能挡住敌人。要让将领有固定的兵，士兵有固定的主将，上下彼此信任，白天黑夜一个样。七月，征调六郡的一万士兵，各自准备好作战工具，命令台北各个屯田仓库，就近往来，都送到北镇。到了八月，征召北部部队带着所镇守的兵马，和六镇的兵一起，一直开到沙漠南边，在漠北扬威。敌人要是来抵抗，就跟他决战；要是不来，就分散兵力，修筑长城。算下来六镇东西不过一千里，如果一个劳力一个月能干出两步的活，那三百人修三里，三千人修三十里，三万人修三百里，这样强弱搭配，十万个人一个月肯定能完工。一个月军粮不算多，大家想着能一劳永逸，辛苦点也没怨言。算算筑长城的利处有五条：免除巡逻防守的苦差，这是第一条；北方放牧，不用担心被抢，这是第二条；登城观察敌人，以逸待劳，这是第三条；省去边境防守的顾虑，不用随时备战，这是第四条；每年经常运输，永远不缺东西，这是第五条。
〔16〕孝文诏曰：“比当与卿面论。”又诏闾为书问蠕蠕。时蠕蠕国有丧而书不叙凶事。帝曰：“卿职典文辞，不论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应谢所任。”对曰：“昔蠕蠕主敦崇和亲，其子屡犯边境，如臣愚见，谓不宜吊。”帝曰：“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君则臣悦，卿云不合吊慰，是何言欤？”闾遂免冠谢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还北，必被谤诬。昔刘准使殷灵诞，每禁下人不为非礼事，及还，果被谮诉，以致极刑。今书可明牟提忠于其国，使蠕蠕主知之。”
孝文帝下诏说：“我本来打算与你当面讨论这件事。”又下诏让高闾写信去慰问柔然。当时柔然国正在办丧事，但信中没有提及丧事。孝文帝说：“你掌管文书撰写，却不提对方的丧事，如果你知道而不写，罪责是很明显的；如果你思虑不周，那就应该辞去你的职务。”高闾回答说：“过去柔然主推崇和亲，但他的儿子屡次侵犯边境，依臣的愚见，认为不应该吊唁。”孝文帝说：“尊敬父亲，儿子就会高兴；尊敬君主，臣子就会高兴。你说不应该吊唁慰问，这是什么话？”高闾于是脱下帽子谢罪。孝文帝说：“柔然的使者牟提，小心恭敬谨慎，同行的人嫉妒他的敦厚，担心他回去后，一定会被人诽谤诬陷。过去刘准的使者殷灵诞，每次都禁止下属做非礼的事情，等他回国后，果然被诬陷弹劾，最终被处死。现在这封信可以表明牟提忠于他的国家，让柔然主知道这一点。”
〔17〕是年冬至，大飨群官，孝文亲舞于太后前，群臣皆舞。帝乃长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寿。闾进曰：“臣闻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诸侯行孝，声著一国；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胜庆踊，谨上千万岁寿。”帝大悦。又议政于皇信堂，闾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及仰寻圣朝所行，事周于百揆，愿终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为法？何者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后？”对曰：“刑制之会，轨物齐众，谓之法；犯违制约，致之于宪，谓之刑。然则法必先施，刑必后著。”帝曰：“《论语》称：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何者为政？何者为事？”对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综。”后诏闾与太常采雅乐以营金石。又领广陵王师，出除镇南将军、相州刺史。以参定律令之勤，赐布帛粟牛马等。迁都洛阳，闾表谏，言迁有十损，必不获已，请迁于邺。帝颇嫌之。
那一年冬至，皇帝大宴群臣，孝文帝亲自在太后面前跳舞，群臣也跟着跳。皇帝还放声长歌，然后带领群臣两次叩拜，为太后祝寿。高闾上前说：“我听说大夫行孝，能带动一家的行为；诸侯行孝，名声传遍一国；天子行孝，恩德覆盖天下。如今陛下真心推行孝道，我们无比欢欣鼓舞，谨祝陛下千万岁寿。”皇帝非常高兴。接着在皇信堂讨论政事，高闾说：“我思考太皇太后制定的十八条法令，又回顾本朝的施政，各方面都周全，希望能最终落实。”皇帝问：“刑法是推行王道的手段。什么是法？什么是刑？施行的时候，哪个在先，哪个在后？”高闾回答：“制定刑罚制度，用以规范事物、统一民众，这就是法；触犯这些约束，被送交法司处置，这就是刑。所以法必须先行颁布，刑则在之后执行。”皇帝又问：“《论语》记载：冉有退朝回来，孔子问：‘怎么这么晚？’冉有说：‘有政事。’孔子说：‘那是事务吧。如果有政事，即使我不在位，我也会知道的。’什么是政？什么是事？”高闾回答：“政，是君主所推行的；事，是臣下所办理的。”后来皇帝下诏让高闾和太常采集雅乐，用来制作乐器。高闾又兼任广陵王的老师，外调任镇南将军、相州刺史。因为参与制定律令的功劳，赏赐他布帛、粮食、牛马等。迁都洛阳时，高闾上表劝谏，说迁都有十种损害，如果非迁不可，请求迁到邺城。皇帝对此很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