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周衰礼废，典籍散失。魏李悝著法经六篇，流衍至于汉初，萧何加为九章，历代颇有增损分合。至唐永徽律出，始集其成。虽沿宋迄元、明而面目一变，然科条所布，于扶翼世教之意，未尝不兢兢焉。君子上下数千年间，观其教化之昏明，与夫刑罚之中不中，而盛衰治乱之故，綦可睹矣。
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用礼教来治理天下。安抚百姓、招来归附，于是产生了政令；匡正百姓、使其正直，于是产生了刑罚。政令和刑罚，都是为了维持礼教不衰落。所以《尚书》说：“明确五刑的运用，是为了辅佐五教。”又说：“士师用刑罚来制约百姓，使他们敬重德行。”古代先王制定刑罚的精义就是如此。周朝衰败后礼教废弃，典籍散失。魏国李悝著《法经》六篇，流传到汉初，萧何增加为九章，历代多有增减分合。到唐代《永徽律》出现，才集其大成。虽然沿袭到宋、元、明而面貌一变，但法律条文所颁布的，对于扶持世教的意思，没有不谨慎的。君子纵观数千年历史，观察教化的昏暗与清明，以及刑罚的得当与否，而盛衰治乱的原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了。
〔2〕有清起自辽左，不三四十年混一区宇。圣祖冲年践阼，与天下休养，六十余稔，宽恤之诏，岁不绝书。高宗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仁宗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综其终始，列朝刑政，虽不尽清明，然如明代之厂卫、廷杖，专意戮辱士大夫，无有也。治狱者虽不尽仁恕，然如汉、唐之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辈，深文惨刻，无有也。德宗末叶，庚子拳匪之变，创巨痛深，朝野上下，争言变法，于是新律萌芽。迨宣统逊位，而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刑典俱废。是故论有清一代之刑法，亦古今绝续之交也。爰备志之，俾后有考焉。
清朝从辽东兴起，不到三四十年就统一了天下。康熙帝幼年即位，与天下百姓休养生息，六十多年里，宽免体恤的诏书每年都有。乾隆帝时期国运昌明，一代的法制多由他裁定。嘉庆帝以后，事情多因循守旧，来不及改革。综合整个清朝，各朝的刑政虽然不完全清明，但像明朝的厂卫、廷杖那样专门侮辱士大夫的情况，是没有的。审理案件的人虽然不完全仁厚宽恕，但像汉唐的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之辈那样舞文弄墨、残酷刻薄的情况，也是没有的。光绪帝末年，庚子年义和团事变，创痛巨大，朝野上下争相谈论变法，于是新法律开始萌芽。等到宣统帝退位，中国数千年相传的刑典全部废止。所以论清朝的刑法，也是古今延续与断绝的交接点。于是详细记载它，以便后世考证。
〔3〕清太祖嗣服之初，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太宗继武，于天聪七年1633，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往外藩蒙古诸国宣布钦定法令，时所谓“盛京定例”是也。嗣复陆续著有治罪条文，然皆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
清太祖努尔哈赤即位之初，开始确定国家政务，禁止悖逆作乱，遏制盗贼，法制由此建立。清太宗皇太极继承武功，在天聪七年，派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人到外藩蒙古各国宣布钦定的法令，当时所说的“盛京定例”就是这些。之后又陆续制定了治罪条文，但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制定的制度，不完全能流传久远。
〔4〕世祖顺治元年1644，摄政睿亲王入关定乱，六月，即令问刑衙门准依明律治罪。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陈刑法四事，一曰定刑书：“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今法司所遵及故明律令，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画一遵守，庶奸慝不形，风俗移易。”疏上，摄政王谕令法司会同廷臣详绎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十月，世祖入京，即皇帝位。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在外官吏，乘兹新制未定，不无凭臆舞文之弊。并乞暂用明律，候国制画一，永垂令甲。得旨：“在外仍照明律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二年1645，命修律官参稽满、汉条例，分轻重等差，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请也。
清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军入关平定叛乱，六月，就命令审判机关依照明朝法律定罪量刑。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上奏关于刑法的四件事，第一是确定刑书：“刑罚有法律，就像物体有规矩准绳一样。现在法司所遵循的以及明朝的律令，条文繁简、情法轻重，应当考察前代的典章，符合当今时宜，斟酌增减，刊印成书，布告中外，让人们知道统一遵守，这样奸邪就不会产生，风俗也会改变。”奏疏呈上后，摄政王命令法司会同朝廷大臣详细研读明律，参考时宜，共同商议得出妥当的意见，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十月，顺治帝进入北京，即皇帝位。刑部左侍郎党崇雅上奏说，在外地的官吏，趁新制度未定，不免有凭主观臆断舞文弄法的弊端。并请求暂时使用明律，等待国家制度统一，永远作为法令。得到旨意：“在外地仍然依照明律执行，如果有随意轻重等弊端，指名参奏从重处理。”二年，命令修律官参考满、汉条例，区分轻重等级，这是采纳了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的请求。
〔5〕三年1646五月，大清律成，世祖御制序文曰：“朕惟太祖、太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天休，抚临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拟议。律例未定，有司无所禀承。爰敕法司官广集廷议，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奏进，朕再三覆阅，仍命内院诸臣校订妥确，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尔内外有司官吏，敬此成宪，勿得任意低昂，务使百官万民，畏名义而重犯法，冀几刑措之风，以昭我祖宗好生之德。子孙臣民，其世世守之。”十三年1656，复颁满文大清律。
顺治三年五月，《大清律》编成，顺治帝亲自撰写序文说：“朕想到太祖、太宗在东方创业，民风淳朴，法律简单，除了死刑之外，只有鞭打和笞刑。朕承受上天的福佑，统治中原，人民已经众多，真伪情况复杂。每次遇到奏报审判案件，罪名的轻重出入，颇费商议。律例没有确定，官员没有依据。于是命令法司官员广泛召集廷议，详细翻译明律，参考本朝制度，增减调整，力求公平允当。书成后奏进，朕再三审阅，仍命内院诸臣校订妥当，才允许刊印颁布，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你们内外官员，恭敬遵守这部成法，不得任意轻重，务必使百官万民，敬畏名义而重视犯法，希望接近刑罚搁置不用的大好风气，以彰显我祖宗好生之德。子孙臣民，要世世代代遵守它。”顺治十三年，又颁布了满文版的《大清律》。
〔6〕康熙九年1670，圣祖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复行校正。十八年1679，特谕刑部定律之外，所有条例，应去应存，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加酌定，确议具奏。嗣经九卿等遵旨会同更改条例，别自为书，名为现行则例。二十八年1689，台臣盛符升以律例须归一贯，乞重加考定，以垂法守。特交九卿议，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随命大学士图纳、张玉书等为总裁。诸臣以律文昉自唐律，辞简义赅，易致舛讹，于每篇正文后增用总注，疏解律义。次第酌定名例四十六条，三十四年1695，先行缮呈。三十六年1697，发回刑部，命将奏闻后更改之处补入。至四十六年六月，辑进四十二本，留览未发。
康熙九年，圣祖康熙帝命令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的对喀纳等人重新校正律文。十八年，特别下诏给刑部，除定律之外，所有条例应该保留还是删除，命令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会同详细斟酌决定，确实商议后上奏。后来经九卿等遵旨会同更改条例，另编成书，名为《现行则例》。二十八年，御史盛符升认为律例必须统一，请求重新考定，以垂范后世。特地交给九卿商议，批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的条文中。随即命令大学士图纳、张玉书等人为总裁。各位大臣认为律文源自《唐律》，辞简义赅，容易产生错误，于是在每篇正文后增加总注，解释律文含义。依次酌定名例四十六条，三十四年，先抄写呈上。三十六年，发回刑部，命令将奏报后更改之处补入。到四十六年六月，辑录进呈四十二本，留在宫中审阅，未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