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奏：“律例最关紧要，今六部见行则例，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未经画一。乞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并大清会典，逐条互订，庶免参差。”世宗允之，命大学士朱轼等为总裁，谕令于应增应减之处，再行详加分晰，作速修完。三年书成，五年颁布。盖明律以名例居首，其次则分隶于六部，合计三十门，都凡四百六十条。顺治初，釐定律书，将公式门之信牌移入职制，漏泄军情移入军政，于公式门删漏用钞印，于仓库门删钞法，于诈伪门删伪造宝钞。后又于名例增入边远充军一条。雍正三年之律，其删除者：名例律之吏卒犯死罪、杀害军人、在京犯罪军民共三条，职制门选用军职、官吏给由二条，婚姻门之蒙古、色目人婚姻一条，宫卫门之悬带关防牌面一条。其并入者：名例之边远充军并于充军地方，公式门之毁弃制书印信并二条为一，课程门之盐法并十二条为一，宫卫门之冲突仪仗并三条为一，邮驿门之递送公文并三条为一。其改易者：名例之军官军人免发遣更为犯罪免发遣，军官有犯更为军籍有犯；仪制门之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生节为收藏禁书。其增入者：名例之天文生有犯充军地方二条。总计名例律四十六条。吏律：曰职制十四条，曰公式十四条。户律：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七条，曰仓库二十三条，曰课程八条，曰市廛五条。礼律：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曰宫卫十六条，曰军政二十一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六条。刑律：曰贼盗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一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盖仍明律三十门，而总为四百三十六条。律首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大都沿明之旧。纳赎诸例图、徒限内老疾收赎图、诬轻为重收赎图，银数皆从现制。其律文及律注，颇有增损改易。律后总注，则康熙年间所创造。律末并附比引律三十条。此其大较也。自时厥后，虽屡经纂修，然仅续增附律之条例，而律文未之或改。惟乾隆五年，馆修奏准芟除总注，并补入过失杀伤收赎一图而已。
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上奏说：“律例最为紧要，现在六部施行的则例，有的从重改轻，有的从轻拟重，有的先前实行而现在停止，事情相同而法律不同，没有统一。请求选拔熟悉律例的大臣，专门掌管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的条例以及《大清会典》，逐条互相订正，以免参差不齐。”雍正帝批准，命令大学士朱轼等人为总裁，指示对应当增加或减少的地方，再详细分析，尽快修完。三年书成，五年颁布。明朝法律以名例律为首，其次分属六部，合计三十门，共四百六十条。顺治初年，修订律书，将公式门的“信牌”移入职制门，“漏泄军情”移入军政门，在公式门删去“漏用钞印”，在仓库门删去“钞法”，在诈伪门删去“伪造宝钞”。后来又于名例律增加“边远充军”一条。雍正三年的律，删除的有：名例律的“吏卒犯死罪”、“杀害军人”、“在京犯罪军民”共三条；职制门的“选用军职”、“官吏给由”二条；婚姻门的“蒙古、色目人婚姻”一条；宫卫门的“悬带关防牌面”一条。合并的有：名例的“边远充军”并入“充军地方”；公式门的“毁弃制书印信”合并两条为一条；课程门的“盐法”合并十二条为一条；宫卫门的“冲突仪仗”合并三条为一条；邮驿门的“递送公文”合并三条为一条。改动的有：名例的“军官军人免发遣”改为“犯罪免发遣”，“军官有犯”改为“军籍有犯”；仪制门的“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生”节改为“收藏禁书”。增加的有：名例的“天文生有犯充军地方”二条。总计名例律四十六条。吏律：职制十四条，公式十四条。户律：户役十五条，田宅十一条，婚姻十七条，仓库二十三条，课程八条，市廛五条。礼律：祭祀六条，仪制二十条。兵律：宫卫十六条，军政二十一条，关津七条，厩牧十一条，邮驿十六条。刑律：贼盗二十八条，人命二十条，斗殴二十二条，骂詈八条，诉讼十二条，受赃十一条，诈伪十一条，犯奸十条，杂犯十一条，捕亡八条，断狱二十九条。工律：营造九条，河防四条。这仍然沿用明律三十门，但总共是四百三十六条。律首的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大都沿袭明朝旧制。纳赎诸例图、徒限内老疾收赎图、诬轻为重收赎图，银两数目都按现行制度。律文和律注有很多增减改动。律后的总注，是康熙年间创造的。律末并附有比引律三十条。这是大致情况。从此以后，虽然多次纂修，但仅续增附律的条例，律文没有改动。只有乾隆五年，律例馆修纂奏准删去总注，并补入过失杀伤收赎一图而已。
〔8〕例文自康熙初年仅存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1725，分别订定，曰原例，累朝旧例凡三百二十一条；曰增例，康熙间现行例凡二百九十条；曰钦定例，上谕及臣工条奏凡二百有四条，总计八百十有五条。其立法之善者，如犯罪存留养亲，推及孀妇独子；若殴兄致死，并得准其承祀，恤孤嫠且教孝也。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察有祖父子孙阵亡，准其优免一次，劝忠也。枉法赃有禄人八十两，无禄人及不枉法赃有禄人一百二十两，俱实绞，严贪墨之诛也。衙蠹索诈，验赃加等治罪，惩胥役所以保良懦也。强盗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歼渠魁、赦胁从之义也。复仇以国法得伸与否为断，杜凶残之路也。凡此诸端，或隐合古义，或矫正前失，皆良法也。而要皆定制于康、雍时。
条例文本从康熙初年仅存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加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分别订定，称为“原例”，历朝旧例共三百二十一条；称为“增例”，康熙年间现行例共二百九十条；称为“钦定例”，皇帝上谕及臣工条奏共二百零四条，总计八百一十五条。其中立法好的方面，比如犯罪存留养亲，推广到寡妇独子；如果殴打兄长致死，也准许其承继祭祀，这是体恤孤儿寡妇并教导孝道。犯死罪但不是常赦所不原谅的，查明有祖父母、父母、子孙阵亡的，准许优免一次，这是劝励忠诚。枉法赃，有俸禄的人八十两，无俸禄的人以及不枉法赃有俸禄的人一百二十两，都实绞，这是严惩贪官污吏。衙门中的蠹虫索贿诈骗，按赃数加等治罪，惩处胥吏差役以保护善良懦弱的人。强盗分别处理，法无可赦的处死，情有可原的从轻，这是歼灭首恶、赦免胁从的意思。复仇以国法能否伸张为判断标准，杜绝凶残的道路。所有这些，有的暗合古义，有的矫正前代失误，都是好的法律。而它们都制定于康熙、雍正时期。
〔9〕又国初以来，凡纂修律例，类必钦命二三大臣为总裁，特开专馆。维时各部院则例陆续成书，苟与刑律相涉，馆员俱一一釐正，故鲜乖牾。自乾隆元年1736，刑部奏准三年修例一次。十一年1746，内阁等衙门议改五年一修。由是刑部专司其事，不复简派总裁，律例馆亦遂附属于刑曹，与他部往往不相关会。高宗临御六十年，性矜明察，每阅谳牍，必求其情罪曲当，以万变不齐之情，欲御以万变不齐之例。故乾隆一朝纂修八九次，删原例、增例诸名目，而改变旧例及因案增设者为独多。
又自清朝开国以来，凡是纂修律例，通常必定钦命两三位大臣为总裁，特开专馆。当时各部院则例陆续成书，如果与刑律有关，馆员都一一整理改正，所以很少矛盾抵触。自从乾隆元年，刑部奏准三年修例一次。乾隆十一年，内阁等衙门议定改为五年一修。从此刑部专门负责此事，不再选派总裁，律例馆也于是附属于刑部，与其他部往往不相互沟通。乾隆帝在位六十年，生性矜持明察，每次审阅审判文书，必定要求情罪完全恰当，用万变不齐的情状，想用万变不齐的条例来驾驭。所以乾隆一朝纂修八九次，删除了原例、增例等名目，而改变旧例以及因案件增设的特别多。
〔10〕嘉庆以降，按期开馆，沿道光、咸丰以迄同治，而条例乃增至一千八百九十有二。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碎。其间前后牴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与他部则例参差，即一例分载各门者，亦不无歧异。辗转纠纷，易滋高下。雍正十三年1735，世宗遗诏有曰：“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浅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警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前严而改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酌核而后更定，自可垂诸永久。若前宽而改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事斟酌，如有应从旧例者，仍照旧例行。”惜后世议法诸臣，未尽明世轻世重之故，每届修例，第将历奉谕旨及议准臣工条奏节次编入，从未统合全书，逐条釐正。穆宗号称中兴，母后柄政，削平发、捻、回疆之乱，百端待理，尚于同治九年1870纂修一次。德宗幼冲继统，未遑兴作。兼之时势多故，章程丛积，刑部既惮其繁猥，不敢议修，群臣亦未有言及者，因循久之。
嘉庆以后，按期开馆修例，经过道光、咸丰直到同治，条例增加到一千八百九十二条。清朝定例，就像宋朝的编敕，有例就不用律，律已经多成空文，而例就更加繁碎。其间前后抵触，有的在律外加重，有的因例破坏律，有的因一事设一例，有的为一省一地方专设一例，甚至因此例而产生彼例，不仅与其他部则例参差，即使同一条例分载于各门的，也不无歧异。辗转纠纷，容易产生轻重不一的情况。雍正十三年，世宗遗诏说：“国家设置刑罚禁令，是用来惩治奸恶、消除暴乱、惩罚贪污、罢黜邪恶，以端正风俗，严肃官纪的。但宽严的运用，又必须根据时势。从前朕见人情浅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不知反省改过，不得不惩治整理，以警戒将来。现在人心都知道警惕了，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严厉而改为宽大的，这是从前部臣定议未妥，朕与廷臣悉心斟酌核议而后更改的，自然可以垂诸永久。如果从前宽大而改为严厉的，这是整饬人心风俗的办法，原想暂时施行，等弊病革除后，仍可酌情恢复旧章，这是朕的本意。以后遇事斟酌，如果有应从旧例的，仍照旧例执行。”可惜后世议法的大臣，没有完全明白世轻世重的缘故，每到修例，只是将历次奉到的谕旨及议准的臣工条奏依次编入，从未统合全书，逐条整理改正。穆宗号称中兴，母后垂帘听政，削平了太平天国、捻军、回疆之乱，百端待理，还在同治九年纂修了一次。德宗幼年即位，来不及兴作。加上时势多变，章程堆积，刑部既害怕其繁重，不敢提议修例，群臣也没有人提及，于是因循很久。
〔11〕逮光绪二十六年1900，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忧时之士，咸谓非取法欧、美，不足以图强。于是条陈时事者，颇稍稍议及刑律。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旨如所请，并谕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自此而议律者，乃群措意于领事裁判权。
等到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两宫太后和皇帝西逃。忧国忧时的人士，都认为不效法欧美，不足以图强。于是条陈时政的人，渐渐议论到刑律。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保举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下旨同意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的情形，参考各国法律，妥善拟议，务必使中外通行，有益于治理。从此以后，议论法律的人，都开始关注领事裁判权。
〔12〕是年刑部亦奏请开馆修例。三十一年1905，先将例内今昔情形不同，及例文无关引用，或两例重复，或旧例停止者，奏准删除三百四十四条。三十三年1907，更命侍郎俞廉三与沈家本俱充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乃徵集馆员，分科纂辑，并延聘东西各国之博士律师，藉备顾问。其前数年编纂未竣之旧律，亦特设编案处，归并分修。十二月，遵旨议定满、汉通行刑律，又删并旧例四十九条。宣统元年1909，全书纂成缮进，谕交宪政编查馆核议。二年1910，覆奏订定，名为现行刑律。
同年刑部也奏请开馆修例。三十一年，先将条例中今昔情形不同，以及例文无关引用，或两例重复，或旧例停止的，奏准删除三百四十四条。三十三年，又命令侍郎俞廉三与沈家本一起充任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于是征集馆员，分科编纂，并延聘东西方各国的博士律师，作为顾问。前几年编纂未完成的旧律，也特设编案处，归并分修。十二月，遵旨议定满、汉通行刑律，又删并旧例四十九条。宣统元年，全书编纂完成并抄写进呈，下旨交给宪政编查馆核议。二年，覆奏订定，名为《现行刑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