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宣宗尝出御制《猗兰操》及《招隐诗》赐诸大臣，以示风励。实应者寡，人情亦共厌薄。正统元年1436，行在吏部言：“宣德间，尝诏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县官举贤良方正各一人，迄今尚举未已，宜止之。”帝以朝廷求贤不可止，自今来者，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考试，中者录用，不中者黜之。荐举者益稀矣。天顺元年1457诏：“处士中，有学贯天人、才堪经济、高蹈不求闻达者，所司具实奏闻。”御史陈迹奏崇仁儒士吴与弼学行，命江西巡抚韩雍礼聘赴京。至则召见，命为左谕德。与弼辞疾不受。帝又命李贤引见文华殿，从容顾问曰：“重卿学行，特授宫僚，烦辅太子。”与弼固辞。赐宴文华殿，命贤侍宴，降敕褒赉，遣行人送归，盖殊典也。至成化十九年1483，广东举人陈献章被荐，授翰林院检讨，而听其归，典礼大减矣。其后弘治中浙江儒士潘辰，嘉靖中南直隶生员文征明、永嘉儒士叶幼学，皆以荐授翰林院待诏。万历中，湖广举人瞿九思亦授待诏，江西举人刘元卿授国子监博士，江西处士章潢仅遥授顺天府训导。而直隶处士陈继儒、四川举人杨思心等虽皆被荐，下之礼部而已。崇祯九年1636，吏部复议举孝廉，言：“祖宗朝皆偶一行之，未有定制。今宜通行直省，加意物色，果有孝廉、怀才抱德、经明行修之士，由司道以达巡按，覆核疏闻，验试录用。”于时荐举纷纷遍天下，然皆授以残破郡县，卒无大效。至十七年，令豫、楚被陷州县员缺悉听抚、按官辟选更置，不拘科目、杂流、生员人等。此则皇遽求贤，非承平时举士之典。至若正德四年，浙江大吏荐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徐文彪。刘瑾以四人皆谢迁同乡，而草诏出于刘健，矫旨下礼等镇抚司，谪戍边卫，勒布政使林符、邵宝、李赞及参政、参议、府县官十九人罚米二百石，并削健、迁官，且著令，余姚人不得选京官。此则因荐举而得祸者，又其变也。
宣宗皇帝曾经拿出自己创作的《猗兰操》和《招隐诗》赐给各大臣，用来表示劝勉和激励。但实际上响应的人很少，大家也都很厌恶这种做法。正统元年，行在吏部上奏说：“宣德年间，曾经下诏让天下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府、州、县官员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的人，到现在还在不停地举荐，应该停止。”皇帝认为朝廷求贤不能停止，从今以后来的，由六部、都察院、翰林院的长官考试，合格的就录用，不合格的就淘汰。从此荐举的人就更少了。天顺元年下诏：“在处士当中，如果有学问贯通天人、才能足以经世济民、品行高尚不追求名声的人，有关部门要如实上报。”御史陈迹奏报崇仁儒士吴与弼的学问和品行，皇帝命令江西巡抚韩雍以礼聘请他到京城。到了之后召见他，任命为左谕德。吴与弼以有病为由推辞不接受。皇帝又让李贤带他到文华殿引见，从容地询问他说：“我很看重你的学问品行，特意授予你东宫官职，麻烦你辅佐太子。”吴与弼坚决推辞。皇帝赐宴于文华殿，让李贤作陪，下诏褒奖赏赐，派行人送他回去，这可以说是特别的恩典了。到了成化十九年，广东举人陈献章被推荐，授予翰林院检讨，但允许他回家，礼仪待遇就大大减少了。此后弘治年间浙江儒士潘辰，嘉靖年间南直隶生员文征明、永嘉儒士叶幼学，都因为推荐被授予翰林院待诏。万历年间，湖广举人瞿九思也被授予待诏，江西举人刘元卿被授予国子监博士，江西处士章潢只被遥授顺天府训导。而直隶处士陈继儒、四川举人杨思心等人虽然都被推荐，只是下到礼部而已。崇祯九年，吏部又讨论举荐孝廉的事，说：“祖宗朝都是偶尔实行一次，没有固定的制度。现在应该在全国各省普遍推行，留意寻访，如果确实有孝廉、怀才抱德、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人，由司道上报到巡按，复核后上奏，考试录用。”当时荐举的风气遍布天下，但这些人全都被授予残破的郡县官职，最终也没有什么大效果。到了十七年，命令河南、湖北被攻陷的州县缺员，全都听凭巡抚、巡按官自行征召选用更替，不受科目、杂流、生员等身份限制。这是仓皇求贤，不是太平时期选拔士人的正常制度。至于正德四年，浙江的大官推荐余姚的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的徐文彪。刘瑾因为这四个人都是谢迁的同乡，而且举荐的诏书草稿出自刘健之手，于是假传圣旨把周礼等人送到镇抚司，贬谪到边境卫所戍守，勒令布政使林符、邵宝、李赞以及参政、参议、府县官十九人罚米二百石，并且削去了刘健、谢迁的官职，还下令规定，余姚人不得选为京官。这就是因为荐举而招来祸害的例子，又是其中的一种变数。
〔3〕任官之事，文归吏部，武归兵部，而吏部职掌尤重。吏部凡四司，而文选掌铨选，考功掌考察，其职尤重。选人自进士、举人、贡生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又有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诸杂流。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京官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县，由进士选。外官推官、知县及学官，由举人、贡生选。京官五府、六部首领官，通政司、太常、光禄寺、詹事府属官，由官荫生选。州、县佐贰，都、布、按三司首领官，由监生选。外府、外卫、盐运司首领官，中外杂职、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员、承差等选。此其大凡也。其参差互异者，可推而知也。初授者曰听选，升任者曰升迁。选人之法，每年吏部六考、六选。凡引选六，类选六，远方选二。听选及考定升降者，双月大选，其序定于单月。改授、改降、丁忧、候补者，单月急选。其拣选，三岁举行。举人乞恩，岁贡就教，无定期。凡升迁，必满考。若员缺应补不待满者，曰推升。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廷推。太常卿以下，部推。通、参以下吏部于弘政门会选。詹事由内阁，各衙门由各掌印。在外官，惟督、抚廷推，九卿共之，吏部主之。布、按员缺，三品以上官会举。监、司则序迁。其防边兵备等，率由选择保举，付以敕书，边府及佐贰亦付敕。蓟辽之昌平、蓟州等，山西之大同、河曲、代州等，陕西之固原、静宁等六十有一处，俱为边缺，尤慎选除。有功者越次擢，误封疆者罪无赦。内地监司率序迁，其后亦多超迁不拘次，有一岁中四五迁、由佥事至参政者。监、司多额外添设，守巡之外往往别立数衔，不能画一也。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至万历间变为掣签。二十九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上铨政十八事，其一曰议掣签。尚书李戴拟行报可，孙丕扬踵而行之。后虽有讥其失者，终明世不复更也。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给事、御史，亦初授升迁各半。永、宣以后，渐循资格，而台省尚多初授。至弘、正后，资格始拘，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隆庆中，大学士高拱言：“国初，举人跻八座为名臣者甚众。后乃进士偏重，而举人甚轻，至于今极矣。请自授官以后，惟考政绩，不问其出身。”然势已积重，不能复返。崇祯间，言者数申“三途并用”之说。间推一二举人如陈新甲、孙元化者，置之要地，卒以倾覆。用武举陈启新为给事，亦声名溃裂。于是朝端又以为不若循资格。而甲榜之误国者亦正不少也。
官员任命的事情，文官归吏部管，武官归兵部管，而吏部的职责尤其重要。吏部一共有四个司，其中文选司掌管官员的选拔，考功司掌管官员的考核，这两个司的职责尤其重要。候选官员除了进士、举人、贡生之外，还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以及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等各种杂流。进士算一条途径，举人贡生等算一条途径，吏员等算一条途径，这就是所谓的“三途并用”。京官中的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以及外官中的知州、推官、知县，从进士中选拔。外官中的推官、知县以及学官，从举人、贡生中选拔。京官中的五府、六部首领官，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詹事府的属官，从官荫生中选拔。州、县的副职，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首领官，从监生中选拔。外府、外卫、盐运司的首领官，朝廷内外的杂职官、有品级和无品级的官，从吏员、承差等中选拔。这是大概的情况。其中参差不同的地方，可以类推而知。初次被授予官职的叫“听选”，升职的叫“升迁”。选拔官员的办法，每年吏部进行六次考核、六次选拔。总共引选六次，类选六次，远方选两次。听选和考定升降的，双月进行大选，顺序在单月排定。改授、改降、丁忧、候补的，单月进行急选。拣选每三年举行一次。举人乞恩、岁贡就教，没有固定时间。凡是升迁，必须任职期满考核合格。如果职位空缺需要补充而不等待期满的，叫“推升”。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朝廷大臣共同推举或由皇帝特旨任命。侍郎以下以及祭酒，由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官员廷推。太常卿以下，由各部推举。通政使、参议以下由吏部在弘政门会选。詹事由内阁推举，各衙门由各掌印官推举。在外地的官员，只有总督、巡抚由廷推，九卿共同参与，吏部主持。布政使、按察使缺员，由三品以上官员会举。监司则按资历升迁。那些边防兵备等官职，大多由选拔保举，授予敕书，边境府官及副职也授予敕书。蓟辽地区的昌平、蓟州等地，山西的大同、河曲、代州等地，陕西的固原、静宁等六十一个地方，都是边缺，尤其要谨慎选拔任命。有功劳的越级提拔，耽误边防的绝不赦免。内地的监司一般按资历升迁，后来也有很多越级提拔不拘资历的，有一年之内升四五次、从佥事升到参政的。监司很多是额外添设的，守巡之外往往另外设立几个头衔，不能统一。在外地的府、州、县正官和副职，在朝廷内的大小九卿的属官，都是常选官，选拔、授职、升迁、调动，一切由吏部负责。起初用抽阄的方法，到万历年间改为抽签。万历二十九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上奏了关于铨政的十八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讨论抽签。尚书李戴拟议实行并得到批准，孙丕扬接着也实行了。后来虽然有人批评它的弊端，但整个明朝没有再改变。洪武年间，制定了南北互调的规矩，南方人做北方的官，北方人做南方的官。后来官制逐渐固定，除了学官之外，不能在本省做官，也不限于南北了。当初，太祖曾经亲自在奉天门选拔官员，并且告谕不要拘泥于资格。候选的人中就有立即被授予侍郎的，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以及荐举的人，交错使用。给事中、御史，也是初次授予和升迁的各占一半。永乐、宣德以后，逐渐遵循资格，而御史台和六科还多是初授。到弘治、正德以后，才开始拘泥于资格，举人、贡生虽然与进士并称为正途，但高低差别就像天壤之别。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说：“建国初期，举人做到尚书成为名臣的很多。后来就偏重进士，举人很受轻视，到现在已经到极点了。请求从授官以后，只看政绩，不问出身。”但形势已经积重难返。崇祯年间，有人多次申说“三途并用”的主张。偶尔推举一两个举人如陈新甲、孙元化，把他们放在重要位置，最终却导致失败。任用武举出身的陈启新为给事中，也是名声扫地。于是朝廷又认为不如遵循资格。而进士出身误国的人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