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长子崇基，袭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敬直，以尚主拜驸马都尉，坐与太子承乾交结，徙于岭外。崇基孙旭，开元初，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时光禄少卿卢崇道犯罪配流岭南，逃归匿于东都，为雠家所发。玄宗令旭究其狱，旭欲擅其威权，因捕系崇道亲党数十人，皆极其楚毒，然后结成其罪，崇道及其三子并坐死，亲友皆决杖流贬。时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递相纠讦，杰竟坐左迁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俄以赃罪黜为龙川尉，愤恚而死，甚为时之所快。
长子王崇基袭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王敬直，因娶公主拜驸马都尉，因与太子承乾交结，被流放岭南。崇基之孙王旭，开元初任左司郎中兼侍御史。当时光禄少卿卢崇道犯罪流放岭南，逃回藏匿于东都，被仇家告发。玄宗命王旭审理此案，王旭想擅威权，逮捕崇道亲党数十人，极尽酷刑，然后定案，崇道及三子皆死，亲友皆被杖责流贬。当时得罪的多是知名之士，天下认为冤枉。王旭又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和，互相攻击，李杰被贬为衢州刺史。王旭得志后，擅行威福，朝廷畏而鄙之。不久因赃罪被贬为龙川尉，愤恨而死，当时人大快。
〔5〕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也。性贞正，有干局。明习律令，尤晓文簿。隋大业末，为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甚礼之。越王侗以为给事郎。王世充将篡侗位，胄言于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须同其休戚，勖以终始。明公以文武之才，当社稷之寄，与存与亡，在于今日。所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使国有泰山之安，家传代禄之盛，则率土之滨，莫不幸甚。”世充诡辞称善，劳而遣之。世充后逼越王加其九锡，胄又抗言切谏。世充不纳，由是出为郑州长史，令与兄子行本镇武牢。太宗克武牢而得之，引为秦府士曹参军。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
戴胄，字玄胤，是相州安阳人。他性情忠贞正直，有才干和气度。他精通法律条令，尤其熟悉公文簿记。隋朝大业末年，他担任门下录事，纳言苏威和黄门侍郎裴矩都非常礼遇他。越王杨侗任命他为给事郎。王世充将要篡夺杨侗的帝位，戴胄对王世充说：“君臣的名分，感情如同父子，按理必须同甘共苦，自始至终相互勉励。明公凭借文武才能，肩负国家的重托，与国家共存亡，就在今日。我希望您能诚心对待王室，效法伊尹、周公的作为，使国家像泰山一样安稳，家族世代享受丰厚的俸禄，那么普天之下，没有人不感到庆幸的。”王世充假意说好，慰劳并打发了他。后来王世充逼迫越王杨侗给他加九锡，戴胄又直言极力劝谏。王世充不采纳，因此把他外放为郑州长史，命令他和哥哥的儿子王行本镇守武牢。唐太宗攻克武牢时俘获了他，引荐他担任秦王府士曹参军。等到太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兵部郎中，封为武昌县男。
〔6〕贞观元年627，迁大理少卿。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入，罚铜二十斤。上从之。胄驳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知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时朝廷盛开选举，或有诈伪资荫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随方指擿，言如泉涌。其年，转尚书右丞，寻迁左丞。先是，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饥乏。二年628，胄上言：“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已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禀。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名为社仓，终文皇代，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立为义仓。”太宗从其议。以其家贫，赍钱十万。
贞观元年，戴胄被升任为大理寺少卿。当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有一次被皇帝召见，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了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建议说：监门校尉没有发现制止，按罪应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内，应罚款二十斤铜。太宗同意了。戴胄反驳道：“校尉没有发现和长孙无忌误带刀，同样都是过失。臣子对于皇帝，不能说‘过失’。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给皇帝的汤药、饮食、舟船，如果因过失造成问题，不知情者也都处死。’陛下如果念及长孙无忌的功劳而宽恕他，那不是我们司法部门能决定的；如果应当按照法律来判，只罚款二十斤铜并不恰当。”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怎么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想偏袒他呢？”于是下令重新讨论。封德彝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准备听从他的意见时，戴胄又说：“校尉因为长孙无忌的牵连才被治罪，按法律应当从轻处理。如果论他们的过失，情况是相同的，但判决结果生死不同，所以我冒死坚决请求。”太宗称赞了他，最终免除了校尉的死罪。 当时朝廷广开选举之门，有些人伪造资历和门荫，皇帝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判死罪。不久有个伪造资荫的人事情败露，戴胄按照法律判处流放，并上奏皇帝。皇帝说：“我下过敕令，不自首的死罪，现在你只判流放，这是让天下人看到我不讲信用。你想卖弄官司吗？”戴胄说：“陛下如果当时就杀了他，那不是我能管的。既然已经交付给司法部门，我不敢违反法律。”皇帝说：“你自己守法，却让我失信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宣告大信用的；而君主的言语，是一时喜怒之情的发泄。陛下因一时的愤怒而许诺杀掉他，后来知道这样做不对，又将他交给法律处理，这正是克制小愤怒而保存大信用的做法。如果顺从愤怒而违背信用，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皇帝说：“法律有不当之处，您能纠正它，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戴胄多次这样冒犯皇帝威严而坚持依法办事。他所断的案子，没有冤枉和滥用刑罚的，他随时指出问题，言辞像泉水一样涌出。 这一年，戴胄转任尚书右丞，不久升任左丞。在此之前，每年遇到水旱灾害，都从正仓拨粮救济，没有粮仓的地方，百姓就到其他州去就食，很多人因此饥饿困乏。贞观二年，戴胄上书说：“水旱灾荒，古代圣王也避免不了。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是《礼经》明确告诫的。现在经过战乱，人口凋零减少，每年缴纳的租税，仓库并未充实。随即又发放出去，只够当年使用，如果遇到灾荒，拿什么来赈济抚恤？所以隋朝开皇年间创立制度，让天下百姓按等级缴纳粮食，称为社仓，在隋文帝整个时期，因此没有出现饥荒。到了大业中期，国家用度不足，将社仓的粮食都拿来充作官用，所以到了最后，没有东西可以供给。从王公以下，直到普通百姓，计算他们耕种田地的亩数，每年到秋天成熟时，根据庄稼收成按道理督促劝勉，让他们全都交出粮食。生产稻麦的地区，也征收同样的税，各自缴纳到所在地，建立义仓。”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为戴胄家境贫穷，赏赐给他十万钱。
〔7〕时尚书左仆射萧瑀免官，仆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谓胄曰：“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仆系之于卿，当称朕所望也。”胄性明敏，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武德已来，一人而已。又领谏议大夫，令与魏徵更日供奉。三年629，进拜民部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仆射杜如晦专掌选举，临终请以选事委胄，由是诏令兼摄吏部尚书，其民部、庶子、谏议并如故。胄虽有干局，而无学术。居吏部，抑文雅而奖法吏，甚为时论所讥。四年630，罢吏部尚书，以本官参预朝政，寻进爵为郡公。五年631，太宗将修复洛阳宫，胄上表谏曰：
当时尚书左仆射萧瑀被免去官职，仆射封德彝又去世了，太宗对戴胄说：“尚书省是国家的总纲，各部门都要秉承它，如果一件事有失误，天下必定有受其害的人。现在我把尚书令和仆射的职责托付给你，应当符合我的期望。”戴胄天性聪明敏捷，通达政事，处理决断明确迅速。评议的人认为尚书左右丞称职的，从武德年间以来，只有他一人。他又兼任谏议大夫，太宗命令他和魏徵隔日轮流在宫中侍奉。贞观三年，升任民部尚书，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在此之前，右仆射杜如晦专门掌管选举事务，临终时请求把选举事务委托给戴胄，因此太宗下诏让他兼代理吏部尚书，其民部、太子左庶子、谏议大夫等职务依旧。戴胄虽有才能气度，但没有学问。在吏部任事时，压制文雅之士而奖励文法之吏，很被当时的舆论讥讽。贞观四年，被免去吏部尚书，以原官职参预朝政，不久进爵为郡公。贞观五年，太宗要修复洛阳宫，戴胄上奏劝谏说：
〔8〕陛下当百王之弊，属暴隋之后，拯余烬于涂炭，救遗黎于倒悬。远至迩安，率土清谧，大功大德，岂臣之所称赞。臣诚小人，才识非远，唯知耳目之近，不达长久之策，敢竭区区之诚，论臣职司之事。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农将作。假有遗余，势何足纪？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以臣愚虑，恐致怨嗟。七月已来，霖潦过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时丰岁稔，犹未可量。加以军国所须，皆资府库，布绢所出，岁过百万。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其虚。且洛阳宫殿，足蔽风雨，数年功毕，亦谓非晚。若顿修营，恐伤劳扰。
陛下您面对历代百王的积弊，处于暴虐的隋朝之后，将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救活遗民于倒悬之中。无论远近都安定，天下清平宁静，您的大功大德，哪里是我所能称赞的。我确实是个见识短浅的小人，只知道眼前所见所闻，不懂得长远的计策，但我愿意竭尽区区赤诚，谈论我职责范围内的事。近来我看到关中、河外地区，全都设置了军团，富有人家的强丁，都参加了军队。再加上九成宫的修建工程，剩下的男丁几乎用尽，距离京城两千里以内的百姓，先被分配给司农和将作监服役。即使有剩余的人，情况也微不足道。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户口稀少，一人去服役，全家便荒废。参军的人被督催准备兵器，服役的人被责成提供干粮，全家尽力经营，大多不能承受。以我的愚见，恐怕会导致怨恨嗟叹。自七月以来，雨水过多，河南、河北地区田地低洼，是丰收还是歉收，还难以预料。再加上军队和国家的需要，都依靠府库，布帛支出每年超过百万。壮丁已经服役殆尽，赋税却不减少，费用没有止境，国库将要空虚。况且洛阳的宫殿，足够遮蔽风雨，几年之内完工，也不能算晚。如果立即动工修建，恐怕会劳民伤财，造成骚扰。
〔9〕太宗甚嘉之，因谓侍臣曰：“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以闻。所进官爵，以酬厥诚耳。”七年卒，太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诏虞世南撰为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造庙。房玄龄、魏徵并美胄才用，俱与之亲善，及胄卒后，尝见其游处之地，数为之流涕。胄无子，以兄子至德为后。
唐太宗非常赞许戴胄，于是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戴胄和我没有骨肉亲情，但他凭借忠诚正直来砥砺品行，深切地体念国家，凡是遇到重要机密的事情，没有不告诉我。我晋升他的官爵，只是为了回报他的忠诚罢了。”贞观七年戴胄去世，太宗为他举行哀悼仪式，停止上朝三天。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追封为道国公，谥号是忠，并下诏让虞世南撰写碑文。又因为戴胄的住宅破旧简陋，没有地方举行祭祀，命令有关部门特意为他建造庙宇。房玄龄和魏徵都很赞赏戴胄的才能，都和他亲近友好，等到戴胄去世后，他们看到戴胄曾经游玩居住过的地方，多次为他流泪。戴胄没有儿子，把他哥哥的儿子戴至德过继为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