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既而隐太子见太宗勋德尤盛，转生猜间。太宗尝至隐太子所，食，中毒而归，府中震骇，计无所出。玄龄因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恟々，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无忌曰：“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无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龄谓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对曰：“国家患难，今古何殊。自非睿圣钦明，不能安辑。大王功盖天地，事钟压纽，神赞所在，匪藉人谋。”因与府属杜如晦同心戮力。仍随府迁授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文学馆学士。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隐太子以玄龄、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计事。及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贞观元年627，代萧瑀为中书令。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太宗因谓诸功臣曰：“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许自言。”皇从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初，将军丘师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神道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可妄诉？”三年629，拜太子少师，固让不受，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踧踖，若无所容。九年635，护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十一年637，与司空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并代袭刺史，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事竟不行。十三年639，加太子少师，玄龄频表请解仆射，诏报曰：“夫选贤之义，无私为本；奉上之道，当仁是贵。列代所以弘风，通贤所以协德。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龄遂以本官就职。时皇太子将行拜礼，备仪以待之，玄龄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实显贵之极，频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642，又与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锡赉甚优。进拜司空，仍综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抗表陈让，太宗遣使谓之曰：“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玄龄遂止。十八年644，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赞曰：“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宫，加玄龄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监修国史如故。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其年，玄龄丁继母忧去职，特敕赐以昭陵葬地。未几，起复本官。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京城留守，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廪，并委令处分发遣。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尤宜诫慎。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唯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诏藏于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
后来，隐太子李建成见太宗功勋和德行特别高，逐渐产生了猜忌。太宗曾到隐太子那里吃饭，中毒后回来，秦王府中的人都震惊害怕，想不出办法。房玄龄于是对长孙无忌说：“现在猜忌已经形成，祸患即将爆发，天下人心惶惶，人人都怀有异心。一旦发生变故，大乱必然兴起，不仅祸及秦王府，恐怕还会危及国家。在这个时候，怎么能不深思呢！我有个笨主意，不如效仿周公的做法，对外安定华夏，对内安定宗庙社稷，履行孝养之礼。古人说‘治理国家的人不顾小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这难道不比家国沦亡、身败名裂强吗？”长孙无忌说：“我早就怀有这个想法，没敢说出来，你今天说的，正合我长久的心意。”长孙无忌于是进去告诉了太宗。太宗召见房玄龄问：“危险的征兆已经出现，该怎么办？”房玄龄回答说：“国家的患难，古今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不是圣明睿智的君主，不能安定。大王您的功绩覆盖天地，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命脉，这是神明的旨意，不是靠人的谋划。”于是他和秦王府的属官杜如晦同心协力。随后他跟随秦王府的迁升，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封为临淄侯；又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授文学馆学士。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多年，一直掌管文书，每次军书表奏，他停下马来就能写成，文字简练而道理充分，从不需要草稿。高祖曾对侍臣说：“这个人深懂机宜，完全可以委以重任。每次替我儿子陈述事情，必定能符合人心，即使千里之外，也像面对面说话一样。”隐太子因为房玄龄、杜如晦被太宗亲近礼遇，非常厌恶他们，在高祖面前进谗言，于是他们和杜如晦一起被驱逐。隐太子将要发动政变时，太宗命令长孙无忌召来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的衣服，暗中引入宫中商议大事。等到太宗进入东宫（成为太子），提拔房玄龄为太子右庶子，赏赐绢五千匹。贞观元年，他代替萧瑀担任中书令。论功行赏时，太宗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等，进封爵位为邢国公，赐予实封一千三百户。太宗于是对各位功臣说：“我评定你们的功勋，确定封邑，恐怕不能完全恰当，你们可以各自说说自己的想法。”皇叔淮安王李神通进言说：“起义之初，我率兵最先到达。现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刀笔小吏，功劳却排在第一，我私下不服。”太宗说：“起义之初，人人都有心。叔父虽然率兵前来，但并未亲自冲锋陷阵。山东未定时，您受命专征，窦建德南侵，您全军覆没。后来刘黑闼作乱，您望风而逃。现在论功行赏，房玄龄等人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的功劳，所以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汗马功劳，但因为指挥调度，功劳才能排在第一。叔父是国家至亲，我确实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但绝不能因为私情，胡乱与功臣们同赏。”起初，将军丘师利等人都自夸功劳，有的卷起袖子指天画地，等看到李神通理亏，互相说：“陛下凭着最公正的原则行赏，不偏袒自己的亲人，我们怎能胡乱申诉？”贞观三年，任命房玄龄为太子少师，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代理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第二年，他代替长孙无忌担任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他担任总领百官的重任后，日夜恭敬谨慎，尽心竭力，不想让一件事出差错。听到别人有优点，就像自己有一样。他通晓政务，又用文学来修饰，审定法令，力求宽恕公平。不以求全责备的态度用人，不以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按照才能选拔任用，不因身份低贱而歧视。评论者称他为良相。有时因事被责备，他就连续几天到朝堂上磕头请罪，恐惧不安，好像无地自容。贞观九年，他负责高祖山陵的制度，因功加开府仪同三司。贞观十一年，他与司空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一起被授予世袭刺史，他以本官兼任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但这事最终没有实行。贞观十三年，加授太子少师，房玄龄多次上表请求解除仆射的职务，太宗下诏回答说：“选用贤才的原则，以无私为本；侍奉君上的道理，以当仁不让为贵。历代之所以弘扬风气，通贤之所以协和德行。你忠诚、肃敬、恭谨、美好，明达、诚信、忠厚、诚实。在开创霸业时，你精心谋划帝王之道。效法宰相，使各种政务和谐；辅佐太子，声望和实绩都很显著。现在你却忘记了大体，拘泥于小节，虽然恭敬地履行教诲的职责，却推辞了机要政务，这难道就是所说的辅佐我一人，共同安定四海吗？”房玄龄于是以本官就职。当时皇太子将要举行拜礼，准备了仪式等待他，房玄龄非常谦虚，不敢前去拜见，于是回了家。有见识的人没有不敬重他谦让的品德。房玄龄自认为担任宰相十五年，女儿是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娶了高阳公主，实在是显贵到了极点，多次上表辞去职位，太宗下诏好言安慰，没有批准。贞观十六年，他又与高士廉等人一起编成《文思博要》，赏赐非常优厚。进升为司空，仍然总揽朝政，依旧监修国史。房玄龄上表坚决推辞，太宗派使者对他说：“从前留侯张良让位，窦融辞去荣华，都是害怕盈满，知道前进能后退，善于明察知足，前代都赞美他们。你也想效仿前代贤人，实在值得嘉奖。但是国家长期任用你，一旦忽然没有良相，就像失去两只手。如果你的精力不衰，就不必推让了。”房玄龄于是停止了推辞。贞观十八年，他与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被画像于凌烟阁，赞语说：“才华兼备文采，思虑入于机神。当官砥砺节操，奉上忘身。”高宗居住在东宫时，加授房玄龄太子太傅，仍然掌管门下省事务，监修国史如故。不久因撰成《高祖、太宗实录》，太宗下诏书褒奖赞美，赐物一千五百段。这一年，房玄龄因继母去世离职，特地下诏赐予昭陵的葬地。不久，起复本官。太宗亲征辽东，命令房玄龄留守京城，亲笔诏书说：“你担当萧何那样的重任，我就没有西顾之忧了。”军队的武器装备、战士的粮食，都委托他处理发放。房玄龄多次上言说敌人不可轻视，尤其应当谨慎。不久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新撰写《晋书》，于是奏请任用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头撰录，以臧荣绪的《晋书》为主，参考各家，非常详尽。但是史官大多是文学之士，喜欢采集诡异荒谬的琐事，以扩大见闻；而且所写的评论，竞相追求华丽，不追求真实，因此被学者们所讥讽。只有李淳风精通星象历法，善于著述，他所修的《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值得观览。太宗亲自写了宣帝、武帝以及陆机、王羲之的四篇论，于是总题称为御撰。到贞观二十年，书成，共一百三十卷，下诏收藏于秘府，颁赐和加级各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