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之圣人，为人父母，莫不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防闲于未然，惧争心之将作也。故有轻重三典之异，宫墨五刑之差，度时而施宜，因事以议制。大则陈之原野，小则肆诸市朝，以御奸宄，用惩祸乱。兴邦致理，罔有弗由于此者也。暨淳朴既消，浇伪斯起，刑增为九，章积三千，虽有凝脂次骨之峻，而锥刀之末，尽争之矣。自汉迄隋，世有增损，而罕能折衷。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比及晚年，渐亦滋虐。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
古代圣人作为百姓的父母，没有不制定礼法来推崇恭敬，设立刑罚来彰显威严，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防范，害怕争讼之心将要产生。所以有轻、中、重三种刑法的差异，宫刑、墨刑等五种刑罚的差别，根据时势来施行适宜的措施，依据事情来讨论制度。大的刑罚就在原野上执行，小的就在市区或朝廷上执行，用以抵御奸邪之人，惩罚祸乱。振兴国家、达到治理，没有不由此而来的。等到淳朴之风消失，浮薄虚伪兴起，刑罚增加到九种，律章积累到三千条，虽然有像凝固的油脂（严密）和刻入骨髓（残酷）那样严峻，但连锥刀之末（微小的利益）都去争夺了。从汉朝到隋朝，历代有增加或减少，但很少能折中。隋文帝参考北周、北齐的旧政，来制定律令，废除苛酷惨烈的法令，致力于宽大公平。但到了晚年，逐渐也滋生了暴虐。隋炀帝猜忌刻薄，法令尤其严峻，人民不堪忍受，于是导致灭亡。
〔2〕高祖初起义师于太原，即布宽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竞来归附。旬月之间，遂成帝业。既平京城，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条格，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寻又敕尚书左仆射裴寂、尚书右仆射萧瑀及大理卿崔善为、给事中王敬业、中书舍人刘林甫颜师古王孝远、泾州别驾靖延、太常丞丁孝乌、隋大理丞房轴、上将府参军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机等，撰定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于时诸事始定，边方尚梗，救时之弊，有所未暇，惟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至武德七年624五月奏上，乃下诏曰：
高祖（唐高祖李渊）当初在太原起兵时，就颁布了宽大的法令。百姓苦于隋朝的苛政，争相来归附。十天半月之间，就成就了帝业。平定京城（长安）后，约法十二条。只规定杀人、抢劫、背军、叛逆者处死，其余的全部免除。等到接受禅让（称帝）后，下诏命令纳言刘文静与当朝博学之士，依据开皇律令进行增减，完全削除大业年间所用的烦琐严峻的法令。又制定了五十三条格，致力于宽大简明，以适合当时需要。不久又敕令尚书左仆射裴寂、尚书右仆射萧瑀以及大理卿崔善为、给事中王敬业、中书舍人刘林甫、颜师古、王孝远、泾州别驾靖延、太常丞丁孝乌、隋大理丞房轴、上将府参军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机等人，撰定律令，大致以开皇律为准。当时各项事务刚刚安定，边疆地区尚不顺畅，挽救时弊，还没有空闲，只把五十三条格修正后纳入新律，其余没有改动。到武德七年五月奏上，于是下诏说：
〔3〕古不云乎，“万邦之君，有典有则。”故九畴之叙，兴于夏世，两观之法，大备隆周。所以禁暴惩奸，弘风阐化，安民立政，莫此为先。自战国纷扰，恃诈任力，苛制烦刑，于兹竞起。秦并天下，隳灭礼教，恣行酷烈，害虐蒸民，宇内骚然，遂以颠覆。汉氏拨乱，思易前轨，虽复务从约法，蠲削严刑，尚行菹醢之诛，犹设锱铢之禁。字民之道，实有未弘，刑措之风，以兹莫致。爰及魏、晋，流弊相沿，宽猛乖方，纲维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凋。皆由法令湮讹，条章混谬。自斯以后，宇县瓜分，戎马交驰，未遑典制。有隋之世，虽云厘革，然而损益不定，疏舛尚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备。加以微文曲致，览者惑其浅深，异例同科，用者殊其轻重，遂使奸吏巧诋，任情与夺，愚民妄触，动陷罗网，屡闻厘革，卒以无成。
古人不是说过吗：“万邦的君主，都有典章制度。”所以九种治国大法的顺序，在夏朝时就已兴起，两观（天子诸侯宫门外悬挂法律文书的地方）的法律制度，在周朝时大为完备。这些制度是用来禁止暴行、惩治奸邪，弘扬风尚、阐明教化，安抚百姓、建立政治秩序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自从战国时期纷乱扰攘，各国依靠欺诈和武力，苛刻的制度和繁多的刑罚，在此时竞相出现。秦朝统一天下后，毁灭了礼教，任意施行残酷暴虐的统治，残害虐待广大百姓，天下动荡不安，于是导致灭亡。汉朝拨乱反正，想要改变前朝的旧路，虽然努力遵从简约的法律，削减严厉的刑罚，但仍然施行把人剁成肉酱的酷刑，还设置像锱铢那样细微的禁令。养育百姓的方法，确实没有发扬光大，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因此没能实现。到了魏、晋时期，遗留的弊端相沿袭，宽严失去了合适的尺度，国家纲纪秩序混乱。下级欺凌上级，上级废弛职守，政事散乱，民生凋敝。这都是由于法令湮没讹误，条文规章混乱错误。从此以后，天下分裂，战马奔驰交相征战，来不及顾及典章制度。到了隋朝，虽然说是改革整顿，然而增减不定，疏漏错误还很多，各种法规章程，很少能完备。再加上文辞隐微曲折，阅读的人对其深浅疑惑不解，不同的案件引用相同的法律条文，执法的人对其轻重处置不同，于是使得奸猾的官吏巧妙地诋毁，任意地给予或剥夺，愚昧的百姓胡乱触犯，动不动就陷入法网，多次听说改革整顿，最终没有成功。
〔4〕朕膺期受箓，宁济区宇，永言至治，兴寐为劳。补千年之坠典，拯百王之余弊，思所以正本澄源，式清流末，永垂宪则，贻范后昆。爰命群才，修定科律。但今古异务，文质不同，丧乱之后，事殊曩代，应机适变，救弊斯在。是以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遗，务从体要。迄兹历稔，撰次始毕，宜下四方，即令颁用。庶使吏曹简肃，无取悬石之多；奏谳平允，靡竞锥刀之末。胜残去杀，此焉非远。
我承受天命，安定天下，长久思考治理之道，日夜操劳。弥补千年以来的废弛典制，拯救历代帝王遗留的弊政，思考如何正本清源，以澄清末流，永远垂示法则，留给后代典范。于是命令众多才士，修定科条律令。但是古今事务不同，文采与质朴有别，经过丧乱之后，情况与过去不同，应该顺应时机，适应变化，救弊正在于此。所以斟酌繁简，取合时宜，矫正差错遗漏，务求切合大体和要领。到现在经过多年，编纂完成，应该颁行天下，立即令其使用。希望使官吏办事简练严肃，不必像悬石（比喻繁多）那样；奏报判决公平允当，不要竞争锥刀之末（微利）。教化残暴、去除杀戮，离此不远了。
〔6〕及太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戴胄、魏徵又言旧律令重，于时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寻又愍其受刑之苦，谓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断人右趾，意甚不忍。”谏议大夫王珪对曰：“古行肉刑，以为轻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设断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获生。刑者幸得全命，岂惮去其一足？且人之见者，甚足惩诫。”上曰：“本以为宽，故行之。然每闻恻怆，不能忘怀。”又谓萧瑀、陈叔达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简死罪五十条，从断右趾。朕复念其受痛，极所不忍。”叔达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于死刑之内，改从断趾，便是以生易死，足为宽法。”上曰：“朕意以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书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余事，太宗令参掌删改之。弘献于是与玄龄等建议，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废，制为死、流、杖、笞凡五等，以备五刑。今复设刖足，昌为六刑。减死在于宽弘，加刑又加烦峻。乃与八座定议奏闻，于是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等到唐太宗即位后，又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和学士、法官们，对法律进行进一步的修改。戴胄、魏徵又提出旧律法太重，当时讨论将绞刑一类的五十条罪名改为免死，但砍掉犯人的右脚趾，这样很多本应处死的人得以活命。不久太宗又同情这些人受刑的痛苦，对身边的大臣说：“前代早已不用肉刑了，现在突然砍掉人的右脚趾，我心里实在不忍。”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古代使用肉刑，是针对轻罪的。现在陛下怜悯死刑太多，设立断趾的刑罚，按律本应处死的人现在得以活命，受刑的人侥幸保住性命，哪里会害怕失去一只脚？而且别人看到，也足以起到惩戒警示的作用。”太宗说：“我本来是想宽大处理，所以才这样做。但每次听到这件事，心里都感到悲伤，不能忘怀。”又对萧瑀、陈叔达等人说：“我认为人死不能复生，想有所怜悯，所以从死刑中挑选了五十条，改为砍断右脚趾。但我又想到他们受的痛苦，实在不忍心。”陈叔达等人都说：“古代的肉刑，是在死刑之外另加的。陛下在死刑范围内改为断趾，就是用活命代替死亡，确实是宽大的法律。”太宗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想实行。但有人上书说这样不合适，你们再考虑考虑。”后来，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提出律令中不便于当时情况的四十多条问题，太宗让他参与删改。裴弘献于是和房玄龄等人建议，认为古代的五刑中，砍脚是其中一种。等到肉刑废除后，制定了死、流、杖、笞共五种，以对应五刑。现在又设置砍脚，就成了六种刑罚。减轻死刑是为了宽大，增加刑罚却又变得繁琐严苛。于是和八座官员共同商议后上奏，于是又废除了断趾法，改为加役流，流放三千里，服劳役两年。
〔7〕又旧条疏，兄弟分后，荫不相及，连坐俱死，祖孙配没。会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顾谓侍臣曰：“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详议。于是玄龄等复定议曰：“案礼，孙为王父尸。案令，祖有荫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而兄弟属轻，应重反流，合轻翻死，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又有旧的规定，兄弟分家后，荫庇不相及，连坐都处死，祖孙被配没（没收为官奴）。恰逢同州人房强，他的弟弟在岷州担任统军，因谋反被处死，房强应当连坐。太宗曾经审阅囚徒，怜悯他即将死去，为之动容。回头对侍臣说：“刑典仍然沿用，大概是教化未融洽的过错。愚人有什么罪，而施加重刑呢？更彰显我的不德。用刑之道，应当审察事理的轻重，然后施加刑罚。哪有不明察根本而一概诛杀，这不是体恤刑罚、重视人命。既然反逆有两种：一是兴师动众，一是恶言犯法。轻重有差别，而连坐都处死，难道我内心能安吗？”于是命令百官详细讨论。于是房玄龄等人重新议定说：“按礼，孙子可以为祖父的尸（祭祀时代表死者）。按令，祖父有荫庇孙子的意义。这样看来，祖孙亲情重而兄弟关系轻，应该重的反而流放，应该轻的反而处死，根据礼和情，深为不妥。现在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都配没。其中因恶言犯法而不能造成危害的，情节较轻，兄弟免死，配流（流放）是合适的。”太宗听从了。从此与古代死刑相比，几乎废除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