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六年811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杀仇人秦果，投县请罪。敕：“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特从减死之法。宜决一百，配流循州。”职方员外郎韩愈献议曰：
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果，到县府投案请罪。敕令：“复仇杀人，固有常典。因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到公门，发于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特从减死之法。应决杖一百，配流循州。”职方员外郎韩愈献议说：
〔33〕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
我恭敬地接到本月五日的诏书：关于复仇，按照礼经，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按照法律，杀人者要处死。礼和法律这两件事，都是帝王教化的根本，出现这样的差异，必须进行辩论，应当命令尚书省召集官员共同讨论后上奏。我认为，儿子为父亲报仇，见于《春秋》、《礼记》、《周官》以及诸子史书，数不胜数，没有指责并治罪的。这件事最应该在律法中详细规定，但律法却没有相关条款，这不是遗漏文字。大概是因为如果禁止复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违背先王的教导；如果允许复仇，人们就会倚仗法律擅自杀人，无法禁止这种苗头。律法虽然本于圣人，但执行它的是有关官员。经书明确的是约束官员的。在经书中反复强调其义理，而在律法中深藏其条文，目的是让执法官吏一律按照法律判决，而经学之士能够引用经义来议论。《周官》说：“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命令不要复仇，如果复仇就要处死。”义，就是适宜，表明杀人而不合乎适宜，儿子就可以复仇。这是百姓之间的仇杀。《公羊传》说：“父亲不是被依法处死，儿子复仇是可以的。”不是被依法处死，就是罪不当死。又《周官》说：“凡是报仇的，先到司法官那里登记，杀了人无罪。”意思是将要复仇，必须先向官府报告，就无罪。如今陛下留意典章制度，想确立固定的规定。顾惜官吏的职责，怜悯孝子的心，表示不专断，询问群臣的意见。我认为复仇的名称虽然相同，但具体事情各有不同。有的是百姓之间的仇杀，如《周官》所说，可以在今天讨论；有的是被官吏处死，如《公羊传》所说，不能在今天实行。还有《周官》所说，将要复仇，先告诉官府就无罪。如果是孤弱幼小的人，抱着微小的志向而等待敌人的机会，恐怕不能自己向官府报告，不能作为今天的判断标准。既然如此，那么处死与赦免，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制定这样一条规定：凡有为父亲报仇的，事情发生后，详细陈述事情原由，下发尚书省召集官员讨论后上奏。斟酌合适的情况来处理，那么经义和法律都不会失去其主旨了。
〔34〕元和十三年818八月，凤翔节度使郑余庆等详定《格后敕》三十卷，右司郎中崔郾等六人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许孟容、蒋乂等奉诏删定，复勒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刘伯刍等考定，如其旧卷。
元和十三年八月，凤翔节度使郑余庆等详定《格后敕》三十卷，右司郎中崔郾等六人修成上奏。同年，刑部侍郎许孟容、蒋乂等奉诏删定，又编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刘伯刍等考定，如其旧卷。
〔35〕长庆元年821五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状所犯十人以上，所断罪二十件以上，为大。所犯六人以上，所断罪十件以上，为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断罪十件以下，为小。其或所抵罪状并所结刑名并同者，则虽人数甚多，亦同一人之例。违者罪有差。”二年822四月，刑部员外郎孙革奏：“京兆府云阳县人张莅，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宪征之，莅承醉拉宪，气息将绝。宪男买得，年十四，将救其父。以莅角力人，不敢撝解，遂持木锸击莅之首见血，后三日致死者。准律，父为人所殴，子往救，击其人折伤，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买得救父难是性孝，非暴；击张莅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岁，正父子之亲，若非圣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以权之，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周书所训，诸罚有权。今买得生被皇风，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臣职当谳刑，合分善恶。”敕：“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
长庆元年五月，御史中丞牛僧孺上奏：“天下刑狱，苦于拖延，请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完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状所犯十人以上，所断罪二十件以上，为大。所犯六人以上，所断罪十件以上，为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断罪十件以下，为小。其或所抵罪状并所结刑名并同者，则虽人数甚多，亦同一人之例。违者罪有差。”二年四月，刑部员外郎孙革奏：“京兆府云阳县人张莅，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康宪征讨，张莅乘醉拉康宪，气息将绝。康宪子康买得，年十四，将救其父。因张莅是角力之人，不敢撝解，遂持木锸击张莅之首见血，后三日致死。准律，父为人所殴，子往救，击其人折伤，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康买得救父难是性孝，非暴；击张莅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岁，正父子之亲，若非圣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以权之，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周书所训，诸罚有权。今康买得生被皇风，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臣职当谳刑，合分善恶。”敕：“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
〔36〕大和七年833十二月，刑部奏：“先奉敕详定前大理丞谢登《新编格后敕》六十卷者。臣等据谢登所进，详诸理例，参以格式，或事非久要，恩出一时，或前后差殊，或书写错误，并已落下及改正讫。去繁举要，列司分门，都为五十卷。伏请宣下施行。”可之。八年834四月，诏应犯轻罪人，除情状巨蠹，法所难原者，其他过误罪愆，及寻常公事违犯，不得鞭背。遵太宗之故事也。俄而京兆尹韦长奏：“京师浩穰，奸豪所聚。终日惩罚，抵犯犹多，小有宽容，即难禁戢。若恭守敕旨，则无以肃清；若临事用刑，则有违诏使。伏望许依前据轻重处置。”从之。
大和七年十二月，刑部上奏说：“先前奉旨详细审定前任大理丞谢登编纂的《新编格后敕》六十卷。我们根据谢登进献的文本，仔细考察了各种案例和道理，并参照法律条规格式，发现有的内容不是长久必要的，只是一时的恩典，有的前后矛盾，有的书写错误，都已经删除和改正完毕。去除繁琐，提取要点，按部门分门别类，总共编成五十卷。恳请下诏颁布施行。”皇帝批准了。大和八年四月，下诏说：凡是犯轻罪的人，除了情节恶劣、为法律难以宽恕的以外，其他过失错误以及寻常公事上的违犯，都不得鞭打背部。这是遵循唐太宗时期的旧例。不久，京兆尹韦长上奏说：“京城人口众多、繁华混杂，奸诈豪强聚集在这里。整天惩罚，触犯法律的人仍然很多，稍微宽容一点，就难以禁止。如果恭敬地遵守圣旨，就无法肃清奸邪；如果临时动用刑罚，又违背了诏令。恳请允许依照以前的标准，根据罪行轻重进行处置。”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37〕开成四年839，两省详定《刑法格》一十卷，敕令施行。
开成四年，两省（中书、门下）详定《刑法格》十卷，敕令施行。
〔38〕会昌元年841九月，库部郎中、知制诰纥干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赃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令死于家者，伏请永为定格。”从之。大中五年851四月，刑部侍郎刘瑑等奉敕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起贞观二年628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851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杂敕，都计六百四十六门，二千一百六十五条。七年853五月，左卫率仓曹参军张戣进《大中刑法统类》一十二卷，敕刑部详定奏行之。
会昌元年九月，库部郎中、知制诰纥干泉等人上奏说：“根据刑部的奏请，贪赃的官员五品以上，应当处以死刑，请求按照《狱官令》的规定在家中处死，恳请永远作为固定制度。”皇帝同意了。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刘瑑等人奉皇帝命令编纂《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从贞观二年六月二十日开始，到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为止，总共二百二十四年的各种敕令，总计六百四十六门，二千一百六十五条。大中七年五月，左卫率仓曹参军张戣进献《大中刑法统类》十二卷，皇帝命令刑部详细审定后上奏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