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食货前志，据《经世大典》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历以前，载之详矣。若夫元统以后，海运之多寡，钞法之更变，盐茶之利害，其见于《六条政类》之中，及有司采访事迹，凡有足征者，具录于篇，以备参考；而丧乱之际，其亡逸不存者，则阙之。
《食货前志》是依据《经世大典》来编排它的目录的，总共有十九个门类。从天历年间以前的事情，记载得非常详细。至于元统以后，海上运输的多少、纸币制度的变更、盐茶专卖的利弊，这些内容出现在《六条政类》以及有关部门采访收集的史实中。凡是足以作为依据的，都完整地记录在篇章里，以备参考；而遇到战乱动荡的时期，那些散失不见的，就只能空缺不记了。
〔2〕元自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1283，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历岁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由是岁运之数，渐不如旧。至正元年1341，益以河南之粟，通计江南三省所运，止得二百八十万石。二年1342，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寺观之粮，尽数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而已。及汝、颍倡乱，湖广、江右相继陷没，而方国珍、张士诚窃据浙东、西之地，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
元朝从世祖忽必烈采纳伯颜的建议开始，每年通过海路从东南地区向京城运输粮食，这项政策始于至元二十年，到天历、至顺年间，运输量从四万石以上增加到了三百万石以上，对国家财政十分重要。但时间一长，各种弊病逐渐出现，水旱灾害接连不断，政府和百姓都很困难，使三个行省的民力疲劳不堪，只为完成每年固定的运输数量。而押运和监运的官员，以及管理收支的官吏，肆意贪污，运费不及时发放，收支不平衡，船户贫困，损耗更加严重。再加上风浪无法预测，盗贼出没，抢劫船只、船沉人亡的祸患，从后至元年间以后，简直说不完了。因此，每年的运输数量逐渐不如从前。到了至正元年，加上河南的粮食，合计江南三省所运的，只得二百八十万石。至正二年，又命令江浙行省和中政院财赋总管府，把原本拨赐给个人和寺观的粮食全部起运，也仅得二百六十万石而已。等到汝州、颍州一带发生叛乱，湖广、江西相继沦陷，而方国珍、张士诚窃据了浙东、浙西地区，虽然朝廷用高官厚禄笼络他们，把他们当作屏障，但他们不但不缴纳贡赋，反而盘剥百姓来供养自己，所以海运的船只已经好几年不到京城了。
〔3〕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由海道至庆元，抵杭州。时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中书省丞相，张士诚为太尉，方国珍为平章政事，诏命士诚输粟，国珍具舟，达识帖睦迩总督之。既达朝廷之命，而方、张互相猜疑，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伯颜帖木儿白于丞相，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克济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兴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转以达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后抵澉浦，乃载于舟。海滩浅涩，躬履艰苦，粟之载于舟者，为石十有一万。二十年1360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户部尚书王宗礼等至江浙。二十一年1361五月，运粮赴京，如上年之数。九月，又遣兵部尚书彻彻不花、侍郎韩祺往征海运一百万石。二十二年1362五月，运粮赴京，视上年之数，仅加二万而已。九月，遣户部尚书脱脱欢察尔、兵部尚书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1363五月，仍运粮十有三万石赴京。九月，又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监丞赛因不花往征海运。士诚托辞以拒命，由是东南之粟给京师者，遂止于是岁云。
到了至正十九年，朝廷派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到江浙一带征收海运的粮食。他们从海路到达庆元，然后抵达杭州。当时，达识帖睦迩担任江浙行中书省的丞相，张士诚担任太尉，方国珍担任平章政事。皇帝下诏命令张士诚提供粮食，方国珍准备船只，由达识帖睦迩总管这件事。朝廷的命令下达后，方国珍和张士诚互相猜疑。张士诚担心方国珍装了他的粮食却不运送到京城，方国珍害怕张士诚扣留他的船只并趁机袭击自己。伯颜帖木儿向丞相报告，用严正的话语责备他们，用委婉的言辞开导他们，于是消除了两家的疑虑，成功地办成了这件事。他先率领海船在嘉兴的澉浦等候，而平江的粮食辗转经过杭州的石墩，再走三十里后才到达澉浦，然后装上船。海滩水浅沙涩，他们亲自经历了艰苦，装上船的粮食共有十一万石。至正二十年五月运往京城。这一年秋天，又派遣户部尚书王宗礼等人到江浙。至正二十一年五月，运粮到京城，数目和上年一样。九月，又派遣兵部尚书彻彻不花、侍郎韩祺前去征收海运粮食一百万石。至正二十二年五月，运粮到京城，和上年相比，只增加了两万石罢了。九月，派遣户部尚书脱脱欢察尔、兵部尚书帖木到江浙。至正二十三年五月，仍然运粮十三万石到京城。九月，又派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监丞赛因不花前去征收海运粮食。张士诚找借口推辞不肯接受命令，从此东南地区供应京城的粮食，就在这一年停止了。
〔5〕至正十年1350，右丞相脱脱欲更钞法，乃会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共议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尝建言云：“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料本、倒易昏钞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遂准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于总库转支。至是，吏部尚书偰哲笃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偰哲笃言更钞法，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众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语，惟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独奋然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比之达达人乞养汉人为子，是终为汉人之子而已，岂有故纸为父，而以铜为过房儿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诚又曰：“钱钞用法，以虚换实，其致一也。今历代钱及至正钱，中统钞及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若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非国之利也。”偰哲笃、武祺又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尔。”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尔，交钞若出，亦有伪者矣。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识之矣。交钞犹新戚也，虽不敢不亲，人未识也，其伪反滋多尔。况祖宗成宪，岂可轻改。”偰哲笃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诚曰：“汝辈更法，又欲上诬世皇，是汝又欲与世皇争高下也。且自世皇以来，诸帝皆谥曰孝，改其成宪，可谓孝乎？”武祺又欲钱钞兼行，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道听途说，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笃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诚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听此言。如向日开金口河，成则归功汝等，不成则归罪丞相矣。”脱脱见其言直，犹豫未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言曰：“吕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当坐庙堂高声厉色。若从其言，此事终不行耶！”明日，讽御史劾之，思诚归卧不出，遂定更钞之议而奏之。下诏云：“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爰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至正十年（1350年），右丞相脱脱想要改革纸币制度，于是召集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以及集贤院、翰林院的官员共同商议。在此之前，左司都事武祺曾经建议说：“纸币制度自从世祖皇帝实行以来，除了拨付制作材料、兑换破旧钞票以流通天下之外，有些应该支出的名目，是从宝钞总库的料钞中转拨的，所以纸币流通顺畅，百姓得到好处。但近年来，失去了祖宗原来推行纸币的本意，不再转拨，所以民间流通的纸币很少，导致假钞越来越多。”于是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议，凡是应该支出的名目，都在总库转支。到了这个时候，吏部尚书偰哲笃和武祺都想迎合丞相的意思。偰哲笃提议改革纸币制度，用一张价值一贯的纸币相当于一千文铜钱，把纸币当作母，铜钱当作子。众官员都唯唯诺诺，不敢说一句话，只有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独自激动地说：“中统钞和至元钞本来就有母子和上下之分，面值大的为母，面值小的为子。好比蒙古人收养汉人做儿子，最终不过是汉人的儿子罢了，哪有把旧纸当作父亲，而把铜钱当作过继儿子的呢！”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吕思诚又说：“钱和纸币的使用，是用虚的换取实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历代铜钱和至正钱、中统钞和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如果百姓知道了，就会收藏实在的而抛弃虚的，恐怕对国家不利。”偰哲笃和武祺又说：“至元钞假币多，所以要改革它。”吕思诚说：“至元钞本身不假，是人造假币；如果交钞发行了，也会有假币的。而且至元钞就像老亲戚，家里的小孩都认识它；交钞就像新亲戚，虽然不敢不亲近，但人们还不熟悉，假币反而会更多。况且祖宗的现成法规，怎么能轻易改动。”偰哲笃说：“祖宗的法度有弊病，也可以改。”吕思诚说：“你们改革法度，又想向上诬蔑世祖皇帝，这是你们想和世祖皇帝争高低。况且自从世祖以来，各位皇帝的谥号都带‘孝’字，改变他定下的法规，能说是孝吗？”武祺又想钱和纸币同时流通，吕思诚说：“钱和纸币同时流通，轻重不相当，哪个是母，哪个是子？你不通古今，道听途说，怎么能够施行，只是靠嘴皮子讨好大臣，行吗？”偰哲笃说：“我们的计策既然不行，您有什么计策？”吕思诚说：“我有三个字的计策，叫做‘行不得，行不得’。”又说：“丞相不要听这些话。就像以前开挖金口河，成功了就归功于你们，不成功就归罪于丞相。”脱脱见他说话耿直，犹豫不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说：“吕祭酒的话有对的，有不对的，只是不应该在朝廷上高声厉色。如果听从他的话，这件事最终难道就不办了吗！”第二天，暗示御史弹劾吕思诚，吕思诚回家躺倒不出，于是确定了改革纸币的方案并上奏皇帝。皇帝下诏说：“朕听说帝王的治理，要因时制宜，减损增益的办法在于变通。我世祖皇帝在建立年号之初，颁行了中统交钞，以铜钱为单位，虽然铸钱的规制还未顾及，但钱币同时流通的意图已经具备。后来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张当五张，名为子母相权，但铜钱实际上并未使用。经历年岁久了，纸币制度偏虚，物价飞涨，奸伪日益滋生，百姓用度匮乏。于是询问朝臣，广采舆论，都说拯救弊端必须改革。现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相当于铜钱一千文，折合至元宝钞二贯，同时铸造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充实纸币制度。至元宝钞，照常流通。子母相权，新旧互补，对上符合世祖皇帝立法的最初意图。”
〔6〕十一年1351，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至正十一年，朝廷设置了宝泉提举司，掌管铸造至正通宝铜钱和印造交钞，命令民间可以使用。推行没多久，物价就急剧上涨，涨到十倍以上。又正赶上天下大乱，军粮储备和赏赐犒劳都需要大量钱财，每天印钞的数量数都数不清。用车船装运，船只首尾相连，交钞散落在人间的，到处都有。破旧软烂的就不再用了。京城里十锭料钞，连一斗小米都换不到。不久各个郡县，都用货物进行交易，官府和私人积存的宝钞，就都不能用了，人们把它看作破纸，国家的用度因此就匮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