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宋太祖兴兵间，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即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聂崇义上《重集三礼图》，诏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详定之。开宝中，四方渐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刘温叟、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太子詹事杨昭俭、左补阙贾黄中、司勋员外郎和岘、太子中舍陈鄂撰《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既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
五代时期的衰败混乱非常严重，那时的礼仪典章制度往往都是仓促制定，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典制。宋太祖在军队中崛起，接受后周皇帝的禅让，掌握了国家大权，完全依靠法令制度来振兴并革除过去的弊病。他即位的第二年，因为太常博士聂崇义进献了《重集三礼图》，就下诏让太子詹事尹拙召集儒学之士详细审定这部书。开宝年间，天下逐渐平定，百姓稍稍得到休养生息，于是又下令让御史中丞刘温叟、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兼知制诰卢多逊、左司员外郎兼知制诰扈蒙、太子詹事杨昭俭、左补阙贾黄中、司勋员外郎和岘、太子中舍陈鄂等人编撰了《开宝通礼》二百卷，这部书以唐朝的《开元礼》为底本进行了删减和增补。之后又制定了《通礼义纂》一百卷。
〔3〕太宗尚儒雅，勤于治政，修明典章，大抵旷废举矣。真宗承重熙之后，契丹既通好，天下无事，于是封泰山，祀汾阴，天书、圣祖崇奉迭兴，专置详定所，命执政、翰林、礼官参领之。寻改礼仪院，仍岁增修，纤微委曲，缘情称宜，盖一时弥文之制也。
宋太宗崇尚儒家风雅，勤恳地治理国家，修订并阐明了各项典章制度，基本上把之前荒废的政务都重新振兴起来了。到了宋真宗即位的时候，国家已经经历了几个太平盛世，加上和契丹达成了友好关系，天下没什么战事，于是真宗就去泰山封禅、到汾阴祭祀后土，对天书和圣祖的崇敬尊奉接连兴起。朝廷专门设置了详定所，命令执政大臣、翰林学士和礼官一起负责这些礼仪事务。不久又改为礼仪院，连年增补修订各种礼仪制度，哪怕是细微曲折的地方，也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得合情合理，可以说是一时之间制定了相当繁复文饰的礼制。
〔4〕自《通礼》之后，其制度仪注传于有司者，殆数百篇。先是，天禧中，陈宽编次礼院所承新旧诏敕，不就。天圣初，王皞始类成书，尽乾兴，为《礼阁新编》，大率礼文，无著述体，而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四年1037，贾昌朝撰《太常新礼》及《祀仪》，止于庆历三年1043。皇祐中，文彦博又撰《大享明堂记》二十卷。至嘉祐中，欧阳修纂集散失，命官设局，主《通礼》而记其变，及《新礼》以类相从，为一百卷，赐名《太常因革礼》，异于旧者盖十三四焉。
从《通礼》这本书以后，那些相关的制度礼节条文流传到主管官员手中的，大概有几百篇。在此之前，天禧年间，陈宽负责整理礼院接收的以往和现在的诏令敕命，没有完成。天圣初年，王皞开始把材料分类编成书，内容涵盖到乾兴年间，命名为《礼阁新编》，大体上都是礼仪文字，没有著书立说的体例，但事情的本末很完整，主管官员用起来很方便。景祐四年，贾昌朝编撰了《太常新礼》和《祀仪》，内容只到庆历三年为止。皇祐年间，文彦博又编撰了《大享明堂记》二十卷。到了嘉祐年间，欧阳修收集散失的文献，任命官员设立机构，以《通礼》为主并记录它的变化，同时把《新礼》按类别编排在一起，编成一百卷，赐名《太常因革礼》，其中和旧礼不同的地方大概有十分之三四。
〔5〕熙宁十年1077，礼院取庆历以后奉祀制度，别定《祀仪》，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知谏院黄履言：“郊祀礼乐，未合古制，请命有司考正群祀。”诏履与礼官讲求以闻。元丰元年1078，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枢密直学士陈襄等为详定官，太常博士杨完等为检讨官。襄等言：“国朝大率皆循唐故，至于坛壝神位、法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其间情文讹舛，多戾于古。盖有规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请先条奏，候训敕以为礼式。”
熙宁十年（1077年），礼院采用庆历年间以后的祭祀制度，另外制定了《祀仪》，其中一份留在宫中，另外两份交给有关部门。知谏院黄履进言说：“郊祀的礼乐，不符合古代制度，请命令有关部门考定纠正各种祭祀礼仪。”皇帝下诏让黄履与礼官讨论后上报。元丰元年（1078年），开始命令太常寺设置修书机构，任命枢密直学士陈襄等人为详定官，太常博士杨完等人为检讨官。陈襄等人说：“本朝大体上都沿袭唐代旧制，至于祭坛神位、帝王车驾、仪仗侍卫等物品，也兼用历代的制度。这其中礼制内容错讹，大多与古制不合。有些是因为规划粗略，沿用已久，难以改动；有些是出于一时的礼仪，不足以作为制度。请允许我们先逐条上奏，等待皇帝的训示命令作为礼仪的规范。”
〔6〕未几，又命龙图直学士宋敏求同御史台、阁门、礼院详定《朝会仪注》，总四十六卷：曰《阁门仪》，曰《朝会礼文》，曰《仪注》，曰《徽号宝册仪》。《祭祀》总百九十一卷：曰《祀仪》，曰《南郊式》，曰《大礼式》，曰《郊庙奉祀礼文》，曰《明堂祫享令式》，曰《天兴殿仪》，曰《四孟朝献仪》，曰《景灵宫供奉敕令格式》，曰《仪礼敕令格式》。《祈禳》总四十卷：曰《祀赛式》，曰《斋醮式》，曰《金箓仪》。《蕃国》总七十一卷：曰《大辽令式》，曰《高丽入贡仪》，曰《女真排办仪》，曰《诸蕃进贡令式》。《丧葬》总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赠式》。其损益之制，视前多矣。
没过多久，又命令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会同御史台、阁门、礼院详细制定《朝会仪注》，总共四十六卷：包括《阁门仪》、《朝会礼文》、《仪注》、《徽号宝册仪》。《祭祀》部分总共一百九十一卷：包括《祀仪》、《南郊式》、《大礼式》、《郊庙奉祀礼文》、《明堂祫享令式》、《天兴殿仪》、《四孟朝献仪》、《景灵宫供奉敕令格式》、《仪礼敕令格式》。《祈禳》部分总共四十卷：包括《祀赛式》、《斋醮式》、《金箓仪》。《蕃国》部分总共七十一卷：包括《大辽令式》、《高丽入贡仪》、《女真排办仪》、《诸蕃进贡令式》。《丧葬》部分总共一百六十三卷：包括《葬式》、《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孝赠式》。这些礼制的增减情况，比前代多多了。
〔7〕绍圣而后，累诏续编，起治平，讫政和，凡五十一年，为书三百卷，今皆不传。而大观初，置议礼局于尚书省，命详议、检讨官具礼制本末，议定请旨。三年书成，为《吉礼》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颁焉。议礼局请分秩五礼，诏依《开宝通礼》之序。政和元年1111，续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仿是修定仪注。三年，《五礼新仪》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礼直官，许士庶就问新仪，而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宣和初，有言其烦扰者，遂罢之。
从绍圣年间以后，多次下诏命令继续编纂礼书，从治平年间开始，到政和年间结束，总共五十一年，编成三百卷，现在都没有流传下来。大观初年，在尚书省设置了议礼局，命令详议官、检讨官详细陈述礼制的本末，议定后请示皇帝。大观三年书编成，有《吉礼》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颁布下去。议礼局请求分列五礼的次序，皇帝下诏依照《开宝通礼》的顺序。政和元年，续编成四百七十七卷，并且命令仿照这个来修定仪注。政和三年，《五礼新仪》编成，总共二百二十卷，增置了礼直官，允许士人和百姓询问新仪，并且下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那些通行适用的内容，刊印颁发给天下，使大家都知晓礼的意义，有不奉行的人要论罪。宣和初年，有人说这太烦扰，于是停止了。
〔8〕初，议礼局之置也，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其后，又置礼制局于编类御笔所。于是郊庙禋祀之器，多更其旧。既有诏讨论冠服，遂废靴用履，其他无所改议，而礼制局亦罢。
起初，在设立议礼局的时候，皇帝下诏搜求天下的古代器物，重新制作了尊、爵、鼎、彝这类礼器。后来，又在编类御笔所设置了礼制局。因此，用于郊天、祭庙、禋祀的器具，大多改变了原来的样式。接着又下诏讨论冠服制度，于是废除了靴子改用鞋子，其他方面没有变更，而礼制局也被撤销了。
〔9〕大抵累朝典礼，讲议最详。祀礼修于元丰，而成于元祐，至崇宁复有所增损。其存于有司者，惟《元丰郊庙礼文》及《政和五礼新仪》而已。乃若圜丘之罢合祭天地；明堂专以英宗配帝，悉罢从祀群神；大蜡分四郊；寿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祧而复，遂为始祖；即景灵宫建诸神御殿，以四孟荐享；虚禘祭；去牙盘食；却尊号；罢入阁仪并常朝及正衙横行。此熙宁、元丰变礼之最大者也。
大致上，历代王朝的典礼制度，讨论和商议都非常详细。祭祀礼仪在元丰年间修订，在元祐年间完成，到崇宁年间又有所增减。那些保存在官府手里的，只有《元丰郊庙礼文》和《政和五礼新仪》罢了。至于像圜丘取消了合祭天地；明堂只拿英宗配享上帝，全部撤销了配祀的众多神灵；大蜡祭祀分散到四郊举办；寿星改成祭祀老人星；禧祖已经迁出宗庙又恢复供奉，于是成了始祖；在景灵宫修建了各个神御殿，在每季的第一个月进献祭品；禘祭成了空架子；去掉了牙盘食；推辞了尊号；废除了入阁仪式以及常朝和正衙横行的礼仪。这些都是熙宁、元丰年间变革礼仪中最大的几项。
〔10〕元祐册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创景灵西宫，崇宁亲祀方泽、作明堂、立九庙、铸九鼎、祀荧惑，大观受八宝、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盖治平以前所未尝行者。
元祐年间立皇后，政和年间给皇子行成人礼，元符年间修建了景灵西宫，崇宁年间皇帝亲自去方泽祭祀地神、建造明堂、设立九庙、铸造九鼎、祭祀火星，大观年间接受八种宝印，大型祭祀都在前十天就开始斋戒。所有这些事，都是治平年间以前从没有做过的。
〔11〕钦宗即位，尝诏春秋释奠改从《元丰仪》，罢《新仪》不用而未暇也。靖康之厄，荡析无余。
宋钦宗登上皇位后，曾下诏将春秋两季的祭孔典礼改为遵循《元丰仪》，停止使用《新仪》，但还没来得及实施。后来遭遇靖康之难，这些礼仪制度都荡然无存了。
〔12〕南渡中兴，锐意修复，高宗尝谓辅臣曰：“晋武平吴之后，上下不知有礼，旋致祸乱。周礼不秉，其何能国？”孝宗继志，典章文物，有可称述。治平日久，经学大明，诸儒如王普、董弅等多以礼名家。当时尝续编《太常因革礼》矣，淳熙复有编辑之旨。其后朱熹讲明详备，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未及成书而没。
南宋朝廷南渡后重新振兴，决心修复礼制。高宗曾对辅政大臣说：“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上下都不讲礼，很快就招来了祸乱。不遵守周礼，怎么能治理国家呢？”孝宗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典章制度方面有值得称赞的成就。太平日子一长，经学研究非常昌盛，像王普、董弅这些儒者都因为精通礼学而闻名。当时曾经续编过《太常因革礼》，到了淳熙年间又下令编纂。后来朱熹对礼学讲解得非常详细完备，他曾想以《仪礼》《周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为基础，编排朝廷、公卿、大夫、士人以及百姓的礼仪，全面采纳从汉朝、晋朝到唐朝各位学者的说法，进行考订辨析，作为当代的礼制标准，但还没等到成书就去世了。
〔13〕理宗四十年间，屡有意乎礼文之事，虽曰崇尚理学，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盖可三叹。咸淳以降，无足言者。
宋理宗在位的四十年间，多次有心于礼乐文教之类的事情，虽说他推崇程朱理学，但正如孔子所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这些礼物吗？”（意思是礼的关键不在表面形式），这实在让人多次叹息。到了咸淳年间以后，就更没什么值得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