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时会稽剡县民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称、息女叶，依法徙赵二千里外。隆议之曰：“原夫礼律之兴，盖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也。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之于赵，虽云三世，为体犹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称虽创巨痛深，固无仇祖之义。若称可以杀赵，赵当何以处载？将父子孙祖，互相残戮，惧非先王明罚，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孙，砥锋挺锷，不与二祖同戴天日，则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以为美谈者哉！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赵当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此又大通情体，因亲以教爱者也。赵既流移，载为人子，何得不从；载从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如此，称、赵竟不可分。赵虽内愧终身，称当沈痛没齿，孙祖之义，自不得永绝，事理固然也。”从之。
会稽郡剡县有个叫黄初的百姓，他妻子赵氏打了自己儿子黄载的妻子王氏，结果王氏死了。后来遇上大赦，但王氏还有父母和儿子黄称、女儿黄叶。按照法律，要把赵氏流放到两千里外。官员隆议论说：“追究礼法和律令的起源，原本是根于自然，从人情事理中找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下冒出来的。父亲和儿子是最亲的，虽然身体分开，但气息相通，黄称对于黄载，就如同黄载对于赵氏，虽然隔了三代，其实还是一体的，没人能分开他们。黄称虽然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本来就没有向祖母报仇的道理。如果黄称可以杀赵氏，那赵氏又该怎么对待黄载呢？这样父子、孙子、祖辈互相残杀，恐怕不是先王制定刑罚、皋陶设立律法的本意吧。假使石厚的儿子、金日磾的孙子，磨快刀锋、举起剑刃，不肯和他们的祖父（石碏、金日磾）共戴天日，那石碏、秺侯怎么能名传百代成为美谈呢？旧法令说：‘杀别人父母的，流放到两千里外。’这明显不适用于父亲杀儿子、祖父杀孙子这种情况。赵氏应该避开王氏的期亲、功亲亲属，流放到千里外就行了。法令又说：‘凡是流放迁徙的人，同户籍的亲近家属愿意跟着去的，允许他们跟。’这又是大大通达人情的体统，借着亲情来教导仁爱。赵氏既然流放，黄载作为儿子，怎么能不跟着？黄载跟着去，而黄称却不跟着走，这难道是名教允许的吗？这样一来，黄称和赵氏终究不能分开。赵氏虽然终身内心惭愧，黄称也将痛苦到死，但孙子对祖母的情义，自然不能永远断绝，这是事理本来如此。”朝廷听从了这个意见。
〔18〕又出为义兴太守，在郡有能名。征拜左民尚书，坐正直受节假，对人未至，委出，白衣领职。寻转太常。十四年437，太祖以新撰《礼论》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师训，孤陋闾阎，面墙靡识，谬蒙询逮，愧惧流汗。原夫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亲；用之婚冠，少长以之仁爱，夫妻以之义顺；用之乡人，友朋以之三益，宾主以之敬让。所谓极乎天，播乎地，穷高远，测深厚，莫尚于礼也。其乐之五声，《易》之八象，《诗》之《风雅》，《书》之《典诰》，《春秋》之微婉劝惩，无不本乎礼而后立也。其源远，其流广，其体大，其义精，非夫睿哲大贤，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汉兴，始征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幸高堂生颇识旧义，诸儒各为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故闻人、二戴，俱事后苍，俄已分异；卢植、郑玄，偕学马融，人各名家。又后之学者，未逮曩时，而问难星繁，充斥兼两，摛文列锦，焕烂可观。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杂，国典未一于四海，家法参驳于缙绅，诚宜考详远虑，以定皇代之盛礼者也。伏惟陛下钦明玄圣，同规唐、虞，畴咨四岳，兴言《三礼》，而伯夷未登，微臣窃位，所以大惧负乘，形神交恶者，无忘夙夜矣。而复猥充搏采之数，与闻爰发之求，实无以仰酬圣旨万分之一。不敢废默，谨率管穴所见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
（傅隆）又出京担任义兴太守，在郡内有能干的名声。后来被征召任命为左民尚书，因为正直而获准休假，但接待的人没有到，他擅自委派他人（代为处理），被责罚以白衣身份领职（即免去官职但仍负责事务）。不久转任太常。元嘉十四年，太祖（宋文帝）把新编撰的《礼论》交给傅隆，让他提出意见。傅隆上表说：“臣愚昧无知，未曾受老师教导，在民间孤陋寡闻，面对墙壁也不懂什么，承蒙陛下询问，惭愧惶恐，汗流不止。推究这礼，是三千礼仪的根本，人伦的最高准则。因此用于国家和家庭，君臣因它而尊卑有序，父子因它而亲密和睦；用于婚姻和冠礼，长幼因它而仁慈友爱，夫妻因它而道义和顺；用于乡里，朋友因它而得三种益处，宾主因它而恭敬谦让。所谓上达于天，遍及大地，穷尽高远，测度深厚，没有什么能超过礼了。那些音乐的五声，《周易》的八种卦象，《诗经》的《风》《雅》，《尚书》的《典》《诰》，《春秋》的微言婉劝和褒贬惩戒，无不以礼为本而后确立。礼的源头悠远，流传广泛，体例宏大，义理精深，若不是睿智大贤，谁能明白呢？何况遭逢暴秦的焚书，百不存一。汉朝兴起，开始征召故老旧儒，搜集残存文献，但体例错误，首尾残缺，难以详细论说。幸而高堂生比较明晓旧礼，各位儒生分别作章句解说，既然不能独自通晓，所见各不相同，有的师徒相传，如同同一枝条分出不同树干。所以闻人通汉、戴德戴圣都师从后苍，很快就有了分歧；卢植、郑玄一同学习于马融，但各自成为名家。后来的学者，赶不上从前的人，然而诘问疑难像繁星之多，充满成车的书卷，铺陈文采如锦缎，灿烂可观。但五服的根本有所差失，哀悼和敬奉的制度错乱杂糅，国家的礼典在四海内未能统一，士大夫的家法也参差驳杂，确实应该详细考证、深远谋划，以确定皇朝的盛大礼制。陛下钦明玄圣，与唐尧、虞舜同轨，访求四方诸侯，兴起讨论《三礼》，但像伯夷那样的贤人尚未被任用，微臣窃据了官位，因此深惧不能胜任，如同背负重物乘车，日夜身心交困。又辱蒙陛下将我列入采集意见的数目，让我参与询问的请求，实在无法仰报圣旨的万分之一。不敢废弃沉默，谨凭浅陋见识献上五十二件事。愚钝鄙陋，茫然浅薄，伏惟惶恐羞惭。”
〔19〕明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谨于奉公，常手抄书籍。二十八年451，卒，时年八十三。
第二年，他退休了，被授予光禄大夫的官职。告老还乡后，每天手不释卷，学识广博，尤其精通《三礼》。他处理公务非常谨慎，还经常亲手抄写书籍。到了二十八年，他去世了，享年八十三岁。
〔20〕史臣曰：选贤于野，则治身业弘；求士子朝，则饰智风起。《六经》奥远，方轨之正路；百家浅末，捷至之偏道。汉世登士，闾党为先，崇本务学，不尚浮诡，然后可以俯拾青组，顾蔑籝金。于是人厉从师之志，家竞专门之术，艺重当时，所居一旦成市，黉舍暂启，著录或至万人。是故仕以学成，身由义立。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险情，贤否臆断，万不值一。由是仕凭借誉，学非为己，崇诡遇之巧速，鄙税驾之迟难，士自此委笥植《经》，各从所务，早往晏退，以取世资。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皆托志经书，见称于后学。蔚之略解《礼记》，并注贺循《丧服》，行于世云。
史臣评论说：在民间选拔贤才，那么修身的事业就会宏大；在朝廷求取士人，那么伪装智巧的风气就会兴起。《六经》深奥遥远，是并驾齐驱的正路；百家之学肤浅琐碎，是走捷径的偏道。汉代选拔士人，以乡里推荐为先，崇尚根本、致力学问，不推崇浮华诡诈，这样之后就可以轻易取得官职，回头都不屑于满箱的金银。于是人们激励自己从师学习的志向，家家竞相钻研专门的学术，艺能在当时很受重视，居住的地方一旦成为闹市，学校暂时开设，登记在册的学生有时达到上万人。因此做官凭借学问成就，自身由于道义立身。自从曹魏承受天命，君主喜爱雕虫小技，家庭抛弃章句之学，人们重视奇异的法术。另外选拔贤能进士，不依据乡里，考核选拔的职责交给了台阁官员。凭借一个人的耳目，去探究各地山川的险要情况，贤能与否凭主观臆断，一万个里面也选不中一个。从此仕进凭借虚名，学习不是为了自己，崇尚投机取巧的快速，鄙视归隐守正的缓慢艰难，士人从此抛弃书籍、不治经典，各自从事自己的事务，早早去上班、晚晚下班，以获取世间的资财。学校里真正的士人，传经讲学聚集门徒的事业，从黄初年间到晋朝末年，一百多年中，儒家教化消失殆尽。宋高祖承受天命，商议创立国学，但皇帝早早去世，治国方略未能实行。到元嘉年间，才得以成功建立，雅正的学风很兴盛，虽然比不上从前，但也是人才济济，颇有前代帝王的遗风典范。天子的仪仗车驾、清道警戒，亲临学馆，太子戴着礼帽、穿着礼服，面向北礼拜先师，这些是后生不曾听说过、老年人从未见过的，也是一代的盛事啊。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都衷心信服圣哲，不为世俗雅俗所改变，在世上树立名声，是应该的。颍川的庾蔚之、雁门的周野王、汝南的周王子、河内的向琰、会稽的贺道养，都把志向寄托在经书上，被后学所称颂。蔚之简略注解《礼记》，并且注释了贺循的《丧服》，流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