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学，善《三礼》，贫约自立，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
臧焘，字德仁，是东莞郡莒县人，武敬皇后的兄长。他年轻时喜欢学习，精通《三礼》，生活贫寒节俭但能自立自强，品行被乡里人称赞。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卫将军谢安开始设立国立学校，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荐臧焘担任助教。
〔2〕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宗。焘议曰：“《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故仲子、成风，咸称夫人。《经》云‘考仲子之宫’。若配食惠庙，则宫无缘别筑。前汉孝文、孝昭太后，并系子为号，祭于寝园，不配于高祖、孝武之庙。后汉和帝之母曰恭怀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隐皇后，顺帝之母曰恭愍皇后，虽不系子为号，亦祭于陵寝。不配章、安二帝。此则二汉虽有太后、皇后之异，至于并不配食，义同《阳秋》。唯光武追废吕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庙。又卫后既废，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配孝武庙，此非母以子贵之例，直以高、武二庙无配故耳。夫汉立寝于陵，自是晋制所异。谓宜远准《阳秋》考宫之义，近摹二汉不配之典。尊号既正，则罔极之情申，别建寝庙，则严祢之义显，系子为称，兼明母贵之所由，一举而允三义，固哲王之高致也。”议者从之。
晋孝武帝追尊他的庶祖母宣太后，议论的人中有人建议应该让她配享中宗（晋元帝）的庙宇。徐焘议论说：“《春秋》的大义是，母亲因为儿子而尊贵，所以仲子、成风都被称为夫人。《经》上说‘修建仲子的庙宫’。如果让她配享惠公的庙，那么庙宫就没有必要另外建造。前汉的孝文太后、孝昭太后，都是系于儿子的谥号为称号，在陵园的寝殿中祭祀，不配享于高祖、孝武的庙。后汉和帝的母亲叫恭怀皇后，安帝的祖母叫敬隐皇后，顺帝的母亲叫恭愍皇后，虽然不系于儿子的谥号为号，也只在陵寝祭祀，不配享于章帝、安帝的庙。这说明两汉虽然太后、皇后的称呼不同，但都不配享，其义理与《春秋》相同。只有光武帝追废吕后，所以让薄后配享高祖庙。另外卫皇后被废后，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配享孝武庙，这并非母以子贵的例子，只是因为高祖、孝武的庙没有配享的缘故。汉代在陵墓设立寝殿，这本来就是晋朝的制度所不同的。我认为应该远取《春秋》考宫的大义，近效两汉不配享的典制。尊号既然正确，那么无限的孝思得以表达，另外建立寝庙，那么尊敬父亲的大义得以显明，系于儿子的称号，同时表明母亲尊贵的缘由，一举而符合三项大义，这本来是圣明君王的崇高情致。”议论的人听从了他的意见。
〔3〕顷之，去官。以母老家贫，与弟熹俱弃人事，躬耕自业，约己养亲者十余载。父母丧亡，居丧六年，以毁瘠著称。服阕，除临沂令。义旗建，为太学博士，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随府转镇南参军。
不久，他辞了官。因为母亲年老、家境贫寒，就和弟弟熹一起抛开世俗事务，亲自种地谋生，省吃俭用地养活亲人，这样过了十多年。父母去世后，他守孝六年，因为悲伤过度、身体消瘦而出了名。守丧期满，被任命为临沂县令。朝廷义旗举起（指刘裕起兵讨伐桓玄），他做了太学博士，又参与右将军何无忌的军务，随后跟着府署转任镇南参军。
〔4〕高祖镇京口，与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由戎车屡警，礼乐中息，浮夫恣志，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坟籍，敦厉风尚。此境人士，子侄如林，明发搜访，想闻令轨。然荆玉含宝，要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扇发，独习寡悟，义著周典。今经师不远，而赴业无闻，非唯志学者鲜，或是劝诱未至邪。想复弘之。”参高祖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袭封高陵亭侯。
高祖（刘裕）镇守京口时，写信给焘说：“近来崇尚学问的风气已经荒废松弛，年轻后辈学业荒废，连在简陋的居所里也听不到读书的声音。这实在是因为战乱频繁告警，礼乐教化中途停息，浮浅之人放纵心意，被世俗事务所影响，怎能不大力推崇古籍，激励良好的风尚呢？这个地方的人士，子弟众多，我黎明时分就搜求访察，很希望听到良好的行为规范。然而，荆山的美玉蕴含宝玉，必须等待琢磨才能晶莹剔透；幽谷的兰花怀有芬芳，却要靠风来散发香气。独自学习而缺少领悟，道理实际上记载在周代的典籍中。如今经学大师并不遥远，却没有听说有人前去求学，这不仅是立志向学的人太少，恐怕也是劝导鼓励还不到位吧。希望能再次弘扬这种风尚。”后来，焘参与了高祖中军军事，入朝补任尚书度支郎，改任掌管祠部。又承袭了高陵亭侯的爵位。
〔5〕时太庙鸱尾灾，焘谓著作郎徐广曰：“昔孔子在齐，闻鲁庙灾，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而犹列庙飨，此其征乎？”乃上议曰：“臣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营宫室，宗庙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肃恭之诚心，尽崇严乎祖考，然后能流淳化于四海，通幽感于神明。固宜详废兴于古典，循情礼以求中者也。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有祷然后祭之。此宗庙之次，亲疏之序也。郑玄以为祧者文王、武王之庙，王肃以为五世六世之祖。寻去祧之言，则祧非文、武之庙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为坛乎？明远庙为祧者，无服之祖也。又远庙则有享尝之礼，去祧则有坛墠之殊，明世远者，其义弥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庙，宜同月祭于太祖，虽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义每有差降也。又礼有以多贵者，故传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此则尊卑等级之典，上下殊异之文。而云天子诸侯俱祭五庙，何哉？又王祭嫡殇，下及来孙，而上祀之礼，不过高祖。推隆恩于下流，替诚敬于尊属，亦非圣人制礼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庙，从王氏议，以礼父为士，子为天子诸侯，祭以天子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备六世之数，宣皇虽为太祖，尚在子孙之位，至于殷祭之日，未申东向之礼，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迁，太祖始得居正，议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于卑坐，臣以为非礼典之旨。所与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为须满七庙，乃得居太祖也。议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为不然。传所谓毁庙之主，陈乎太祖，谓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迁庙者，以其继君之体，持其统而不绝也。”岂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非继统之主，无灵命之瑞，非王业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则情礼已远，而当长飨殷祫，永虚太祖之位，求之礼籍，未见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议斯礼，于时虞喜、范宣并以渊儒硕学，咸谓四府君神主，无缘永存于百世。或欲瘗之两阶，或欲藏之石室，或欲为之改筑，虽所秉小异，而大归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庙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则大晋殷祭，长无太祖之位矣。夫理贵有中，不必过厚；礼与世迁，岂可顺而不断！故臣子之情虽笃，而灵厉之谥弥彰；追远之怀虽切，而迁毁之礼为用。岂不有心于加厚，顾礼制不可逾尔。石室则藏于庙北，改筑则未知所处，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则有瘗埋之礼。四主若飨祀宜废，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瘗埋。然经典难详，群言纷错，非臣卑浅所能折中。”时学者多从焘议，竟未施行。
当时太庙的鸱尾（屋脊上的装饰）着火了，焘对著作郎徐广说：“从前孔子在齐国，听说鲁国宗庙着火，就说一定是桓公、僖公的庙（被烧）。现在征西、京兆四位府君的神主，按理应该被毁掉迁出，却仍然列在庙中享受祭祀，这难道不是征兆吗？”于是上奏议论说：“我听说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打仗，要营建宫室，宗庙是最重要的。古代圣明的君主，没有不怀着恭敬虔诚的诚心，尽最大努力尊崇祖先，然后才能让淳朴教化流传四海，与神明感通。所以应该仔细考察经典中关于废弃与兴盛的道理，按照人情礼制来求得中正。礼制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从父亲庙一直到高祖庙，这五庙都每月祭祀；远祖的庙叫祧，有两个祧庙，只有每年四季祭祀。从祧庙迁出就设坛，从坛迁出就设墠，有祈祷才祭祀。这是宗庙的次序，亲疏的等级。郑玄认为祧是文王、武王的庙，王肃认为祧是五世、六世的祖先。按照‘去祧’的说法，那么祧并不是文王、武王的庙。文王、武王是周朝的祖宗，怎么能说去掉祧变成坛呢？可见远祖的庙叫祧，是已经没有丧服的祖先。而且远祖的庙有四季祭祀的礼节，离开祧则有坛、墠的区别，说明世代越远，关系越疏远。如果祧是文王、武王的庙，就应该和太祖一样每月祭祀，即使推尊后稷配享上天，是因为他是功德的开始，并不是尊崇的程度每次都有差别。另外，礼有以多为贵的说法，所以《左传》说德行厚的恩泽流传得远，德行薄的恩泽流传得近。又说从上到下，每等差两级，这是礼的规定。这是尊卑等级的典则，上下不同的明文。但有人说天子诸侯都祭祀五庙，这怎么讲呢？另外，王者祭祀嫡子及未成年而死的人，往下一直到来孙，但祭祀上祖的礼节，不过到高祖。把隆厚的恩惠向下推广，却减少诚敬给尊贵的长辈，这也不是圣人制礼的本意。所以泰始年间建立庙制，采用王肃的建议，按照礼制如果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诸侯，就用天子诸侯的礼节祭祀，但祭祖时的代表（尸）穿着士的衣服。所以往上推到征西府君，来凑足六世的数量，宣皇帝虽然是太祖，还处在子孙的位置，到了大祭祀的日子，没能举行面向东的礼节，这就是所谓‘儿子即使再圣明，也不能在父亲前面吃饭’。现在京兆以上已经迁出，太祖才能居于正位，议论的人认为昭穆数量不够，想要委屈太祖坐在低的位置，我认为这不符合礼典的旨意。所谓与太祖加起来共七庙，自然是昭穆已经足够，太祖在六世之外，并不是一定要满七庙，才能当太祖。议论的人又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应该永远参与殷祭（大合祭），我又认为不对。经典上说的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庙，是指太祖以下先君的神主。所以《白虎通》说‘禘祫祭祀迁庙的神主，是因为他们继承君的主体，保持统绪不断绝’。哪像四位府君是在太祖之前呢。他们不是继承统绪的君主，没有天命祥瑞，不是王业的基础，从前因为世代近而得以祭祀，现在则亲情礼制已远，却应该长久享受殷祭，永远空着太祖的位置，从礼书上找，看不出可行。从前永和初年，广泛讨论这个礼制，当时虞喜、范宣都是渊博的儒学大师，都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不可能永远保留百世。有人要埋在台阶两侧，有人要藏在石室，有人要为他们改建庙宇，虽然主张稍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如果宣皇帝已经居于众庙之上，而四位神主不停参加禘祫祭祀，那么大晋朝的殷祭，就永远没有太祖的位置了。道理贵在中正，不必过分求厚；礼制随着时代变化，怎能顺着而不作决断！所以臣子的感情虽然深厚，但‘灵厉’的谥号更明显；追念远祖的怀念虽然恳切，但迁毁的礼制还是要施行。难道不是有心加厚，只是礼制不可超越罢了。石室是藏在庙北，改建又不知放在何处，虞主（葬后返回的神主）是用来依凭神灵的，神灵迁移就有瘗埋的礼节。四位神主如果祭祀应该废弃，也是神灵不依凭的，参照同类事例，应该像虞主那样瘗埋。然而经典难以详细，众说纷纭，不是我这样卑陋浅薄的人所能断定折中的。”当时学者多赞成焘的议论，最终没有施行。
〔6〕迁通直郎，高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高祖北伐关、洛，大司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马从事中郎，总留府事。义熙十四年418，除侍中。元熙元年419，以脚疾去职。高祖受命，征拜太常，虽外戚贵显，而弥自冲约，茅屋蔬餐，不改其旧。所得奉禄，与亲戚共之。永初三年422，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其年卒，时年七十。少帝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他升任通直郎，并担任高祖刘裕的镇军、车骑、中军、太尉等军府的咨议参军。高祖北伐关中和洛阳时，大司马琅邪王同行，他被任命为大司马从事中郎，总管留守府的事务。义熙十四年，被任命为侍中。元熙元年，因脚病离职。高祖受禅即位后，征召他授予太常官职。他虽然是外戚显贵，但更加谦卑节俭，住茅屋吃蔬菜，不改变以前的作风。所得的俸禄与亲戚共同享用。永初三年，退休后，被授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同年去世，终年七十岁。少帝追赠他为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