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太史每岁上某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升御坐，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以令著录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读讫，赐酒一卮。官有其注。傅咸曰：“立秋一日，白路光于紫庭，白旗陈于玉阶。”然则其日旗、路皆白也。
太史每年呈上当年的历法。在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通常要宣读五时令。皇帝穿的衣服，分别与五时的颜色相配。皇帝登上御座，尚书令以下的官员各自就位，尚书三公郎将命令记录在书案上，捧着进入，然后跪下宣读完毕，皇帝赐酒一杯。官员有自己的注释。傅咸说：“立秋这一天，白路的光辉照耀在紫庭，白色的旗帜陈列在玉阶。”由此可见，这一天旗帜和道路都是白色的。
〔37〕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六月丁未，有司奏读秋令。兼侍中散骑侍郎荀弈、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驳曰：“尚书三公曹奏读秋令仪注。新荒以来，旧典未备。臣等参议，光禄大夫臣华恒议，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阙不读令，在春冬不废也。夫先王所以从时读令者，盖后天而奉天时。正服，尊严之所重，今服章多阙如。比热隆赫，臣等谓可如恒议，依故事阙而不读。”诏可。六年331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门下驳，依武皇夏阙读令。今正服渐备，四时读令，是祗述天和隆赫之道。谓今故宜读夏令。”奏可。
晋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这天，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宣读秋季的政令。兼任侍中散骑侍郎的荀弈和兼任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的曹宇反驳说：“尚书三公曹上奏了宣读秋令的礼仪程序。自从永嘉之乱以来，旧的典章制度还没有完备。我们参与商议，光禄大夫华恒提议说，晋武帝因为夏秋两季天气酷热，常常空缺不宣读政令，只是在春冬两季才照常宣读。先王之所以要按季节宣读政令，是为了顺应天时。正规的礼服是尊严的象征，但如今礼服服饰多有缺失。近来天气非常炎热，我们认为可以按照华恒的建议，依照旧例空缺不读。”皇帝下诏同意。咸和六年三月，有关部门又上奏：“这个月十六日是立夏。查考咸和五年六月三十日门下省的驳议，依据晋武帝的做法夏季空缺读令。现在礼服逐渐完备了，四季宣读政令，是恭敬遵循天地和谐通畅的大道。因此我们认为现在应该宣读夏季的政令。”奏议被批准。
〔38〕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六月辛酉朔，驸马都尉奉朝请徐道娱上表曰：“谨案晋博士曹弘之议，立秋御读令，上应著缃帻，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浅学管见，窃有惟疑。伏寻《礼记·月令》，王者四时之服正见驾苍龙，载赤旗，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则黄，文极于此，无白冠则某履某煓也。且帻又非古服，出自后代。上附于冠，下不属衣。冠固不革，而帻岂容异色。愚谓应恒与冠同色，不宜随节变采。土令在近，谨以上闻。如或可采，乞付外详议。”太学博士荀万秋议：“伏寻帻非古者冠冕之服，《礼》无其文。案蔡邕《独断》云：‘帻是古卑贱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书》曰：‘其执事皆赤帻。’知并不冠之服也。汉元始用，众臣率从。故司马彪《舆服志》曰：‘尚书帻名曰纳言。迎气五郊，各如其色，从章服也。’自兹相承，迄于有晋。大宋受命，礼制因循。斯既历代成准，谓宜仍旧。”有司奏：“谨案道娱启事，以土令在近，谓帻不宜变。万秋虽云帻宜仍旧，而不明无读土令之文。今书旧事于左。《魏台杂访》曰：‘前后但见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服黄之时，独阙不读。今不解其故。’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黄于五行，中央土也。王西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则否。其令则随四时，不以五行为分也。是以服黄无令。’”其后太祖常谓土令，三公郎每读时令，皇帝临轩，百僚备位，多震悚失常仪。宋唯世祖世刘勰、太宗世谢纬为三公郎，善于其事，人主及公卿并属目称叹。勰见《宗室传》。纬，谢综弟也。
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初一，驸马都尉、奉朝请徐道娱上奏说：“谨查晋朝博士曹弘的建议，立秋时皇帝宣读时令，应该戴浅黄色的头巾，后来改用了白色，一直沿袭至今。我学识浅薄，私下有疑问。查阅《礼记·月令》，天子四季的服装只见到驾青龙、载红旗、穿白衣、佩黑玉。季夏则穿黄色衣服，记载到此为止，没有说戴白冠之类。而且头巾不是古代服装，是后代才出现的。上面附属于冠，下面不属于衣。冠本来不改变，头巾岂能不同颜色？我认为应该永远与冠同色，不宜随季节改变颜色。土令在即，谨此上奏。如果可以采用，请求交付外廷详细讨论。”太学博士荀万秋议论说：“查头巾不是古代冠冕之服，《礼经》没有记载。按蔡邕《独断》说：‘头巾是古代地位低贱、供事、不戴冠的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书》说：‘那些执事都戴赤色头巾。’可见都是不戴冠的服饰。汉元始年间开始使用，众臣都跟随。所以司马彪《舆服志》说：‘尚书头巾名叫纳言。迎气五郊，各用其色，随从章服。’从此相承，直到晋朝。大宋受命，礼制因循。这既是历代成规，认为应该依旧。”有关部门奏报：“谨按徐道娱启事，认为土令在即，头巾不宜改变。荀万秋虽说头巾应该依旧，但未说明没有读土令的规定。现在记录旧事如下。《魏台杂访》说：‘前后只见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服黄之时，唯独缺而不读。现在不明白原因。’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骑常侍兼太史令高堂隆上言说：‘黄色在五行中，是中央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所以于火用事之末服黄，其他三季则否。其令随四时，不以五行来分。所以服黄没有读令。’”此后宋太祖常提到土令，三公郎每次读时令时，皇帝亲临，百官到位，很多人震惊恐惧失常仪。南朝宋只有世祖时的刘勰、太宗时的谢纬担任三公郎，善于此事，皇帝和公卿都注目称赞。刘勰见于《宗室传》。谢纬是谢综的弟弟。
〔39〕旧说后汉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产二女，上巳产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并亡，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禳，自洁濯，谓之禊祠。分流行觞，遂成曲水。史臣案《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也。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也。《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此则其来甚久，非起郭虞之遗风、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阳气和暖，鲔鱼时至，将取以荐寝庙，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论语》，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滨，盖出此也。”邕之言然。张衡《南都赋》祓于阳滨又是也。或用秋，《汉书》八月祓于霸上。刘桢《鲁都赋》：“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宫人循之至今。
旧时传说东汉有个人叫郭虞，他有三个女儿。在三月上辰日生下了两个女儿，上巳日生下一个女儿。两天之内，三个女儿都死了，民间把这件事看作大忌讳。每到这个月这个日子，人们不敢待在家里，都到东流的河水边进行祈祷祭祀，自己清洁洗浴，称之为“禊祠”。在水边流觞饮酒，于是形成了“曲水”的习俗。史官考察《周礼》，记载女巫掌管每年按时举行祓除仪式和衅浴，就像现在三月上巳日到水边活动一样。衅浴就是用香薰草药来沐浴。《韩诗》说：“郑国的风俗，在三月上巳日，到溱水、洧水两条河边，招魂续魄，手持兰草，拂除不祥。”可见这个习俗由来已久，并不是起源于郭虞留下的风气，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水上活动。《月令》说，暮春时节，天子开始乘船。蔡邕注释说：“阳气温暖，鲔鱼按时到来，将取来进献给宗庙，所以因此乘船到名川上举行禊礼。《论语》说，暮春时节在沂水里沐浴。从上到下，古代就有这个礼仪。现在三月上巳日，在水边祓除，大概就是出自这里。”蔡邕的话是对的。张衡《南都赋》中写到在阳水之滨举行祓除，也是这个。也有在秋天举行的，《汉书》记载八月在霸上举行祓除。刘桢《鲁都赋》说：“秋日七月十四日，银河指向屋角，人们都进行祓除，贵族子弟在水边嬉戏。”这又是用七月十四日。自从魏朝以后，只用三日，不再用巳日。魏明帝在天渊池南边，设置流杯石沟，宴请群臣。晋朝海西公在钟山后面设流杯曲水，宴请百官，都是这些事情。宫廷中人沿袭这种做法直到现在。
〔40〕汉文帝始革三年丧制。临终诏曰：“天下吏民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其当给丧事者，无跣。绖带无过三寸。当临者，皆旦夕各十五举音。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而释服。”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其间凡七日。自是之后，天下遵令，无复三年之礼。案《尸子》，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然则圣人之于急病，必为权制也。但汉文治致升平，四海宁晏，废礼开薄，非也。宣帝地节四年，诏曰：“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而吏徭事不得葬，伤孝子心。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至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事父母孝谨，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视事。自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典章。然而原涉行父丧三年，显名天下。河间惠王行母丧三年，诏书褒称，以为宗室仪表。薛修服母丧三年，而兄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同，宣卒以此获讥于世。是则丧礼见贵常存矣。至汉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吊诸侯之服，一吊再会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丧三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礼。事皆奸妄，天下疾之。汉安帝初，长吏多避事弃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职。是后吏又守职居官，不行三年丧服。其后又开长吏以下告宁，言事者或以为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从之。建元元年，尚书孟布奏宜复如建武、永平故事，绝刺史二千石告宁及父母丧服，又从之。至桓帝永兴二年，复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寿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绝之。
汉文帝开始改革三年丧制。他临终下诏说：“天下官吏百姓哭吊三天后，都脱下丧服。不准禁止娶妻、嫁女、祭祀、喝酒、吃肉。那些办理丧事的人，不必赤脚。丧带的宽度不超过三寸。应当哭吊的人，早晚各哭十五声。服大红丧服十五天，小红十四天，纤七天后就脱去丧服。”文帝在己亥日去世，乙巳日下葬，中间共七天。从此以后，天下遵照这个命令，不再行三年丧礼。根据《尸子》记载，大禹治水时制定丧法：说如果哀毁必须拄拐杖，哀痛必须三年，那么水患就救不成了。所以让死在山上的人葬在山上，死在沼泽的人葬在沼泽。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丧期定为三天。由此可见，圣人在紧急情况下，一定会制定权宜之制。但汉文帝时期天下太平，四海安宁，他却废弃礼制、提倡薄葬，这是不对的。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说：“如今百姓有的遭遇丧事，而官吏征派徭役使他们不能安葬，伤害了孝子的心。从今以后凡是有祖父母、父母丧事的，免除徭役，让他们能够收敛送终，尽到为子孙的职责。”到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侍奉父母孝顺谨慎。母亲去世后，安葬三十六天，他就脱去丧服处理政事。他自认为身居汉相之位，不敢超越国家典章制度。然而原涉为父亲服丧三年，却名扬天下。河间惠王为母亲服丧三年，皇帝下诏褒奖称赞，把他作为宗室表率。薛修为母亲服丧三年，他的哥哥薛宣却说：“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于是兄弟二人意见不同，薛宣最终因此被世人讥讽。这样看来，丧礼还是被珍视而长久存在的。到汉平帝去世，王莽想迷惑天下，显示自己的忠孝，让六百石以上官员都服丧三年。等到王莽母亲去世，他只穿天子吊唁诸侯的丧服，吊唁一次、再聚会一次而已。却让儿子新都侯王宇服丧三年。等到元后去世，王莽才自己服三年之丧。这些事都奸诈虚妄，天下人都憎恨他。汉安帝初年，地方长吏大多为躲避事务弃官而去。于是下令除了父母丧事，不得离职。此后官员又坚守职位，不行三年丧服。后来又允许长吏以下请假奔丧，议论政事的人有人认为刺史二千石也应同样对待，皇帝听从了。建元元年，尚书孟布上奏说应该恢复像建武、永平时期的旧例，禁止刺史二千石请假奔丧及为父母服丧，皇帝又听从了。到汉桓帝永兴二年，又命令刺史二千石服丧三年。永寿二年，又让中常侍以下服丧三年。到延熹元年，又全部禁止了。
〔41〕后汉世，诸帝不豫，并告泰山、弘农、庐江、常山、颍川、南阳、河东、东郡、广陵太守祷祠五岳四渎，遣司徒分诣郊庙社稷。
在东汉时期，皇帝们一旦身体不适，就会通知泰山、弘农、庐江、常山、颍川、南阳、河东、东郡、广陵这些地方的太守，让他们祭祀五岳和四渎，同时还会派遣司徒分别前往天坛、宗庙和社稷坛进行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