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夫皇王迭兴，为国之道匪一；贤圣间出，立德之指殊途。斯岂故为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则？五等之制，行于商周之前；郡县之设，始于秦汉之后。论时则浇淳理隔，易地则用舍或殊。譬犹干戈日用，难以成垓下之业；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时制宜者，为政之上务也；观民立教者，经国之长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择贤能，置牧守，循名虽曰异轨，责实抑亦同归。盛则与之共安，衰则与之共患。共安系乎善恶，非礼义无以敦风；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乱。是以齐、晋帅礼，鼎业倾而复振；温、陶释位，王纲弛而更张。然则周之列国，非一姓也，晋之群臣，非一族也，岂齐、晋强于列国，温、陶贤于群臣者哉，盖势重者易以立功，权轻者难以尽节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异术；兵权势位，盖安危之所阶乎！太祖之定关右，日不暇给，既以人臣礼终，未遑藩屏之事。晋荡辅政，爰树其党，宗室长幼，并据势位，握兵权，虽海内谢隆平之风，而国家有盘石之固矣。高祖克剪芒刺，思弘政术，惩专朝之为患，忘维城之远图，外崇宠位，内结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潜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闻，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于公族。虽复地惟叔父，亲则同生，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从侯服于下国。号为千乘，势侔匹夫。是以权臣乘其机，谋士因其隙，迁龟鼎速于俯拾，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斯酷。岂非摧枯振朽，易为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刘之制，览圣哲之术，分命贤戚，布于内外，料其轻重，间以亲疏，首尾相持，远近为用。使其势位也足以扶危，其权力也不能为乱。事业既定，侥幸自息。虽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亿兆可以无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势能窥其神器哉。
历代帝王相继兴起，治理国家的方法并不单一；圣贤们接连出现，所树立的道德准则也各不相同。这难道是故意要彼此相反吗？不过都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罢了。为什么呢？五等爵位制度，早在商周之前就已实行；郡县制度，则是在秦汉之后才设立的。论时代，风俗的浇薄与淳厚有所隔阂；换地域，制度的采用与舍弃也有差异。就好像天天使用兵器，很难成就垓下的功业；叔孙通制定的礼仪，无法施行在成周的朝代。所以懂得因时制宜，是理政的首要任务；观察民情来设立教化，是治理国家的长远策略。至于划分疆界、封立诸侯、选择贤能、设置地方长官，从名称上看虽然路径不同，追究实质却是殊途同归。国家兴盛时就与他们共享安定，国家衰败时就与他们共担忧患。共享安定取决于善恶，没有礼义就不能敦厚风俗；共担忧患关系到存亡，没有军队就不能平定祸乱。所以齐桓公、晋文公带头遵循礼义，使倾覆的鼎业重新振兴；温峤、陶侃交出权位，使松弛的王纲重新整顿。然而周朝的诸侯不只是一姓，晋朝的大臣不只是一族，难道是齐桓公、晋文公比别国诸侯强，温峤、陶侃比别的大臣贤吗？不过是权势重的人容易建功，权势轻的人难以尽节罢了。由此说来，分封诸侯与设置郡守，是古今不同的方法；兵权、权势、地位，大概是安定与祸乱的阶梯吧！太祖平定关右时，每天忙得没有空闲，最终以臣子的礼节去世，没有来得及做藩屏宗室的事。晋荡公辅政，便培植自己的党羽，宗室老少都占据高位、掌握兵权，虽然后来天下没有了太平气象，但国家却像磐石一样稳固。高祖剪除了身边的芒刺，想弘扬政治之术，鉴于专权朝政的祸害，却忘了维护宗室的长远图谋，表面上给宗室尊崇的地位，内心里却充满猜忌阻隔。从此以后，与天命相配的基础，暗中有了朽坏溃烂的地方。宣皇帝继位后，凶残暴虐的名声远扬，铲除先从宗室本枝下手，罢免贬斥遍及整个公族。即使那些地位如同叔父、亲情如同同胞、文能团结众人、武能威慑敌人的宗室成员，没有不在当年就辞去卿士高位，到小国去做诸侯。名义上号称千乘之国，实际上权势跟普通百姓一样。所以权臣乘机而起，谋士利用漏洞，改换朝代比弯腰拾物还快，诛杀王侯像燎原之火一般猛烈。悠悠远古，从未听说过这样残酷的事。这难道不是摧枯拉朽，太容易下手了吗！假如当初宣皇帝采纳周朝和汉朝的制度，学习圣明哲人的方法，分别任命贤能的宗亲和外戚，分布在朝廷内外，衡量他们的轻重，掺杂亲疏关系，使他们首尾互相牵制，远近互相利用，让他们的权势地位足以扶持危局，而他们的权力又不能作乱。大业确定之后，侥幸作乱的人自然消失。即使让幼童当皇帝，朝廷像挂着先帝的遗衣一样空置，国家也一定能长久安定，亿万百姓可以没有祸患了。为什么最后却被后族（的外戚）占据，让他的势力能够窥伺帝王的神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