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適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这一年，汉武帝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大典，但太史公司马谈却滞留在周南，无法参与此事，因此悲愤交加，即将去世。正好他的儿子司马迁出使回来，在河洛之间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的祖先本是周朝的太史。从远古的虞舜和夏禹时起，就功名显赫，掌管天文政务。到后来家道中衰，难道要断绝在我这里吗？如果你再当太史，就能继承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承接千年以来的大统，在泰山封禅，我却不能随行，这是命运啊，真是命运！我死之后，你一定会成为太史；当了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打算撰写的著作啊。再说孝道，始于侍奉父母，中间体现为侍奉君王，最终归结于立身行道。在后世扬名，从而让父母显赫，这是最大的孝。天下人都称赞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德行，宣扬周公、召公的风范，传达太王、王季的思虑，进而上溯到公刘，以尊崇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微，礼乐崩坏，孔子修复旧典、振兴废弛，编订《诗》《书》，创作《春秋》，学者至今还奉为准则。自从‘获麟’以来四百多年，诸侯互相兼并，史书散失断绝。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忠臣和为义而死的人士，我身为太史却没有记载论述，荒废了天下的历史文籍，我非常害怕，你一定要牢记啊！”司马迁低头流着泪说：“我不聪敏，请允许我全部整理先人所编排的旧闻，不敢有丝毫缺漏。”
〔14〕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过了三年，司马迁升任太史令，他缀集了从石室和金匮中取出的历史记载和书籍。又过了五年，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日清晨正好是冬至节气，这时开始改用新的历法，在明堂颁行，各地神祇都接受了新的纪时制度。
〔15〕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说：“先辈说过：从周公死后五百年出现了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五百年了，有谁能够继承清明的世道，订正《易传》，续写《春秋》，以《诗经》《尚书》《礼记》《乐经》为根本来著述呢？’意思就在这里吧！意思就在这里吧！我小子怎敢推让呢！”
〔16〕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编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说过：‘周朝的政治衰微，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迫害他，大夫阻碍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不会被采用，王道无法推行，于是评判鲁国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非，作为天下的标准，贬斥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阐述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用空话表达，不如通过具体事件来表现，这样更加深刻显明。’这部《春秋》，向上阐明夏商周三代圣王之道，向下分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纲常，辨别疑惑，明确是非，决断犹豫，褒扬善行，憎恶恶行，尊重贤能，鄙视不肖，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记载天地、阴阳、四季、五行，所以长于变化；《礼经》规范人伦关系，所以长于行为；《尚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政事；《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所以长于教化；《乐经》是音乐建立的依据，所以长于和谐；《春秋》辨别是非，所以长于治理人民。因此，《礼》用来约束人，《乐》用来引发和谐，《书》用来记述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阐明变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文字有数万，旨意有数千。万物的聚散离合都在《春秋》之中。《春秋》中记载了三十六次弑君事件，五十二个灭亡的国家，诸侯流亡不能保住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失去了根本。所以《易经》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而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背后有贼子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处理常规事务不知道怎样做才合适，遇到突发变故不知道灵活应对。做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承担首恶的名声。做臣子、儿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篡位弑君的刑罚，背负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做好事，只是做的时候不知道大义，被加上空话罪名也不敢推辞。如果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导致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侵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道义，儿子不像儿子就不孝顺。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过错。把天下的大过错加在他们头上，他们也只好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礼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施行；法的作用容易看到，而礼的预防作用却难以知晓。”
〔17〕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壶遂说：“在孔子那个时代，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孔子撰写了《春秋》，留下那些文字来判定礼义，当作一位王者的法典。如今先生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能尽心履行职责，万事都已经具备，各方面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先生您所论述的，是想阐明什么呢？”
〔18〕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太史公说：“哎呀，不是这样的。我从先辈那里听说：‘伏羲非常纯厚，创作了八卦；尧舜的盛世，《尚书》记载了，礼乐也因此兴起；商汤、周武王的兴隆，诗人歌颂了；《春秋》褒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行，褒扬周朝，而不仅仅是讽刺。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现在的圣明天子，获得祥瑞，举行封禅大典，改定历法，改变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风俗不同的国家，经过多重翻译叩开边塞门户，请求进献朝见的人，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竭力歌颂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况且贤能之士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主上明圣而他的德行不被传扬，是官员的过错。我曾任史官，如果废弃明圣盛德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违背先人的遗言，那罪过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说的记述历史故事，整理他们的世代传说，并不是所谓的创作，您却把它比作《春秋》，那就错了。”
〔19〕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于是我动手整理编定这些文稿。过了七年，我（太史公）因为李陵之祸被捕，被关押在监狱里。我感慨地叹息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毁伤，再也派不上用场了！”过后我又深思说：“《诗经》《尚书》之所以写得含蓄隐晦，不过是作者想借此表达心中的思虑罢了。从前周文王被纣王囚禁在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在陈国、蔡国遭受困厄，写成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这才有了《国语》；孙膑被挖去膝盖骨，修撰了兵法；吕不韦被贬谪到蜀地，世上流传开《吕氏春秋》；韩非被秦国囚禁，作了《说难》《孤愤》等名篇；《诗经》三百多篇，大都是古代贤人圣人抒发内心的愤懑而创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心中积有忧愁，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于是记述往事，希望将来的人能从中受到启发。”于是我终于记述了从唐尧以来到汉武帝猎获麒麟为止的历史，而且是从黄帝开始叙述的。
〔20〕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当初黄帝效法天地治理天下，四位圣君按顺序继承，各自建立了法度；唐尧让位给虞舜，虞舜起初推辞不接受；这些圣帝的美好功绩，万世传载。因此写了《五帝本纪》作为第一篇。
〔21〕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大禹的功绩，使得天下九州都统一了。他的光辉照耀了唐尧、虞舜的时代，他的恩德流传到了后代子孙。夏桀荒淫骄纵，于是被流放到鸣条。因此写了《夏本纪》第二篇。
〔22〕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契开创了商朝，一直传到成汤。太甲曾居住在桐宫，靠着伊尹的辅佐德行盛大。武丁得到傅说，于是被尊称为高宗。帝辛（纣王）沉溺于酒色，诸侯都不来朝贡了。所以我写下了《殷本纪》第三篇。
〔23〕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从后稷开创农耕开始，他的德行在周文王时达到极盛；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后安抚了整个天下；周厉王和周幽王昏庸混乱，已经丧失了丰镐的基业；国家逐渐衰落直到周赧王，连洛邑的祭祀都断绝了。这是《周本纪》的第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