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祠部郎中王珪之议，谓“丧以闰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闰，则略而不言。今虽厌屈，祥名犹存，异于余服。计月为数，屈追慕之心，以远为迩。日既余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于情唯允。仆射俭议，理据详博，谨所附同。今司徒渊始虽疑难，再经往反，未同俭议。依旧八座丞郎通共博议为允。以来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内外。”诏“可”。
祠部郎中王珪提议说：“丧礼中如果遇到闰月，功衰以下的小祥遇到闰月，就不提了。现在虽然因故降低了规格，但小祥的名称仍然存在，不同于其他丧服。按月计算，压抑追思的心情，把远的日子当作近的。日子既然有闰余，月份不是正月，合并起来整体制定，在情理上算是妥当。仆射王俭的议论，理据详细广博，我谨附议赞同。如今司徒褚渊起初虽有疑难，经过两次往来讨论，没有同意王俭的意见。依旧由八座丞郎共同广泛讨论为妥当。以来年五月晦日举行小祥，其祥祭和禫祭按照常规期限。奏报御前，颁布朝廷内外。”皇帝下诏说“可以”。
〔11〕皇太子穆妃服，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问左仆射王俭：“中军南郡王小祥，应待闻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闻喜公八月发哀，计十一月之限，应在六月。南郡王为当同取六月，则大祥复申一月，应用八月，非复正月，在存亲之义，若各自为祥，庐垩相间，玄素杂糅，未审当有此疑不？”俭曰：“送往有已，复生有节，罔极非服制所申，祥缟明示终之断。相待之义，经记无闻。世人多以庐室衰麻，不宜有异，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谓任情径行，未达礼旨。昔撰《丧记》，已尝言之。远还之人，自有为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辞以不变？礼有除丧而归者，此则经记之遗文，不待之明据。假使应待，则相去弥年，亦宜必待，乃为衰绖永服以穷生，吉蠲长绝于宗庙，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则旬月之间，亦不容申。何者？礼有伦序，义无徒设。今远则不待，近必相须，礼例既乖，即心无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杂，则古有异宫之义。设无异宫，则远还之子，自应开立别门，以终丧事。灵筵祭奠，随在家之人，再期而毁。所以然者，《奔丧礼》云‘为位不奠’，郑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闻哀不时，实缘在远。为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为而然，不关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况储妃正体王室，中军长嫡之重，天朝又行权制，进退弥复非疑。谓不应相待。中军祥缟之日，闻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及至忌辰变除，昆弟亦宜相就写情而不对客。此国之大典，宜通关八座丞郎，共尽同异，然后奏御。”司徒褚渊等二十人并同俭议为允，请以为永制。诏“可”。
皇太子穆妃的丧服问题。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向左仆射王俭请教说：“中军将军南郡王为穆妃服丧，到小祥祭的时候，应该等闻喜公一起进行吗？穆妃是七月二十四日去世的，闻喜公是八月才开始服丧，按十一个月的期限算，南郡王的小祥应该在六月。如果南郡王也按六月来小祥，那大祥就要再往后推一个月，变成八月，而不是正月。这样从顾念亲情的角度来说，如果各办各的祥祭，守丧的草庐和垩室交错，黑色和白色的丧服混在一起，不知道这样处理有没有什么不妥？”王俭回答说：“送终有结束的时候，恢复正常生活也有个界限，再大的哀思也不能靠丧服制度来完全表达，穿丧服搞祥祭就是为了明确表示丧期结束。至于要互相等待的说法，经书和记载中都没有听说过。社会上的人大多觉得既然都住在丧庐里穿着丧服，不应该有差别，所以即使前后相差一两个月，也常常延长到一起去服。这就是所谓的凭个人感情办事，没有领会礼制的真正含义。我以前编撰《丧记》时就已经说过这个道理。从远方回来的人，自然有因为回来晚了而没赶得上祭祀的；在家里的儿子，又有什么理由不按规定改变服丧呢？礼制上允许那些除丧之后才回来的人先除丧再说，这就是经书记载的明证，说明服丧不需要互相等待。假使必须等待，那就差一整年也该等，这样一来就要永远穿着丧服直到老死，干净的祭祀也就永远无法在宗庙举行，这是绝对不行的。如果说这样做不合适，那就算只是相隔十天半个月，也不应该延长。为什么呢？因为礼制讲究伦常次序，道理也不是白设的。现在远的反而不等，近的却一定要等，礼的条款既然已经乱了，心里就没个准头了。如果担心兄弟住在一起，吉礼凶礼互相干扰，那古时候有不同住一宫的做法。假如实在不能分宫住，那从远方回来的儿子，也应该自己另开一个门，把丧事办完。灵席和祭奠活动，就跟着在家的兄弟，满两年就撤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奔丧礼》上说‘设个位置就行，不必设祭’，郑玄解释说‘因为死者的精神不在这里’。听到噩耗没有及时赶回来，确实是因为路远。设个位置而不设祭，更能让人安心。这是有特定原因的，和嫡庶无关。庶子在家的，也不必等嫡子。更何况皇太子妃是王室的嫡配，中军将军南郡王是嫡长子的重要身份，朝廷又实行权宜制度，所以这件事怎么做都无需置疑。我认为不应该互相等待。中军南郡王举行祥祭那天，闻喜公去致哀就行，不必接受吊唁慰问。等到忌日除丧的时候，兄弟们可以在一起倾诉哀思，但不要接待宾客。这是国家的重要典礼，应该通知尚书省八座和丞郎，大家一起讨论不同意见，然后上奏皇上。”司徒褚渊等二十人都同意王俭的看法，认为妥当，请求把它定为永久的制度。皇上下诏说“同意”。
〔12〕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闻喜公国臣疑制君母服。俭又议：“《礼》‘庶人为国君齐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属是也’。又诸侯之大夫妻为夫人服繐衰七月，以此轻微疏远，故不得尽礼。今皇孙自是蕃国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妇。宫臣得申小君之礼，国官岂敢为夫人之敬？当单衣白帢素带哭于中门外，每临辄入，与宫官同。”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去世了。南郡王和闻喜公的封国臣子们对如何为君主的母亲服丧有疑问。王俭又评议说：“《礼》经上说‘百姓为国君服齐衰’。先儒说‘在官府任职的百姓，比如府、史这类人’。又说诸侯的大夫妻子为诸侯夫人服繐衰七个月，因为关系轻微疏远，所以不能行全礼。如今皇孙是藩国的王公，太子穆妃是朝廷的嫡长媳。东宫的臣子可以行对太子妃的礼仪，封国的官员怎么敢行对诸侯夫人的敬礼呢？应当穿单衣、白帢、素带，在中门外哭泣，每次哭临就进去，和东宫官员一样。”
〔13〕永明十一年493，文惠太子薨，右仆射王晏等奏：“案《丧服经》‘为君之父、长子，同齐衰期’。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期制，群臣应降一等，便应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参议，谓宜重其衰裳。减其月数，同服齐衰三月。至于太孙三年既申，南郡国臣，宜备齐衰期服。临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祢先储，二公国臣，并不得服。”诏依所议。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了。右仆射王晏等人上奏说：“按照《丧服经》的规定，为君主的父亲和长子服丧，都服齐衰一年。现在皇上既然不守三年丧，只守一年，那臣子们应该降一等，就该服大功九个月。但大功是兄弟之间用的丧服，不能用来服侍尊长。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应该加重丧服布料，减少月数，都服齐衰三个月。至于皇太孙，他的三年丧已经确定实行，南郡国的臣子，应该服齐衰一年。临汝公和曲江公既然不是正妻所生的嫡子，不能立为储君来继承先太子，这两个公国的臣子，都不需要服丧。”皇帝下诏同意了这个建议。
〔14〕又奏：“案《丧服经》虽有‘妾为君之长子从君而服’。二汉以来，此礼久废，请因循前准，不复追行。”诏曰：“既久废，停便。”
又上奏说：“根据《丧服经》虽然有‘妾为君之长子从君而服’的规定。但是自从两汉以来，这个礼仪已经荒废很久了，请求按照以前的准则，不再重新施行。”皇帝下诏说：“既然已经荒废很久了，停止就可以了。”
〔15〕又奏：“伏寻御服文惠太子期内不奏乐，诸王虽本服期，而储皇正体宗庙，服者一同，释服，奏乐姻娶，便应并通。窃谓二等诚俱是嘉礼，轻重有异。娶妇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乐，礼有明文。宋世期丧降在大功者，婚礼废乐，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诏“依议”。
又上奏说：“我考虑皇帝为文惠太子服丧期间不奏乐，诸王虽然本应服一年之丧，但储君是宗庙的正体，服丧应当相同。服丧期满后，奏乐、婚姻、娶妻，就应该都通行。我认为两种礼仪虽然都是吉礼，但轻重有区别。娶妻是为了延续后代，这件事并非全吉，三天不奏乐，礼制有明确规定。刘宋时期，期丧降等为大功的，婚礼废除音乐，以表达私人的哀伤，这与以前的典制是相通的。”皇帝下诏：“依照所议。”
〔16〕又奏：“案礼，祥除皆先于今夕易服，明旦乃设祭。寻比世服临然后改服，与礼为乖。今东宫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孙服临方易服。臣等参议，谓先哭临竟而后祭之。应公除者，皆于府第变服，而后入临，行奉慰之礼。”诏“可”。
大臣又上奏说：“按照礼制，祥除之礼都是先在前一晚换下丧服，第二天早上才设祭。近来有人在服丧期间先哭临然后再改换丧服，这与礼制相违背。如今东宫（太子）公除的日子，如果依例皇太孙应该先参加哭临后才换丧服。我们商议认为，应先完成哭临然后再进行祭祀。应当公除的人，都在自己府第换下丧服，然后入宫哭临，行奉慰之礼。”皇帝下诏说“可以”。
〔17〕建武二年26，朝会，时世祖遏密未终，朝议疑作乐不？祠部郎何佟之议：“昔舜受终文祖，义非胤尧，及放勋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晋康帝继成帝，于时亦不作乐。怀帝永嘉元年，惠帝丧制未终，于时江充议云，古帝王相承，虽世及有异，而轻重同礼。”从之。
建武二年，朝会的时候，当时世祖（齐武帝）的丧期还没有结束，朝廷上有人怀疑是否应该奏乐。祠部郎何佟之发表意见说：“从前舜在尧的祖庙接受禅让，按道理他并不是继承尧的帝位（而是受禅让），但等到尧去世后，他仍然停止举乐三年。近代晋康帝继承晋成帝，当时也没有奏乐。晋怀帝永嘉元年，晋惠帝的丧期还没有结束，当时江充建议说，古代帝王相互继承，虽然世袭的方式有所不同，但礼节的轻重是一样的。”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