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应迁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启诸奠九饭之仪不？左仆射王俭议：“奠如大敛。贺循云‘从墓之墓皆设奠，如将葬庙朝之礼’。范宁云‘将窆而奠’。虽不称为祖，而不得无祭。”从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庙，今迁祔葬，庙有虞以安神，神既已处庙，改葬出灵，岂应虞祭？郑注改葬云‘从庙之庙，礼宜同从墓之墓’。事何容异！前代谓应无虞。”左仆射王俭议：“范宁云‘葬必有魂车’。若不为其归，神将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灵设祭，何得不祭而毁耶？贺循云‘既窆，设奠于墓，以终其事’。虽非正虞，亦粗相似。晋氏修复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设虞非疑。”从之。
建元四年，齐高帝去世，昭皇后应当迁葬与他合葬。祠部官员怀疑是否有祖祭和遣奠、启奠以及九饭的仪式？左仆射王俭建议说：“奠礼如同大殓之礼。贺循说‘从墓到墓都设奠，如同将要下葬时在庙朝举行的礼仪’。范宁说‘即将下葬时设奠’。虽然不称为祖祭，但不能没有祭祀。”皇帝听从了。有关部门又上奏：“昭皇后的神主在太庙中，现在迁葬合葬，太庙有虞祭来安神，神既然已经在庙中，改葬移动神灵，难道还应该有虞祭吗？郑玄注释改葬说‘从庙到庙，礼仪应当同从墓到墓’。事情怎么能有差别！前代认为应该没有虞祭。”左仆射王俭建议：“范宁说‘下葬必须有魂车’。如果不为她安排归处，神灵将安放在哪里？世间改葬，就在墓所设置灵位举行祭祀，怎么能不祭祀就毁掉呢？贺循说‘下葬后，在墓前设奠，来结束这件事’。虽然不是正式的虞祭，但也大致相似。晋朝修复五陵，宋朝敬后改葬，都有虞祭。现在设置虞祭没有疑问。”皇帝听从了。
〔2〕建元二年344，皇太子妃薨，前宫臣疑所服。左仆射王俭议：“《礼记·文王世子》‘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且汉魏以来，宫僚充备，臣隶之节，具体在三。昔庾翼妻丧，王允、滕弘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节之重邪？宜依礼为旧君妻齐衰三月，居官之身，并合属假，朝晡临哭，悉系东宫。今臣之未从官在远者，于居官之所，属宁二日半，仍行丧成服，遣笺表，不得奔赴。”从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去世了。原来东宫的官员们对应该穿什么丧事衣服拿不定主意。左仆射王俭提议说：“《礼记·文王世子》中说：‘父亲在世时就是儿子，君主在世时就是臣子。’况且从汉魏以来，宫中僚属设置完备，臣子的节义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过去庾翼的妻子去世，王允、滕弘认为府吏应该为女主人服丧，更何况臣子的节义更重呢？应该按照礼制为前君主的妻子服齐衰三个月，在职的官员，一起给予假期，早晚到灵前哭丧，都隶属东宫。现在那些没有随从为官而在远方的人，在居官的地方，给假两天半，仍旧行丧礼、成服，派人送上奏章，不得奔赴丧事。”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3〕太子妃斩草乘黄，议建铭旌。仆射王俭议：“礼，既涂棺，祝取铭置于殡东，大敛毕，便应建于西阶之东。”
太子妃出殡前，进行斩草仪式时乘坐着黄车，大家商议要树铭旌的事。仆射王俭发表意见说：“按照礼制，棺材涂好漆之后，祝官把铭旌取来放在停灵的地方东边，等大敛仪式结束，就应该把铭旌树在西阶的东边。”
〔4〕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又议：“斩草日建旒与不？若建旒，应几旒？及画龙升降云何？又用几翣？”仆射王俭议：“旒本是命服，无关于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备礼，故在凶乃建耳。东宫秩同上公九命之仪，妃与储君一体，义不容异，无缘未同常例，别立凶旒。大明旧事，是不经详议，率尔便行耳。今宜考以礼典，不得效尤从失。吉部伍自有桁辂，凶部别有铭旌，若复立旒，复置何处？翣自用八。”从之。
南朝宋大明二年，太子妃去世，准备设置九旒。有关部门又讨论说：“在选择墓地和破土的那天，是不是要设置旒？如果要设置，应该用几旒？还有上面画的龙是升还是降？又用几把翣？”仆射王俭发表意见说：“旒本来是表示官爵等级的服饰，与丧事无关，如今公卿以下的官员，平时不能备全礼制，所以在丧事时才设置。太子东宫的官秩等同三公九命之制，太子妃和太子是一体，按理不能有不同，没有理由不按照常规，另外设立丧事的旒。大明年间的旧例，是没有经过详细讨论，草率就这样做了。现在应该依据礼典来考证，不能效仿错误而跟着失误。吉礼的队伍自有桁辂车驾，凶礼的队伍另外有铭旌，如果再设置旒，又放在哪里呢？翣自然用八把。”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
〔5〕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策，谓不须石志。”从之。
有关部门上奏说：“按照大明年间的旧例，太子妃的墓穴中有石志。但考议认为墓志铭不出于礼制典籍。近来在宋元嘉年间，颜延之为王球制作了石志。当时平民家族没有墓碑和谥策，所以用石志来记载德行。从那以后，王公以下的人都遵照使用。但储妃（太子妃）地位重要，礼仪与一般等级不同，既然已有哀策，就不需要石志了。”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6〕有司奏：“穆妃卒哭后，灵还在道，遇朔望，当须设祭不？”王俭议：“既虞卒哭，祭之于庙，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时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国不行权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后，朔望设祭。帝室既以卒哭除丧，无缘方有朔望之祭。灵筵虽未升庙堂，而舫中即成行庙，犹如桓玄及宋高祖长沙、临川二国，并有移庙之礼。岂复谓灵筵在途，便设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复俟祭。宋懿后时旧事不及此，益可知时议。”从之。
有关部门的官员上奏说：“穆妃的卒哭仪式结束后，灵柩还在路上，遇到初一、十五，是否要设置祭奠？”王俭发表意见道：“已经举行了虞祭和卒哭，再到宗庙里祭祀，这本来就是用来排列昭穆次序的，并不完全等同于卒哭后的吉祭和四季的祭祀，所以才会有初一、十五的殷事。藩国不实行这种权宜的做法，刘宋江夏王的王妃在卒哭之后，初一、十五都设祭。帝王家既然在卒哭之后就除丧了，就没有理由再设置初一、十五的祭祀。灵座虽然还没有升入宗庙，但在船中已经成了临时的宗庙，就像当初桓玄以及宋高祖的长沙、临川两国，都有迁移宗庙的礼仪。怎么能说灵柩还在路上，就要举行大祭呢？由此推论，初一、十五的祭祀不必再另外设置了。宋懿后时候的旧例没有涉及这个情况，更说明现在的意见是可行的。”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7〕建元三年481，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闰九月。未审当月数闰？为应以闰附正月？若用月数数闰者，南郡王兄弟便应以此四月晦小祥，至于祥月，不为有疑不？”左仆射王俭议：“三百六旬，尚书明义，文公纳币，春秋致讥。《谷梁》云“积分而成月”。《公羊》云“天无是月”。虽然，左氏谓告朔为得礼。是故先儒咸谓三年期丧，岁数没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夫闰者，盖是年之余日，而月之异朔，所以吴商云“含闰以正期，允协情理”。今杖期之丧，虽以十一月而小祥，至于祥缟，必须周岁。凡厌屈之礼，要取象正服。祥缟相去二月，厌降小祥，亦以则之。又且求之名义，则小祥本以年限，考于伦例，则相去必应二朔。今以厌屈而先祥，不得谓此事之非期，事既同条，情无异贯，没闰之理，固在言先。设令祥在此晦，则去缟三月，依附准例，益复为碍。谓应须五月晦乃祥。此国之大典，宜共精详。并通关八座丞郎，研尽同异。”
建元三年，有关部门上奏说：“皇太子穆妃在去年七月去世，那一年有闰九月。不知道计算丧期时应该算上闰月呢？还是应该把闰月附在正月之后？如果按月份计算闰月，那么南郡王兄弟就应该在今年四月三十日举行小祥祭。至于祥月（指小祥的月份）是不是没有疑问呢？”左仆射王俭议论说：“一年有三百六十天，这是《尚书》明确的意义。鲁文公送礼物给齐侯，《春秋》对此有批评。《谷梁传》说‘积累余分成为月’。《公羊传》说‘天没有这个月’。尽管如此，《左传》认为告朔是合乎礼的。所以前代儒者都认为三年之丧的丧期，按年计算时不计闰月，大功以下的丧期，按月计算时要算闰月。闰月，其实是年岁之余日，而月有不同的朔日，所以吴商说‘包含闰月来调整周年，才能符合情理’。如今持杖的期丧，虽然以十一个月举行小祥，但至于祥祭的缟服，必须满一周年。凡是因受压制而降低等级的丧礼，都要取法于正式的丧服。祥祭与缟服之间相隔两个月，因受压制而降等的小祥，也应该效法这个间隔。再从名义上说，小祥本应以年限为准，从常例考察，小祥与祥缟之间必须相隔两个月。现在因为受压制而提前举行小祥，不能说这件事就不是期丧。事情既然属于同一类，情理也没有不同，那么扣除闰月的道理，本来就在不言中。假如小祥在这个月末，那么距离祥缟就只有三个月，依照既定的标准，更加有障碍。我认为应该到五月末才举行小祥。这是国家的大典，应该共同精细详议。并且通知八座、丞郎等官员，深入研究不同意见。”
〔8〕尚书令褚渊难俭议曰：“厌屈之典，由所尊夺情，故祥缟备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从期可知。既计以月数，则应数闰以成典。若犹含之，何以异于缟制？疑者正以祥之当闰，月数相县。积分余闰，历象所弘。计月者数闰，故有余月，计年者苞含，故致盈积。称理从制，有何不可？”
尚书令褚渊反驳王俭的议论说：“那些压抑个人感情的做法，是因为遵从尊长的要求而剥夺了常情，所以祥祭和缟服都有完备的规定，但年月的计算却没有明确。现在如果十一月举行祥祭，那么从丧期周年就可以知道（是否正确）。既然按照月数来计算，就应该把闰月也数进去来完成典礼。如果仍然把闰月包含在年内而不单独计算，那和普通的缟制有什么不同呢？怀疑的人正是认为祥祭应当考虑闰月，可月数相差却很大。积累多余的天数形成闰月，这是历法所强调的。按月计算就数闰月，所以会有多出来的月份；按年计算就把闰月包含在里面，所以会导致月份累积。这符合道理和制度，有什么不可以呢？”
〔9〕俭又答渊难曰：“含闰之义，通儒所难。但祥本应期，屈而不遂。语事则名体具存，论哀则情无以异。迹虽数月，义实计年，闰是年之归余，故宜总而苞之。期而两祥，缘尊故屈，祥则没闰，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举。经记之旨，其在兹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闰，则祥之去缟，事成二月，是为十一月以象前期，二朔以放后岁，名有区域，不得相参。鲁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书上月，初不言闰，此又附上之明义也。郑、射、王、贺唯云期则没闰，初不复区别杖期之中祥，将谓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后禫，有闰别数之’，明杖期之祥，不得方于綅缟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渊又据旧义难俭十余问，俭随事解释。
俭又回答渊的诘难说：“包含闰月的含义，是通晓经学的学者也感到困难的问题。但是祥祭本应按照周期举行，因为尊长的缘故而不得不让步，不能完全按照常规进行。从丧事的名分和体制来看，名称和实体都保存着；从哀伤的心情来说，情感上没有什么不同。实际经历的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按道理却是以年计算，闰月是一年的剩余时间，所以应该将其总括包括在内。在一周年之内有两次祥祭（小祥和大祥），由于尊长而让步，祥祭时则将闰月忽略不计，以象征完整年岁的伸张，让步和伸张同时体现，两种方式都得以完备。经和记的宗旨，大概就在这里吧！如果让五月行小祥，六月恰逢闰月，那么从祥祭到除去缟服，实际上经过了两个月，这就相当于用十一个月来代表前一年，用两个朔日来比照后一年，名分上有界限，不能相互混淆。鲁襄公二十八年经书记载‘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只写了月份，起初没有提到闰月，这又是附合经义的明显例子。郑玄、射慈、王肃、贺循等人只说周年丧期不计闰月，但不再另外区分杖期之内的祥祭，大概是认为不必说了。成休甫说‘大祥之后行禫祭，有闰月则另外计算’，这表明杖期的祥祭，不能与丧服的最后阶段相提并论。按照恩情既如上述，依循礼例也是这样。”渊又依据旧义诘难俭十多个问题，俭随事一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