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大明末，前废帝即位，兴宗告太宰江夏王义恭应须策文。义恭曰：“建立储副，本为今日，复安用此？”兴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荥阳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书，可检视也。”不从。时义恭录尚书，受遗辅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归近习。越骑校尉戴法兴、中书舍人巢沿之专制朝权，威行近远。兴宗职管九流，铨衡所寄，每至上朝，辄与令录以下陈欲登贤进士之意，又箴规得失，博论朝政。义恭素性恇挠，阿顺法兴，恒虑失旨，每闻兴宗旨，辄战惧无计。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烦严，征役过苦，至是发诏悉皆削除。由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颜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要以道始终。三年426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撤，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能用。
大明末年，前废帝即位，蔡兴宗对太宰江夏王刘义恭说，需要准备策书。义恭说：“立太子，本来就是为了今天，又哪里用得着这个？”兴宗说：“历代先例都是这样。最近永初末年，荥阳王即位，也有策书，现在还在尚书省，可以查验。”义恭不听从。当时义恭担任录尚书事，接受遗诏辅政，作为幼主的辅弼大臣，却抽身躲事，大权落到皇帝身边的亲信手里。越骑校尉戴法兴、中书舍人巢沿之把持朝政，威风遍及远近。兴宗负责九品中正的选官事务，掌管铨选人才，每次上朝，总是跟令、录以下的官员说要提拔贤才、进用士人，还规劝得失，广泛议论朝政。义恭生性懦弱怕事，一味顺从戴法兴，总怕失了圣意，每次听到兴宗的话，就吓得到处发抖，没办法。在之前，大明时期奢侈无度，大兴土木，赋税摊派又烦又重，兵役劳役特别苦，到这时候下诏全部撤销。因此紫极殿南北的御道之类全被拆毁，从孝建年间到大明末，各种制度规章没有一样保存下来。兴宗在朝堂上感慨地对颜师伯说：“先帝虽然算不上有大德，但他毕竟按规矩做事。父亲去世三年不改变政策，这是古典经义看重的。如今先帝的灵堂才撤走，陵墓也还没过多久，所有规章制度和建造，不管对错一概削除。就算改朝换代也不至于这样。天下有见识的人，会因此看出做人的品性。”师伯没有采纳。
〔8〕兴宗每奏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存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及师伯曰：“主上谅暗，不亲万机，选举密事，多被删改，非复公笔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谢庄等迁授失序，兴宗又欲改为美选。时薛安都为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率殷恒为中庶子。兴宗先选安都为左卫将军，常侍如故；殷恒为黄门，领校。太宰嫌安都为多，欲单为左卫。兴宗曰：“率、卫相去，几何之间。且已失征虏，非乃超越，复夺常侍，则顿为降贬。若谓安都晚过微人，本宜裁抑，今名器不轻，宜有选序，谨依选体，非私安都。”义恭曰：“若宫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应侍中，那得为黄门而已？”兴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实远。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领校，不为少也。”使选令史颜祎之、薛庆先等往复论执，义恭然后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为右卫，加给事中，由是大忤义恭及法兴等。出兴宗为吴郡太守，固辞；又转南东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义恭于是大怒，上表言兴宗之失。诏付外详议，义恭因使尚书令柳元景奏兴宗及尚书袁愍孙私相许与，自相迁署，乱群害政，混秽大猷。于是除兴宗永昌太守，郡属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骇。先是，兴宗纳何后寺尼智妃为妾，姿貌甚美。迎车已去，而师伯密遣人诱之，潜往载取，兴宗迎人不得。及兴宗被徙，论者并言由师伯，师伯甚病之。法兴等既不欲以徙大臣为名，师伯又欲止息物议，由此停行。顷之，法兴见杀，尚之被系，义恭、师伯并诛，复起兴宗为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时前废帝凶暴，兴宗外甥袁顗为雍州刺史，固劝兴宗行，曰：“朝廷形势，人情所见，在内大臣，朝夕难保。舅今出居陕西，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胜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陆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岂与受制凶狂，祸难不测，同年而语乎？”兴宗曰：“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既人不自保，比者会应有变。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祸，各行所见，不亦善乎？”时士庶危惧，衣冠咸欲远徙，后皆流离外难，百不一存。
蔡兴宗每次上奏选拔官员的事情，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就随意删改、变换，只有少数能保留下来。蔡兴宗在朝堂上对刘义恭和颜师伯说：“皇上正在居丧，不亲自处理政务，选拔官员的机密大事，多次被删改，已经不是您的笔迹了，不知道这究竟是天子的意思？”王景文、谢庄等人的升迁任命不符合次序，蔡兴宗又想把他们改为更合适的官职。当时薛安都是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率殷恒是中庶子。蔡兴宗先选拔薛安都为左卫将军，散骑常侍照旧；殷恒为黄门侍郎，兼任校尉。太宰刘义恭嫌薛安都的官职太多，想只让他担任左卫将军。蔡兴宗说：“率与卫这两个官职，相差多少？而且他已经失去了征虏将军，这并不算越级，再剥夺他的散骑常侍，那就一下子成为降级了。如果说薛安都出身微贱，本应加以抑制，但现在名位爵禄不轻易给予，应该按照选拔的次序，严格遵循选拔的制度，这并不是偏袒薛安都。”刘义恭说：“如果宫内的官职应该越级授予，那殷恒就应该担任侍中，怎么只能当黄门侍郎呢？”蔡兴宗又说：“中庶子和侍中，相差很远。而且薛安都担任率这个官职已经十年，殷恒担任中庶子才一百天，现在又让他兼任校尉，已经不算亏待他了。”他让选拔令史颜祎之、薛庆先等人反复辩论坚持，刘义恭这才签署了文件。不久，皇帝直接下旨让薛安都担任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因此大大触怒了刘义恭和戴法兴等人。于是把蔡兴宗外放为吴郡太守，他坚决推辞；又转为南东海太守，他又不接受，苦苦请求去益州。刘义恭于是大怒，上奏章指责蔡兴宗的过失。皇帝下诏交给外廷详细评议，刘义恭趁机让尚书令柳元景弹劾蔡兴宗和尚书袁愍孙私下互相应许，互相提拔任命，扰乱群臣，危害朝政，玷污国家大法。于是任命蔡兴宗为永昌太守，这个郡属于交州。朝廷一片喧哗，没有人不叹息惊骇。在此之前，蔡兴宗娶了何后寺的尼姑智妃为妾，姿色容貌非常美丽。迎亲的车已经出发，而颜师伯秘密派人引诱她，偷偷地载走了，蔡兴宗没有接到人。等到蔡兴宗被贬谪，议论的人都说是因为颜师伯，颜师伯对此非常担心。戴法兴等人既不想以贬谪大臣为名，颜师伯又想平息众人的议论，因此这次贬谪就没有执行。不久，戴法兴被杀，巢尚之被拘禁，刘义恭、颜师伯都被诛杀，又起用蔡兴宗为临海王刘子顼的前军长史、南郡太守，代行荆州事务，他没有去上任。当时前废帝凶暴残忍，蔡兴宗的外甥袁顗担任雍州刺史，坚决劝蔡兴宗上任，说：“朝廷的形势，是人所共睹的，在朝内的大臣，早晚难以保全。舅舅现在出京到陕西，担任八州行事，我在襄、沔一带，地势优越，兵力强盛，离江陵很近，水陆交通方便。如果一旦有变故，可以共同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怎么能与受制于凶暴之人、遭遇不测之祸相提并论呢？”蔡兴宗说：“我出身寒门，按资历逐步升迁，与皇帝关系很疏远，不会有祸患。宫廷内外，人们已经不能自保，近来一定会发生变故。如果内部的祸患得以平息，外部的衅端未必可以估量。你想在外地求全，我想留在朝廷避祸，各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不也很好吗？”当时士人和百姓都感到恐惧，士大夫们都想到远处避难，但后来都流离失所，在外地遭难，百人中没有一个幸存。
〔9〕重除吏部尚书。太尉沈庆之深虑危祸，闭门不通宾客，尝遣左右范羡诣兴宗属事。兴宗谓羡曰：“公关门绝客，以避悠悠之请谒耳。身非有求，何为见拒？”羡复命，庆之使要兴宗。兴宗因说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伦道尽，今所忌惮，唯在于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举朝惶惶，人怀危怖，指撝之日，谁不影从？如其不断，旦暮祸及。仆昔佐贵府，蒙眷异常，故敢尽言，愿思其计。”庆之曰：“仆比日前虑不复自保，但尽忠奉国，始终以之，正当委天任命耳。加老罢私门，兵力顿阙，虽有其意，事亦无从。”兴宗曰：“当今怀谋思奋者，非复要富贵，期功赏，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内将帅，正听外间消息；若一人唱首，则俯仰可定。况公威风先著，统戎累朝，诸旧部曲，布在宫省，谁敢不从？仆在尚书中，自当唱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简贤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诸所行造，人间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沉疑不决，当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恶之祸也。且车驾屡幸贵第，酣醉弥留。又闻斥屏左右，独入阁内。此万世一时，机不可失。仆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详其祸福。”庆之曰：“此事大，非仆所能行。事至，政当抱忠以没耳。”顷之，庆之果以见忌致祸。
蔡兴宗再次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太尉沈庆之非常担心灾祸，就关起门来不与宾客来往。他曾派手下范羡到蔡兴宗那里办事。蔡兴宗对范羡说：“你家主人关门谢客，是为了躲避没完没了的请托罢了。我本人对他无所求，为什么也要拒绝见我呢？”范羡回去复命，沈庆之就邀请蔡兴宗。蔡兴宗趁机劝说道：“主上近来的所作所为，已经丧尽人伦。现在他所忌惮的，只有您一人。您一向威名显赫，天下人都信服。如今满朝惶恐，人人自危。一旦您发号施令，谁不闻风响应？如果犹豫不决，早晚灾祸就会临头。我从前在您府上任职，蒙受您特殊恩遇，所以敢直言无讳，希望您考虑对策。”沈庆之说：“我近来担心自己都难以保全，只想尽忠报国，始终如一，只有听天由命了。加上我年老体弱，家门衰微，兵力缺乏，即使有这个想法，也无从下手。”蔡兴宗说：“现在胸怀计谋想要奋起的人，并不是为了富贵和功赏，而只是为了救自己迟早的死亡。宫内将帅，正等待外面的消息；如果有人带头，那么转眼之间就能安定大局。况且您威风显赫，统兵多年，旧部遍布朝省，谁敢不服从？我身在尚书省，自当率领百官，按照前代旧例，另选贤明之主，以奉社稷。再者，朝廷做的很多事情，民间都说您都参与了。现在如果迟疑不决，恐怕会有人先于您起事，您也不免背上附从恶人的罪名。而且皇帝多次驾临您的府第，酩酊大醉后久留。又听说他斥退左右，独自进入内室。这是万世难逢的机会，不可错过。我蒙受厚恩，所以说出这绝密之言。您应当详细权衡祸福利弊。”沈庆之说：“这件事太大了，不是我所能做的。真到那时，我只有抱忠而死罢了。”不久，沈庆之果然因为被猜忌而招致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