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说到经书典籍，它们蕴含着精微神妙的意旨，是圣人贤哲才能做成的大事。它们用来规范天地，调节阴阳，整顿法纪，弘扬道德。彰显仁德，足以用来利济万物；含蓄运用，足以用来独善其身。学习它的人，就会像草木生长一样兴旺发达；不学习的人，就会像草木凋落一样衰败。帝王将相崇尚它，就能成就英明睿智的德行；普通百姓能做到心中有它，也能拥有王公贵族那样的尊贵。那些帝王之所以能树立声望，流传美名，改善教化，转变风俗，哪一样不是通过这个途径呢？所以说：做人温柔敦厚，是《诗经》教化的结果；通达事理、知道远古，是《尚书》教化的结果；心胸宽广、平易善良，是《乐经》教化的结果；内心清静、精微入理，是《易经》教化的结果；恭敬节俭、庄重严肃，是《礼经》教化的结果；善于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是《春秋》教化的结果。根据时代变化制定合适的措施，质朴和文采交替使用，用通权达变来应对，用中庸之道来通达变化。掌握了中庸之道就能长久，能通权达变就能宏大。它的教化有合适的对象，它的作用没有穷尽。它实在是锻造仁义的熔炉，是鼓动道德的风箱。它的作用太大了，它随着时代变化的意义太深了，简直无法用言语来称赞。所以说：它不快却很快，不行走却能到达。现在的人能了解古代，后代的人能了解现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大道刚刚流行的时候，伏羲氏俯身观察龟甲上的纹理而画出了八卦；后来的圣人兴起，仰头观察鸟兽的足迹而创造了文字。文字已经流传，结绳记事的办法就废弃不用了；史官设立之后，经书典籍也就随之兴起了。
〔2〕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是也。
说到经书典籍，古代的圣王，他们依据河图洛书，掌握着上天赐予的法度，面南而坐做天下的君主，都有史官来记录他们的言行。说的话，由左史来记录；做的事，由右史来记录。所以说“君主的举动一定要记载下来”，惩罚和劝诫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考察以前的记载，那些《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的书就是这样。往下到了殷商、周朝，史官的设置更加完备，记录言论、记载事情，没有遗漏缺失，就像《周礼》所说的：太史掌管建立国家的六种法典、八种法度、八种法则，用来告知君王治理天下；小史掌管各诸侯国的史志，确定世系，分辨宗庙的昭穆次序；内史掌管君王对臣下的八种赏罚权柄，书写策命并保存副本；外史掌管君王向外的命令以及四方诸侯国的史志，还有三皇、五帝的书籍；御史掌管各诸侯国、偏远城邑和百姓的治理法令，用来辅助冢宰。这样，天子的史官，一共有五种。诸侯也各自有自己的国史，分别掌管他们的职责。就像《春秋左氏传》里记载的，晋国赵穿杀死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就写道“赵盾杀了他的国君”，并在朝廷上展示。赵盾说：“不是这样的。”董狐回答说：“您是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来又不讨伐乱贼，不是您杀了国君，又是谁呢？”齐国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写道“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杼就杀了他。太史的弟弟接着写，接连被杀了两个人。太史的另一个弟弟又接着写，崔杼只好放过了他。南史听说太史们都死了，拿着竹简前往，听说已经写好了，这才返回。楚灵王和右尹子革谈话，左史倚相快步走过。楚灵王说：“这是个好史官，能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样看来，诸侯国的史官，也不止一个人，都是用来记录言论、记载事情的，最后由太史总揽并加以裁定，来形成国家的法典。不虚美，不隐恶，所以能够起到惩罚和劝诫的作用，留下的文字也很可观，就像《左传》里引用的《周志》，《国语》里有《郑书》这类书一样。
〔3〕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驳，以至于秦。秦政奋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
等到周王室的政治衰败，法纪纲常散乱，各诸侯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各异，对人物的褒贬也失去了真实，破坏了搅乱了旧的典章制度。孔子凭借他大圣人的才能，正处在这样一个倾颓的时代，他感叹凤凰不飞来，惋惜古代的文化将要失传，于是就阐述《易经》的道理，删订《诗经》和《尚书》，修订《春秋》，并校正《雅》《颂》乐歌。那些被破坏的礼乐制度，都得到了恰当的整理。自从这位哲人去世后，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七十多个弟子去世后，儒家学说的根本大义就违背了。到了战国时代，纵横家们四处游说，真假难辨，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繁杂乱。圣人的至德丧失了，先王的重要道理也消亡了。这种状况逐渐衰落、错乱，一直到了秦朝。秦朝的政治激发了豺狼般的野心，铲除先代的痕迹，焚烧《诗经》《尚书》，活埋儒生，把狱吏当作老师，制定了藏书要治罪的法令。学者们为了躲避灾难，逃窜隐藏在山林里，有的丢失了经书原文，只能靠口头传授。
〔4〕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
汉朝消灭了秦朝和项羽的势力后，还没等汉高祖刘邦下车，就先命令叔孙通草创了朝拜礼仪，来挽救群臣在朝堂上拔剑击柱的陋习。之后，张苍研究制定律历，陆贾撰写了《新语》，曹参推荐盖公来讲授黄老学说，汉惠帝废除了藏书禁令，儒生们才开始在民间传播他们的学说。但毕竟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远了，经书典籍散失亡佚，竹简木札错乱，口头传说有很多错误，这就使得《尚书》分为今文、古文两家，《诗经》分为齐、鲁、韩三家，《论语》有齐地、鲁地版本的不同，《春秋》有好几种传注。其他各家互相之间也有错乱矛盾，说都说不完。这就是为什么学问虽然广博却抓不住要领，费了很大功夫却收效甚微的原因。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的官职，命令天下上报的计簿和文书，先要呈送给太史公，副本呈送给丞相，并打开了献书的大门，设置了抄写书籍的官员。朝廷之外，有太常、太史、博士的藏书；朝廷之内，有延阁、广内、秘室等藏书府库。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世世代代担任太史官，他们采集前代的史料，从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写成了《史记》一百三十篇。仔细看它的体例，大概是沿用了古代史官的旧制。到了汉成帝的时候，秘府中收藏的书籍，有不少散失亡佚了，于是汉成帝派谒者陈农，到天下各地去搜求散失的书籍。然后命令光禄大夫刘向校勘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勘数术类书籍，太医监李柱国校勘方技类书籍。每校完一部书，刘向就撰写一篇叙录，论述这部书的主旨，辨别其中的错误，然后按顺序上奏给皇帝。刘向去世后，汉哀帝让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亲的学业。于是就把温室殿里的藏书移到天禄阁上。刘歆于是总括所有书籍，摘取它们的要点，撰写了《七略》：第一叫《集略》，第二叫《六艺略》，第三叫《诸子略》，第四叫《诗赋略》，第五叫《兵书略》，第六叫《术数略》，第七叫《方技略》。总共收录了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末年，这些书又被焚烧了。光武帝刘秀复兴汉朝，他非常喜好文雅，汉明帝、汉章帝继承了他的传统，尤其重视经学。四方的大儒，背着书箱从远方赶来的人，数都数不清。石室、兰台等藏书机构，因此更加充实。又曾在东观和仁寿阁收集新书，让校书郎班固、傅毅等人掌管。并按照《七略》的分类来安排书籍的部类，班固又根据这些编成了《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时，汉献帝西迁长安，图书和缣帛，都被军人们拿去做了帷帐和口袋。被收集起来带到西边的，还有七十多车。长安和洛阳两京大乱，这些书籍几乎被扫荡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