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臣闻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卯，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我听说古代的先圣明王教化百姓，一定会先改变他们看到听到的东西，防止他们的个人欲望，堵住他们邪恶放纵的念头，用淳朴平和的道路来引导。五伦教育和六种善行，是教导人的根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是通向道义的门户。所以能让家家恢复孝慈，人人懂礼知让，端正风俗、调和风气，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果有人上书献赋、撰写诔文铭文，都是为了褒扬美德、叙述贤能、彰显功勋、证明道理。如果不是为了劝善惩恶，那意义就不会是白费的。可是到了后代，风气教化逐渐衰落了。魏国的三位开国君主（曹操、曹丕、曹叡）更看重文辞，忽略了做君主的大道理，喜欢玩弄那些小巧的文艺技巧。下面的人跟着上面学，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争相卖弄文采，慢慢就成了风气。到了江东的齐、梁两朝，这种毛病就更严重了，不管地位高低、聪明还是愚笨，都只忙着吟诗写赋。于是他们又丢掉了义理，追求新奇怪异，追逐空虚细碎的东西，争着一个韵脚的奇特、一个字的巧妙。长篇大论的文章，翻来覆去离不开月亮露珠的样子；堆满桌子塞满箱子，写来写去都是风云星月的模样。社会上拿这个来互相抬高身份，朝廷也靠这个来选拔官员。求名求利的路既然打开了，大家喜爱崇尚的心思也越来越重。所以乡里的糊涂小孩、贵族家的年轻子弟，还没学会认字记数，就先学会了写五言诗。至于伏羲、舜、禹的经典，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他们根本不关心，从来也不听。把傲慢怪诞当成清高超脱，把抒情写意当成功业成就，指责儒家那套质朴古板，把会写词赋的人当作君子。因此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国家政治却越来越乱，这完全是因为抛弃了大圣人的正道准则，把没用的东西当作有用的来搞。舍本逐末，这种风气传遍了整个华夏，大家互相效法、代代相传，时间越久就越厉害。
〔10〕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浮词，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持，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感知正道，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等到大隋承受天命而建立，圣明之道兴盛起来，摒弃和罢黜虚浮的言辞，遏止华丽虚伪的文风。如果不是胸怀经籍、坚持操守，立志于道、依从于仁的人，就不能被列入仕宦之列，参与官场。开皇四年，普遍诏告天下，公私文件文书，都应该如实记录。那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为上奏的表章文辞华丽艳丽，被交付有关部门追究罪责。从此公卿大臣都感知到正道所在，没有谁不钻研经籍古籍，抛弃华丽的文风，选择先王的美善典章，在当世推行大道。
〔11〕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纲者多，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我听说啊，外州和偏远的县，还是延续着老毛病，选官举人都不按规矩来。那些在宗族乡里被夸孝顺仁德、学习围着经典转、交朋友不随便的人，反倒被有权有势的人家排挤，根本不录用；而那些不学着古训、光知道赶时髦、写些轻浮浅薄的东西、结帮拉派求名声的人，反而被选去当官，送到朝廷去。这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没有好好搞教化，还带着私心，不讲公道。我既然在御史台工作，职责就是查错纠偏。要是听到点风声就弹劾，怕牵连的人太多，所以我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到处查访，有这种情况的，写个详细的材料送到御史台来。
〔12〕谔又以当官者好自矜伐，复上奏具陈其弊。请加罪黜，以惩风轨。上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谔在职数年，务存大体，不尚严猛，由是无刚謇之誉，而潜有匡正之志。
谔又认为当官的人喜欢自我夸耀功劳，于是再次上奏章详细陈述这种弊病。他请求对这些官员加以治罪或罢免，以惩戒官场的风气。皇帝将谔前后所上的奏章颁发给天下人看，四海之内的人闻风而从，这种风气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谔在任几年，致力于把握大局，不崇尚严厉凶猛，因此没有落得刚正不阿的名声，但私下里却有匡正朝政的志向。
〔13〕邳公苏威以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遂奏约遣归农。有愿依旧者，在所州县，录附市籍，仍撤毁旧店，并令远道，限以时日。时逢冬塞，莫敢陈诉。谔因别使，见其如此，以农工有业，各附所安，逆旅之与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托，岂容一朝而废？徒为劳扰，于事非宜。遂专决之，并令依旧。使还诣阙，然后奏闻。文帝善之曰：“体国之臣，当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人夷悦服。卒官。
邳公苏威认为路边开设店铺的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家伙，他们从事的行当又脏又杂，不符合重视农业根本的道理，就上奏请求下令让他们都回乡种地。愿意继续开店的人，要在当地州县登记，编入商人户籍，并且要拆除旧店，迁到远处，限定日期搬走。当时正赶上冬天农闲时节，没人敢去申诉。我（李谔）因为别的差事外出，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农民和工匠各有各的职业，各有各的安身之处；旅店和酒楼自古以来就不是一回事，如果一律编入商人户籍，从道理上讲不通。况且旅店是过往行人依靠的处所，怎么能够一下子废除呢？白白折腾人，事情这样办不合适。于是就自作主张，下令一切照旧。等出使回朝到了皇宫，才上奏说明。隋文帝称赞说：“体恤国家的大臣，就应当这样。”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出京担任通州刺史，施行的政策很好，百姓和少数民族都心悦诚服。最后在任上去世。
〔14〕四子。世子大方袭爵，最有才器。大业初，判内史舍人。次大体、大钧，并位尚书郎。
他有四个儿子。嫡长子大方继承了爵位，最有才能和器度。隋炀帝大业初年，大方代理内史舍人之职。二子大体、三子大钧，都曾担任尚书郎的官职。
〔15〕鲍宏，字润身，东海郯人也。父机，以才学知名。仕梁，位书侍御史。宏七岁而孤，为兄泉之所爱育。年十二，能属文，尝和湘东王绎诗，绎嗟赏不已，引为中记室。累迁通直散骑侍郎。江陵平，归于周，明帝甚礼之，引为麟趾殿学士。累迁遂伯下大夫。与杜子晖聘陈，谋伐齐，陈遂出兵度江以侵齐。帝尝问宏取齐策，宏以为“先皇往日，出师洛阳，彼有其备，每不克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以为上策。”帝从之。及定山东，除小御正，赐爵平遥县伯，加仪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会王谦举兵于蜀，路次潼州，为谦将达奚惎所执，逼送成都，竟不屈节。谦败，驰传入京，文帝嘉之，赐以金带。及受禅，加开府，进爵为公。历利、邛二州刺史，秩满还京。时有尉义臣者，其父崇不从尉迟迥，从复与突厥战死。上嘉之，将赐姓金氏。访及群下，宏曰：“昔项伯不同项羽，汉高赐其姓刘氏，秦真父能死难，魏武赐姓曹氏。请赐以皇族。”帝曰：“善。”因赐义臣姓杨。后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
鲍宏，字润身，是东海郡郯县人。他父亲鲍机，凭着才学出了名，在梁朝做官，当的是书侍御史。鲍宏七岁时就没了爹，由他哥哥鲍泉之拉扯大。十二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曾经和湘东王萧绎一块儿作诗，萧绎看了赞叹得不得了，就提拔他做了中记室。以后不断升官，做到通直散骑侍郎。江陵被攻下以后，他归顺了北周，周明帝很敬重他，请他当麟趾殿学士。又不断升官，做到遂伯下大夫。他和杜子晖出使陈朝，商量讨伐北齐的事，陈朝就出兵渡过长江去攻打北齐。皇帝曾经问鲍宏怎么拿下北齐，鲍宏说：“先皇以前出兵洛阳，人家有防备，所以每次都不顺利。依我的主意，出兵汾州、潞州，直接偷袭晋阳，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才是上策。”皇帝听了他的。等到平定了山东，任命他做小御正，赐爵平遥县伯，加授仪同三司。隋文帝做丞相的时候，他奉命出使山南。正好赶上王谦在蜀地起兵，他路过潼州，被王谦的部将达奚惎逮住，逼他送到成都，可他始终不屈服。王谦失败后，他骑快马跑到京城，文帝夸奖他，赏给他金带。等到隋文帝当了皇帝，加封他开府，升爵位为公。他当过利州、邛州刺史，任期满了回到京城。当时有个叫尉义臣的人，他父亲尉崇没有跟着尉迟迥造反，后来又和突厥打仗死了。皇上赞赏他，想赐他姓金。就向大臣们征求意见，鲍宏说：“从前项伯不跟从项羽，汉高祖赐他姓刘；秦真父能为国牺牲，魏武帝赐他姓曹。请赐给他皇家的姓。”皇帝说：“好。”于是赐义臣姓杨。后来鲍宏被任命为均州刺史，因为眼病免了职，死在家里。
〔16〕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谱》一部，分为《帝绪》《疏属》《赐姓》三篇。有集十卷，行于世。
当初，北周武帝命令宏编纂一部《皇室谱》，分为《帝绪》《疏属》《赐姓》三篇。宏还著有文集十卷，流传在世上。
〔17〕高构，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辩给过人，好读书，工吏事。仕齐，历兰陵、平原二郡太守。齐灭，周武帝以为许州司马。隋文帝受禅，累迁户部侍郎。时内史侍郎晋平东与兄子长茂争嫡，尚书省不以断，朝臣三议不决。构断而合理，上以为能，召入内殿，劳之曰：“我闻尚书郎上应列宿，观卿才识，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礼教之所重，我读卿判数遍，词理惬当，意所不能及也。”赐米百石。由是知名。
高构，字孝基，是北海人。他性格风趣幽默，很有智慧，口才过人，喜欢读书，擅长处理政务。在齐朝做官，先后担任兰陵、平原两郡的太守。齐朝灭亡后，周武帝任命他为许州司马。隋文帝即位后，他多次升迁，做到户部侍郎。当时，内史侍郎晋平东和他哥哥的儿子长茂争夺嫡子继承权，尚书省没有做出判决，朝臣们讨论了三次也没有结果。高构做出了合理判决，皇帝认为他有才能，召他进内殿，慰问他说：“我听说尚书郎对应天上的星宿，看到你的才识，才知道古人的话确实可信。嫡庶之分是礼教所重视的，我读了你的判决书好几遍，文辞和道理都很恰当，我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处理。”赏赐他一百石米。高构由此出名。
〔18〕冯翊武乡女子焦氏既痖又聋，嫁之不售。尝樵菜于野，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时年六岁，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构判曰：“母不能言，穷究理绝。案《风俗通》，姓有九种，或氏于爵，或氏所居。此儿生在武乡，可以武为姓。”寻迁雍州司马，以明断见称。岁余，转吏部侍郎，号为称职。复徙雍州司马，坐事左转盩厔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复拜雍州司马。仁寿初，又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
冯翊郡武乡县有个女子叫焦氏，又哑又聋，嫁不出去。她曾在野外打柴采野菜，被人侵犯后怀了孕，就生下一个男孩。当时孩子已经六岁了，还不知道姓什么，于是上报到省里。官员构判决说：“母亲不能说话，追查到底也理不出头绪。根据《风俗通》，姓氏有九种来源，有的从爵位来的，有的从居住地来的。这孩子生在武乡，可以姓武。”不久构升任雍州司马，以明察善断著称。一年多后，转任吏部侍郎，被认为称职。后来又调任雍州司马，因事获罪被降职为盩厔县令，很有能干的名声。皇帝赞赏他，又任命为雍州司马。仁寿初年，再次担任吏部侍郎，因公事被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