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进士第，莅官有能声。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诏宰执，举奏中外可为刺史者，上亲阅阙点注，盖取两员同举者升用之。于是，汝砺自同知绛阳军节度事起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时侍臣皆回避，上所御凉扇忽堕案下，汝砺以非职不敢取以进。奏事毕，上谓宰臣曰：“高汝砺不进扇，可谓知体矣。”
高汝砺，字岩夫，是应州金城人。大定十九年考中进士，做官有能干的名声。明昌五年九月，章宗下诏给宰相，要求他们举荐朝廷内外可以担任刺史的人，皇帝亲自审阅空缺名单并做标记，大概是要两个人共同举荐的才能升用。于是，高汝砺从同知绛阳军节度事被起用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朝担任左司郎中。一天在紫宸殿奏事，当时侍臣都回避了，皇帝用的凉扇忽然掉到桌案下，高汝砺因为不是自己的职责不敢捡起来进献。奏事完毕，皇帝对宰相说：“高汝砺不捡扇子，可以说是懂得礼体了。”
〔2〕未几，擢为左谏议大夫。以赋调军须，郡县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规取货赂，深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调发，有犯者乞权依‘推排受财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惧。”二年六月，定制，因军前差发受财者，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从汝砺之言也。时遇奏事，台臣亦令回避，汝砺乃上言：“国家置谏臣以备侍从，盖欲周知时政以参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俾预闻政事，冀其有所开说。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则一切回避，与诸侍卫之臣旅进旅退。殿廷论事初莫得闻，及其已行，又不详其始末，遂事而谏，斯亦难矣。顾谏职为何如哉？若曰非材，择人可也，岂可置之言责而疏远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庶望少补。且修注之职，掌记言动，俱当一体。”上从之。
不久，升任左谏议大夫。因为征收赋税调拨军需，郡县官员有时不得其人，差役走卒贪图事情紧急，趁机索取贿赂，深为民害，他建议：“从今以后如果因军事调发，有犯法的请求暂时按照‘推排受财法’来惩治，希望使小人有所畏惧。”承安二年六月，制定法令：因军前差发接受财物的，一贯以下判徒刑二年，一贯以上三年，十贯处死，这是采纳了高汝砺的建议。当时遇到奏事，台臣也命令回避，高汝砺就上言：“国家设置谏臣以备侍从，是要全面了解时政以参与判断得失，不是仅仅让他们排班列队而已。所以唐代制度，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必定派谏官跟随，让他们参与知晓政事，希望他们有所建言。如今省台以下，遇到朝奏事就一切回避，与各位侍卫之臣一起进一起退。殿廷议论政事起初不能听到，等到已经施行，又不详细知道始末，事后才来进谏，这也很难了。看看谏官的职责是什么？如果说没有才能，可以选择他人，怎么能设置言责却如此疏远呢？请求从今以后，有关部门奏事谏官得以参与知晓，希望稍有补益。而且修注之职，掌管记录皇帝言行，都应当一体对待。”皇帝听从了。
〔3〕又言：“年前十月尝举行推排之法，寻以逾时而止，诚知圣上爱民之深也。切闻周制，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征令，三年则天下大比，按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检前后，迄今三十余年，其间虽两经推排，其浮财物力，惟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贫弱寡援者抑屈而无诉。况近年以来，边方屡有调发，贫户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缘去岁条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强之家预为请嘱狡狯之人，冀望至时同辞推唱。或虚作贫之，故以产业低价质典，及将财物徙置他所，权止营运。如此奸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难矣。欲革斯弊，莫若据实通检，预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条理，严立罪赏，截日立限，关防禁约。其间有可以轻重者斟酌行之，去烦碎而就简易，戒搔扰而事镇静，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于少息，则赋税易办，人免不均之患矣。”诏尚书省俟边事息行之。
他又说：“去年十月曾经举行推排法，不久因为过了时间而停止，确实知道圣上爱民之深。我听说周朝制度，按年岁确定百姓的多少，辨别物资的多少，将数字报给小司徒，以施行政教，以执行征令，三年则天下大比，按为定法。自从大定四年通检前后，至今三十余年，其间虽然经过两次推排，那些浮财物力，只凭一时小民的话来增减，有关部门只求迅速定案，不再推究实际情况。因此豪强有力的人串通侥幸免去，贫弱无援的人受压抑无处申诉。何况近年以来，边境屡有调发，贫户越来越多。如果只照旧例推排，因为去年条理已经施行，人人知道，恐怕新强之家预先请托狡狯之人，希望到时共同推唱。或者假装贫穷，故意将产业低价抵押典当，以及将财物转移到别处，暂时停止营运。如此奸弊百端，想要物力均一，难啊。要革除这些弊端，不如根据实际通检，预先命令有关部门对照大定四年条理，严立罪赏，规定日期，设立关防禁约。其中可以轻重处理的斟酌施行，去掉烦琐回归简易，戒除骚扰而追求镇静，使富者不能苟且逃避，贫困者有望稍得休息，那么赋税容易办理，百姓免除了不均的祸患。”诏令尚书省等边境事务平息后施行。
〔4〕是岁十月，上谕尚书省，遣官诣各路通检民力，命户部尚书贾执刚与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令诸路所差官视以为法焉。寻为同知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为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转运使。二年正月，为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迁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进中都路都转运使。
这年十月，皇帝告谕尚书省，派遣官员到各路通检民力，命令户部尚书贾执刚和高汝砺先在都城的两个警巡院推行推排法，让各路所派官员视为榜样。不久高汝砺任同知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任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任西京路转运使。二年正月，任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升任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升任中都路都转运使。
〔5〕六年六月，拜户部尚书。时钞法不能流转，汝砺随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语在《食货志》。上嘉其议，敕尚书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比应诏言事者不啻千数，俱不达各司利害，汗漫陈说，莫能详尽。近惟户部尚书高汝砺，论本部数事，并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谕内外百司各究利害举明，若可举而不即申闻，以致上司举行者，量制其罚。”
泰和六年六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当时纸币（钞法）不能流通，高汝砺随时上言，多有变更规定，百姓觉得很方便，这些话记载在《食货志》中。皇帝称赞他的建议，敕令尚书省说：“内外百官所管事务不同，近来应诏言事的不下千人，都不了解各司的利害，空泛陈述，不能详尽。只有户部尚书高汝砺，论述本部的几件事，都切中事情，已经施行。其告谕内外各司各自探究利害并陈明，如果可行而不立即申报，以致上司来推行的，酌情制定处罚。”
〔6〕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次邯郸，拜汝砺为参知政事。次汤阴，上闻汴京谷价腾踊，虑扈从人至则愈贵，问宰臣何以处之。皆请命留守司约束，汝砺独曰：“物价低昂，朝夕或异，然籴多粜少则贵。盖诸路之人辐凑河南，籴者既多，安得不贵？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将闭而不出，商旅转贩亦不复入城，则籴者益急而贵益甚矣。事有难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难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钞也，自当先其所难，后其所易， 多方开诱，务使出粟更钞，则谷价自平矣。”上从之。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驻扎在邯郸，任命高汝砺为参知政事。驻扎在汤阴，皇帝听说汴京谷价暴涨，担心随从人员到达后会更贵，问宰相如何处置。众人都请求命令留守司加以约束，高汝砺独独说：“物价高低，早晚可能不同，但买的多卖的少就会贵。因为各路的人聚集到河南，买粮的人既然多，怎么能不贵？如果禁止，有粮的人家都会囤积不出售，商旅转贩也不再入城，那么买粮的人更急而价格更贵了。事情有难有易，不可不知，现在少而难得的是谷，多而容易得到的是钞，自然应当先处理难事，后处理易事，多方开导引诱，务必让他们出谷换钞，那么谷价自然平了。”皇帝听从了。
〔7〕三年五月，朝廷议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留其军守卫郡县，汝砺言：“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强家耳，贫户岂能徙？且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乞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熟论可否，如无可疑，然后施行。”不报。
贞祐三年五月，朝廷商议将河北军户的家属迁到河南，留下军队守卫郡县，高汝砺说：“这件事如果实行，只对豪强家有利，贫户怎么能迁徙？而且安土重迁，是人之常情。现在让他们全部到河南，他们一旦离开田园，扶老携幼，奔波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而且所过之处的百姓看到军户全部迁走，必定惊疑，认为国家分别彼此，他们的心怎么能不动摇。何况军人已经离开了家，却让他们护卫他人，以情理推测，他们不肯尽心是必然的。百姓最愚昧却又最神妙，即使告诉他们护卫的意思，他们也不会相信，只会造成混乱，都不得安宁，这利害关系重大。请求先命令各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仔细讨论是否可行，如果没有可疑，然后再施行。”没有答复。
〔8〕军户既迁，将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论，上敕尚书省曰：“北兵将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共图保守。今既至矣，粮食所当必与，然未有以处之。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谕汝砺。既而所遣官言：“农民并称，比年以来，租赋已重，若更益之，力实不足，不敢复佃官田，愿以给军。”于是汝砺奏：“迁徙军户，一时之事也。民佃官田，久远之计也。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此言。及其与人，即前日之主，今还为客，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则有损，至于互相憎疾，今犹未已，前事不远，足为明戒。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粮之半，复以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量数付之，令其自耕，则百姓免失业之艰，而官司不必为厉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麦，今雨泽沾足，正播种之时，诚恐民疑以误岁计，宜早决之。”上从其请。
军户已经迁来，将要括田分授给他们，没有定论，皇帝敕令尚书省说：“北兵将到河南，因此全部起用各路军户，共同图谋保守。现在已经到了，粮食必须供给，但还没有办法处置。可以分派官员聚集老人询问，是增加赋税，还是给他们田地，两者哪个方便。”又以此告谕高汝砺。不久所派官员说：“农民都称，近年来租赋已经沉重，如果再加，力量实在不足，不敢再佃官田，愿意给军户。”于是高汝砺上奏：“迁徙军户，是一时之事。百姓佃种官田，是久远之计。河南民田、官田，数量各半。又有很多全佃官田的人家，坟墓、庄园、水井都在其中。大多是贫民，一旦夺走，他们怎么生活？小民容易动摇难以安定，一时逃避赋税，就说出这样的话。等到给了别人，他们从前是主人，现在又变成佃客，能不后悔吗？后悔则忿恨之心产生。如山东拨地时，肥沃良田都落入势家，贫瘠恶劣的才给贫户。无益于军，而民则有损，以至于互相憎恨，至今未已，前事不远，足为明戒。只应当加倍增加官租，来供给军粮的一半，再用官有荒田、牧马草地酌量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耕种，那么百姓免去失业的艰难，而官府不必做害民之事。而且河南的田地最适合种麦，现在雨水充足，正是播种之时，真怕百姓怀疑而耽误岁计，应该早日决定。”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