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谕旨户部官：“闻通州米粟甚贱，若以平价官籴之，何如？”于是，有司奏：“中都路去岁不熟，今其价稍减者，以商旅运贩继至故也。若即差官争籴，切恐市价腾踊，贫民愈病，请俟秋收日，依常平仓条理收籴。”诏从之。明昌五年五月，上曰：“闻米价腾踊，今官运至者有余，可减直以粜之。其明告民，不须贵价私籴也。”六年七月，敕宰臣曰：“诏制内饥馑之地令减价粜之，而贫民无钱者何以得食，其议赈济。”省臣以为：“阙食州县，一年则当赈贷，二年然后赈济，如其民实无恒产者，虽应赈贷，亦请赈济。”上遂命间隔饥荒之地，可以辨钱收籴者减价粜之，贫乏无依者赈济。
金章宗明昌四年七月，皇帝告谕户部官员：“听说通州米价很便宜，如果用平价由官府收购，怎么样？”于是，有关部门上奏：“中都路去年收成不好，现在价格稍微降低，是因为商旅运粮不断到达的缘故。如果立刻派官员争相收购，恐怕市场价格会暴涨，贫民更加受害，请求等到秋收时，按照常平仓的规定收购。”下诏听从。明昌五年五月，皇帝说：“听说米价上涨，现在官府运到的米有余，可以减价卖出。公开告诉百姓，不必高价私下购买。”明昌六年七月，敕令宰相说：“诏令规定饥荒的地方要减价出售，但贫民没有钱怎么能得到粮食，讨论赈济。”尚书省大臣认为：“缺粮的州县，缺粮一年应当赈贷，缺粮两年然后赈济，如果百姓实在没有固定产业，即使应该赈贷，也请求赈济。”皇帝于是命令相隔的饥荒地区，能够出钱收购的减价出售，贫困无依的给予赈济。
〔10〕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砺籴于河南诸郡，令民输挽入京，复命在京诸仓籴民输之余粟。侍御史黄掴奴申言：“汝砺所籴足给岁支，民既于租赋之外转挽而来，亦已劳矣！止将其余以为归资，而又强取之，可乎？且籴此有日矣，而止得二百余石，此何济也。”诏罢之。十二月，附近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腾踊，遂禁其出境。四年，河北行省侯挚言：“河北人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伏见沿河诸津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商人无利，谁肯为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罹兵革，又坐视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籍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从之。又制凡军民客旅粟不于官籴处粜，而私贩渡河者，杖百。沿河军及讥察权豪家犯者，徒年、杖数并的决从重，以物没官。上以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命尚书省措画之。省臣奏：“已命山东、河北榷酤及滨、沧盐司，以分数带纳矣。今河北艰食，贩粟北渡者众，宜权立法以遮籴之。拟于诸渡口南岸，选通练财货官，先以金银丝绢等博易商贩之粮，转之北岸，以回易籴本，兼收见钱。不惟杜奸弊，亦使钱入京师。”从之。又上封事者曰：“比年以来屡艰食，虽由调度征敛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夺之也。收则乘贱多籴，困急则以贷人，私立券质，名为无利而实数倍。饥民惟恐不得，莫敢较者，故场功甫毕，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贫者益贫者也。国朝立法，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积久至倍则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愿明敕有司，举行旧法，丰熟之日增价和籴，则在公有益，而私无损矣。”诏宰臣行之。是年，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邀籴事。（见《盐志》下。）
金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命令高汝砺到河南各郡收购粮食，让百姓运输到京城，又命令在京城的各仓库收购百姓运输后剩余的粮食。侍御史黄掴奴申进言：“高汝砺收购的粮食足以供应一年的支出，百姓已经在租赋之外运输而来，已经很劳苦了！只留下剩余的部分作为回家的费用，却又强行收取，这可以吗？而且收购这些粮食已经有些日子了，却只得到二百多石，这有什么用呢？”下诏停止。十二月，附近郡县很多到京城收购粮食，谷价暴涨，于是禁止粮食出境。贞祐四年，河北行省侯挚进言：“河北出现人吃人，观州、沧州等地一斗米银十余两。我看到沿河各渡口允许贩卖粮食北渡，但每石官府收购八斗，商人无利可图，谁肯去做？而且河北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既遭受战乱，又坐视他们饿死，我担心有造反的人会以此为借口作乱。希望停止收购，任由百姓运输贩卖为好。”下诏听从。又规定凡是军民客商的粮食不在官府收购处出售，而私自贩运过河的，杖打一百。沿河驻军和检查人员有权势豪强犯法的，徒刑年限、杖数都从重执行，货物没收充公。皇帝因为河北州府钱多，散失在民间很广，命令尚书省筹划。尚书省大臣上奏：“已经命令山东、河北的专卖酒税以及滨州、沧州的盐司，按比例带纳。现在河北粮食困难，贩卖粮食北渡的人很多，应当暂时立法来拦路收购。打算在各渡口南岸，选派通晓财务的官员，先用金银丝绢等交换商贩的粮食，转运到北岸，用来换回收购的本钱，同时收取现钱。不仅杜绝奸弊，也使得钱流入京城。”听从了。又有上密奏的人说：“近年来多次粮食困难，虽然是由于调度征敛繁多，也是兼并之家抢夺的结果。他们丰收时乘贱价大量收购，百姓困急时则借给人，私立契约，名义上无利而实际上利息数倍。饥民唯恐借不到，不敢计较，所以田场农活刚结束，官租未交清，而粮囤已经空了。这就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本朝立法，借贷财物月利不超过三分，累积到一倍则停止，现在有的不到一个月利息就三倍。希望明确敕令有关部门，执行旧法，丰收时增价收购，那么公家有益，而私人无损。”下诏让宰相执行。这一年，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说拦路收购的事（见《盐志》下）。
〔11〕兴定元年，上颇闻百姓以和籴太重，弃业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户部郎中杨贞权陕西行六部尚书，收给潼、陕军马之用，奏籴贩粮济河者之半，以宽民。从之。
兴定元年，皇帝听说百姓因为和籴负担太重，抛弃产业的人很多，命令宰相多加注意。八月，任命户部郎中杨贞代理陕西行六部尚书，负责收取供给潼关、陕州军马的费用，他上奏请求收购贩粮过河的人的一半粮食，以宽缓百姓。听从了。
〔13〕世宗大定十四年，尝定制，诏中外行之，其法寻废。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请复设，敕省臣详议以闻。省臣言：“大定旧制，丰年则增市价十之二以籴，俭岁则减市价十之一以出，平岁则已。夫所以丰则增价以收者，恐物贱伤农。俭则减价以出者，恐物贵伤民。增之损之以平粟价，故谓常平，非谓使天下之民专仰给于此也。今天下生齿至众，如欲计口使余一年之储，则不惟数多难办，又虑出不以时而致腐败也。况复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经久之计。如计诸郡县验户口例以月支三斗为率，每口但储三月，已及千万数，亦足以平物价救荒凶矣。若令诸处，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籴，其不及者俟丰年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贵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计司兼领之，郡县吏沮格者纠，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谷不熟之所，则依常平法，减其价三之一以籴。”诏从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曾经制定制度，下诏在内外施行，但这个方法不久就废除了。金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请求重新设立，敕令尚书省大臣详细商议后上报。尚书省大臣说：“大定旧制，丰年增价十分之二收购，歉年减价十分之一出售，平年就停止。之所以丰年增价收购，是怕物价低伤害农民。歉年减价出售，是怕物价高伤害百姓。增减来平抑粮价，所以叫常平，并不是让天下百姓都依赖于此。现在天下人口众多，如果想按人口让他们储备一年的粮食，不但数量多难办，又担心出仓不及时导致腐败。况且还有官府强行摊派的弊病，决非长久之计。如果按照各郡县户口，以每月三斗为标准，每人只储备三个月，就已经达到千万石，也足以平抑物价、救济灾荒了。如果命令各处，除了官兵三年的粮食外，能够满足三个月粮食的就不收购，不够的等丰年收购，也许可以长久施行。但立法的关键在于必须执行，命令提刑司各路计司兼管，郡县官吏阻挠的追究，能推行的提拔任用。如果中都路年成不好的地方，就依照常平法，减价三分之一收购。”下诏听从。
〔14〕三年八月，敕：“常平仓丰籴俭粜，有司奉行勤惰褒罚之制，其遍谕诸路，其奉行灭裂者，提刑司纠察以闻。”又谓宰臣曰：“随处常平仓，往往有名无实。况远县人户岂肯跋涉，直就州府粜籴。可各县置仓，命州府县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县距州六十里内就州仓，六十里外则特置。旧拟备户口三月之粮，恐数多致损，改令户二万以上备三万石，一万以上备二万石，一万以下、五千以上备万五千石，五千户以下备五千石。河南、陕西屯军贮粮之县，不在是数。州县有仓仍旧，否则创置。郡县吏受代，所籴粟无坏，一月内交割给由。如无同管勾，亦准上交割。违 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监交。本处岁丰，而收籴不及一分者，本等内降，提刑司体察，直申尚书省，至日斟酌黜陟。
明昌三年八月，敕令：“常平仓丰年收购、歉年出售，有关部门执行勤惰的奖惩制度，要广泛告谕各路，执行马虎的，提刑司纠察上报。”又对宰相说：“各地的常平仓，往往有名无实。何况远县的人户怎么肯跋涉，直接到州府买卖。可以在各县设置仓库，命令州府县官兼管。”于是制定制度，县距离州六十里以内的，归州仓管理；六十里以外的，则单独设置。原先计划储备户口三个月的粮食，恐怕数量太多导致损坏，改为二万户以上储备三万石，一万户以上储备二万石，一万户以下、五千户以上储备一万五千石，五千户以下储备五千石。河南、陕西屯军储粮的县，不在此数。州县有仓库的照旧，没有的则创建。郡县官吏交接时，所收购的粮食没有损坏，一个月内交割并给凭证。如果没有同管勾，也准予按此交割。超过期限，委派州府和提刑司差官催督监督交接。当地丰收，而收购不及一分（可能是十分之一）的，本等级内降级，提刑司体察，直接申报尚书省，到时考虑升降。
〔15〕九月，敕置常平仓之地，令州府官提举之，县官兼董其事，以所籴多寡约量升降，为永制。又谕尚书省曰：“上京路诸县未有常平仓，如亦可置，定其当备粟数以闻。”四年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臣等以为此地收多支少，遇灾足以赈济，似不必置。”遂止。
九月，敕令设置常平仓的地方，让州府官主持，县官兼管其事，根据收购粮食的多少酌情升降，作为永久制度。又告谕尚书省说：“上京路各县没有常平仓，如果可以设置，规定应当储备的粮食数量上报。”明昌四年十月，尚书省上奏：“现在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共十七万六千多户，每年收税粟二十万五千多石，支出六万六千多石，现有总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多石。臣等认为此地收入多支出少，遇灾足以赈济，似乎不必设置。”于是停止。
〔16〕五年九月，尚书省奏：“明昌三年始设常平仓，定其永制。天下常平仓总五百一十九处，见积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余石，可备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余万石，可备四年之用，而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三万贯有奇，仅支二年以上，见钱既少，且比年稍丰而米价犹贵，若复预籴，恐价腾踊，于民未便。”遂诏权罢中外常平仓和籴，俟官钱羡余日举行。
明昌五年九月，尚书省上奏：“明昌三年开始设置常平仓，制定永久制度。天下常平仓总共五百一十九处，现有积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多石，可以供应官兵五年的粮食；米八百一十多万石，可以供应四年之用；而现有现钱总共三千三百四十三万贯有余，仅够支出两年以上。现钱已经少，而且近年稍微丰收但米价仍然贵，如果再预先收购，恐怕价格暴涨，对百姓不便。”于是下诏暂时停止中外常平仓的和籴，等官府钱有盈余时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