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庆宫，谕有司曰：“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十二月，户部尚书邓俨等谓：“若令民计口定课，民既输干办钱，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且今之盐价，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今日与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户口蕃息，食盐岁课宜有羡增，而反无之，何哉？缘官估高，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尔。近已减宝坻、山东、沧盐价斤为三十八文，乞更减去八文，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贱，所售必多，自有羡余，亦不全失所减之数。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设使盐课不足，亦足补百有余年之经用，若量入为出，必无不足之患。乞令平、滦干办盐课亦宜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庶革诬罔之弊。”礼部尚书李晏等曰：“所谓干办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同，则私将自己。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方许巡捕，违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谓：“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余同俨议。”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私煎盗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选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斤减为二十文，罢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干办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减作二十五文，似为得中。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盐官出巡须约所属同往，不同获者不坐。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宝坻、山东、沧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余从所请。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皇帝到隆庆宫上朝，对有关部门说：“近来因为打猎，知道百姓有很多因为盐禁而获罪的，百姓怎么受得了？我想让按平州、滦州、太原的均办例子，让百姓自己煎盐，命令百官讨论这件事。”十二月，户部尚书邓俨等人说：“如果让百姓按人口定税，百姓既交了干办钱，又必须另外买盐吃，这是加重百姓的负担，而白白增加煎盐贩盐者的利益。况且现在的盐价，是过去钱币容易获得的时候定的，现在和过去不同，何况太平日久，户口增加，食盐的年税应该有所增加，反而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官价太高，贫民贪图私盐便宜，导致官税亏欠。近来已经降低了宝坻、山东、沧州盐价，每斤三十八文，请求再减去八文，一年不过减少一百二十多万贯，官价便宜了，卖得必然多，自然会有盈余，也不会完全损失减掉的数量。况且现在府库金银大约折合钱万万贯有余，假使盐税不足，也足够弥补一百多年的经费，如果量入为出，一定没有不足的忧虑。请求让平州、滦州的干办盐税也应当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擅自巡逻捕捉，以革除诬陷的弊端。”礼部尚书李晏等人说：“所谓干办，既不是好名声，也不是好办法。如果一定要杜绝私煮盗贩的弊端，不如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格相同，那么私盐自然就会停止。而且巡盐兵吏往往挟带私盐来诬陷人，可以让他们与所属的司县约定时间，才允许巡捕，违反的由按察司治罪。”刑部尚书郭邦杰等人则说：“平州、滦州沿海以及太原的盐碱地可以依旧实行干办，其余同邓俨的意见。”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说：“私自煎盐和盗贩的人，都是知道禁令而犯法的。可以选择能干的官吏充当巡捕使，但不得进入百姓家中搜查。”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求每斤减为二十文，取消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认为干办方便。宰相上奏：“以每斤官本十文，如果减为二十五文，似乎适中。巡盐弓手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盐官出巡必须约请所属官员一同前往，没有一同抓获的就不追究责任。可以从明年五月一日开始施行。”皇帝于是命令宝坻、山东、沧州的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经发出的钞引还没有支取盐的，按新价补足，其余听从所请。
〔10〕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时既诏罢干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十二月，于是取消了西京和解州的巡捕使。当时已经下诏取消了干办盐钱，十二月，让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讨论北京、辽东盐司的利弊，于是重新设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每年以十万余贯为定额，辽东路以十三万贯为定额。取消了西京和解州的巡捕使。
〔11〕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县擅科盐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东盐课不足，盖由盐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约所属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诏，自今如有盗贩者，听盐司官辄捕。民私煮及藏匿，则约所属搜索。巡尉弓兵非与盐司相约，则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军民犯私盐，三百里内者盐司按罪，远者付提点所，皆征捕获之赏于贩造者。猛安谋克部人煎贩及盗者，所管官论赎，三犯杖之，能捕获则免罪。又滨州渤海县永和镇去州远，恐藏盗及私盐，可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各创设巡检，山东、宝坻、沧盐司判官乞升为从七品，用进士。”上命猛安谋克杖者再议，余皆从之。尚书省奏：“山东滨、益九场之盐行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课，方之九场，大课不同。若令与九场通比增亏。其五场官恃彼大课，恐不用力，转生奸弊。”遂定令五场自为通比。旧法与盐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明昌元年七月，上书言事的人说河东北路的干办盐钱每年十万贯太重，因此百姓很多逃亡迁徙，请求放宽征收督促。皇帝命令等农闲时派使者察访。十二月，制定了禁止司县擅自征收盐税的制度。二年五月，尚书省官员认为山东盐税不足，是因为盐司官员出巡不敢擅自抓捕，必须邀约所属官员一同前往，人们不害怕的缘故。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如果有盗贩的，允许盐司官员直接抓捕。百姓私自煮盐和藏匿的，则邀约所属官员搜查。巡尉和弓兵如果不是与盐司相约，不得擅自进入百姓家中。三年六月，孙即康等人和盐司官员商议：“军民犯私盐罪，在三百里以内的由盐司按罪，远处的交给提点所，都要向贩造者征收捕获的赏钱。猛安谋克部内的人煎盐贩卖和盗窃的，所管官员论罪赎刑，三次犯法的用杖刑，能够捕获罪犯的则免罪。另外，滨州渤海县永和镇距离州城远，恐怕藏匿盗贼和私盐，可以改为永丰镇，和曹子山村一起各设立一个巡检，山东、宝坻、沧州的盐司判官请求升为从七品，任用进士。”皇帝命令猛安谋克杖刑的再讨论，其余都听从。尚书省上奏：“山东滨州、益都的九场盐销售到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盐只销售到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额，与九场相比，大的税额不同。如果让他们与九场一起比较增减，那五场的官员依仗那大税额，恐怕不尽力，反而产生奸弊。”于是决定让五场自己单独比较。旧法与盐司使副一起比较，所以到这时才改变。
〔12〕五年正月，八小场盐官左荜等，以课不能及额，缴进告敕。遂遣使按视十三场再定，除涛洛等五场系设管勾，可即日恢办，乃以荜所告八场，从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见管课，依新例永相比磨。户部郎中李敬义等言：“八小场今新定课有减其半者，如使俱从新课，而旧课已办入官，恐所减钱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钱数不复尽实附历纳官。”遂从明昌元年所定酒税院务制，令即日收办。
五年正月，八个小型盐场的盐官左荜等人，因为盐税不能达到定额，上交了任职文书。于是派使者察看十三个盐场重新确定，除了涛洛等五个场已经设有管勾，可以马上恢复办理，就把左荜所报告的八个场，按照大定二十六年的制度，从现有的管理课税，按新条例永远进行比较。户部郎中李敬义等人说：“八个小型盐场现在新定的税额有减少一半的，如果让他们都按新税额，而旧税额已经办理入库，恐怕减少的钱很多，因而产生作弊，所收的钱数不再完全如实记录在册上交。”于是按照明昌元年所定的酒税院务制度，命令即日收办。
〔13〕十一月，以旧制猛安谋克犯私盐酒曲者，转运司按罪，遂更定军民犯私盐者皆令属盐司，私酒曲则属转运司，三百里外者则付提点所，若逮问犯人而所属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一月，因为旧制度规定猛安谋克犯私盐和私酒曲的，由转运司按罪，于是重新规定，军民犯私盐的都由盐司管辖，私酒曲的则由转运司管辖，三百里以外的则交给提点所，如果逮捕审讯犯人而所属机构吝啬不肯移交的，判处徒刑两年。
〔14〕十二月，尚书省议山东、沧州旧法每一斤钱四十一文，宝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减为三十文，计减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后以国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奏：“盐利至大，今天下户口蕃息，食者倍于前，军储支引者亦甚多，况日用不可阙之物，岂以价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随时取利，恐徒失之。”遂复定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价每一斤加为四十二文。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增为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为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石二贯文，增为二贯八百文，捞盐旧一贯五百文，增为二贯文，既增其价，复加其所鬻之数。七盐司旧课岁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为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东旧课岁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课岁入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为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为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
十二月，尚书省讨论山东、沧州旧法每斤盐四十一文，宝坻每斤四十三文，自从大定二十九年因赦恩和特旨，减为三十文，共计减少了一百八十五万四千多贯。后来因为国家经费不足，于是上奏确定每斤再加三文变成三十三文。到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上奏：“盐的利润很大，如今天下户口增加，吃盐的人比过去多一倍，军队储备和支用的引也很多，何况盐是日常不可缺少的东西，怎么能因为价格的高低而有多有少呢？如果不随时取利，恐怕白白失去机会。”于是重新确定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的盐价每斤加为四十二文。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增加到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加到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法每石二贯文，增加到二贯八百文，捞盐旧法一贯五百文，增加到二贯文，既增加了价格，又增加了销售的数量。七个盐司旧课每年收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到这时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东旧课每年收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加到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课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加到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课收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加到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课收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加到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课收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加到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课收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加到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课收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加到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