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之有食货，犹人之有饮食也。人非饮食不生，国非食货不立。然燧人、庖牺能为饮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无饮食之疾。三王能为食货之政以遗后世，而不能使后世无食货之弊。唯善养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饮食自不阙焉，故能适饥饱之宜，可以疾少而长寿。善裕国者初不事货殖，而食货自不乏焉，故能制丰约之节，可以弊少而长治。
国家拥有粮食和货币，就像人有饮食一样。人没有饮食就不能生存，国家没有粮食和货币就不能建立。然而燧人氏、庖牺氏能创造饮食的方法来教导人们，却不能使人们不患饮食方面的疾病。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能制定粮食和货币的政策留给后世，却不能使后世没有粮食和货币的弊病。只有善于养生的人，好像不想吃喝，但饮食自然不会缺乏，所以能适应饥饱的适宜程度，可以疾病少而长寿。善于使国家富裕的人，起初不从事经商牟利，但粮食和货币自然不会匮乏，所以能掌握丰足和节约的尺度，可以弊病少而长治久安。
〔2〕金于食货，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审。太祖肇造，减辽租税，规模远矣。熙宗、海陵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求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虽以世宗之贤，储积之志曷尝一日而忘之。章宗弥文煟兴，边费亦广，食货之议不容不急。宣宗南迁，国土日蹙，污池数罟，往往而然。考其立国以来，所谓食货之法，荦荦大者曰租税、铜钱、交钞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数变而数穷。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征钱曰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者，宰臣有纳此税，庭陛间谘及其增减，则州县征求于小民盖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其为户有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后变为通检，又为推排。凡户隶州县者，与隶猛安谋克，其输纳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谓其厉民，即命罢之。罢之未久，会计者告用乏，又即举行。其罢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见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饶。一时君臣节用之言不绝告诫。尝自计其国用，数亦浩瀚，若足支历年者，郡县稍遇岁侵，又遽不足，竟莫诘其故焉。
金朝在粮食和货币方面，立法很周密，向百姓征收也审慎。太祖开创基业，减免了辽朝的租税，规模很深远。到了熙宗、海陵王时期，风气日益开化，同时追求远大的谋略，君臣研究财用制度，急切地把这作为首要任务。即使像世宗那样贤明，储蓄积储的志向又何尝有一天忘记呢？章宗时文治大兴，边防费用也增多，粮食和货币的议论不容不紧急。宣宗南迁后，国土日益缩小，竭泽而渔、细网捕鱼的做法，往往都是这样。考察金朝立国以来，所谓的粮食和货币法令，最主要的就是租税、铜钱、交钞这三项而已。这三项法令多次变化，多次陷入困境。官田的叫租，私田的叫税。租税之外，还要计算他们的田园、屋舍、车马、牛羊、种植的数目，以及他们藏钱的多少，征收钱币叫“物力”。物力的征收，上自公卿大夫，下到平民百姓，没有能侥幸免除的。近臣出使外国，回来必定增加物力钱，因为他们接受了馈赠。猛安谋克户还有所谓的牛头税，宰相大臣有缴纳这个税的，在朝廷上咨询其增减，那么州县向小民征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物力之外还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碎，说不完。户口有几种等级，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官府起初三年登记一次户口，后来改为通检，又改为推排。凡是隶属于州县的户，与隶属于猛安谋克的户，他们缴纳的多少又各自不同。法令刚施行时，唯恐不严密，议论的人说它危害百姓，就下令废止。废止不久，会计的人报告费用缺乏，又立即施行。废止本意是为了方便百姓，但百姓没有见到恩德。施行本意是为了满足开支，但开支没有增加富余。一时之间君臣节俭用度的言论不停地告诫。曾经自己计算国家的开支，数目也很浩大，好像足以支撑多年，但郡县稍微遇到灾荒，又立刻不够用，竟然弄不清其中的原因。
〔3〕至于铜钱、交钞之弊，盖有甚者。初用辽、宋旧钱，虽刘豫所铸，豫废，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铜禁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遗吏境内访察无遣，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若钱法之变，则鼓铸未广，敛散无方，已见壅滞。初恐官库多积，钱不及民，立法广布。继恐民多匿钱，乃设存留之限，开告讦之路，犯者绳以重罚，卒莫能禁。州县钱艰，民间自铸，私钱苦恶特甚。乃以官钱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铸大钱，所准加重，百计流通，卒莫获效。济以铁钱，铁不可用，权以交钞，钱重钞轻，相去悬绝，物价腾踊，钞至不行。权以银货，银弊又滋，救亦无策，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然而二者之弊乃甚于钱，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年数，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汔无定制，而金祚讫矣。
至于铜钱、交钞的弊病，大概还有更严重的。金朝起初使用辽、宋的旧钱，即使刘豫铸造的钱，刘豫被废后，也兼用。正隆年间以后，才开始讨论铸造钱币，民间铜禁非常严厉，铜不够用，逐渐兴起窑冶。凡是产铜的矿脉，派遣官吏在境内访察不遗漏，并且涉及境外，而民间使用的铜器不可缺的，都到官府制造然后出售。不久官府不胜其烦，百姓不胜其苦，于是听任百姓冶铜制造器物，而官府为之定价出售，这是铜法的变化。至于钱法的变化，则是铸造不广，收放无方，已经出现壅塞停滞。起初担心官库积存太多，钱到不了百姓手中，便立法广泛散发。接着又担心百姓多藏钱，于是设立存留的限额，开辟告发的途径，违犯者以重罚惩治，但最终不能禁止。州县缺钱，民间私自铸造，私钱质量特别恶劣。于是用官钱五百换私钱一千，这个策略更糟。等到改铸大钱，所定价值加重，千方百计使其流通，最终没有效果。用铁钱辅助，铁钱不可用；用交钞权宜，钱重钞轻，相差悬殊，物价飞涨，交钞甚至无法流通。用银货权宜，银的弊病又滋生，救也无策，于是废除铜钱，专用交钞、银货。然而二者的弊病比钱更严重，官府方面利于使用大钞，但大钞发行多了，百姓更加轻视。私人方面利于得到小钞，但小钞收入多了，对国家也无补益。于是禁止官府不得用大钞，不久又担心百姓用银而不用钞，于是又责令百姓用钞交纳官府，以表示必须使用。先造二十贯到一百贯的票面，后造二百贯到一千贯的票面，先后轻重不伦不类，百姓更加迷惑。到不得已时，则限以年数，限以地方，公私收受限以分数，从此百姓疑虑日益加深。其间，改交钞为宝券，宝券不久又改为通宝，与银并用。通宝不久又改为宝泉，宝泉不久又用绫织印钞，名叫珍货。珍货不久又改为宝会，始终没有定制，而金朝的国祚也结束了。
〔4〕历观自古财聚民散，以至亡国，若鹿台、钜桥之类，不足论也。其国亡财匮，比比有之，而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为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及其亡也，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剧盗之效顺，无金帛以备赏激，动以王爵固结其心，重爵不蔇，则以国姓赐之。名实混淆，伦法飖坏，皆不暇顾，国欲不乱，其可得乎？迨夫宋绝岁币而不许和，贪其淮南之蓄，谋以力取，至使枢府武骑尽于南伐。讹可、时全之出，初志得粮，后乃尺寸无补，三军偾亡，我师压境，兵财俱困，无以御之。故志金之食货者，不能不为之掩卷而兴慨也。《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使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耶！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褥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由是欤？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只益甚焉耳。其他盐筴、酒曲、常平、和籴、茶税、征商、榷场等法，大概多宋旧人之所建明，息耗无定，变易靡恒，视钱钞何异？田制、水利、区田之目，或骤行随辍，或屡试无效，或熟议未行，咸著无篇，以备一代之制云。
纵观自古财货聚集而民心离散，以至于亡国，像鹿台、钜桥之类，不值得论说。那些国家灭亡财富匮乏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国家用度的困乏，没有像金朝末年那样严重的。金朝的政治，常有体恤百姓的意愿，却不能停止苛刻的征收命令，徒有聚敛的名声，却不能收到富国的实效。等到它灭亡时，括粟、阑籴，一切搜刮的政令没有不做的。加征赋税数倍，预借数年，或者想要得到钞票就预卖下一年的差科。高琪做宰相时，议论甚至到征收油税。进纳钱粮买官的人，就出售空名的宣敕，或者想给五品正班官。僧道入粟，开始只是度牒，最后到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也根据其资财而售卖。甚至丁忧的人卖官以求仕进，监户卖身以求从良，进士出身卖官到及第。更有甚者，叛臣大盗归顺，没有金帛以备赏赐激励，动不动就用王爵来巩固其心，高爵不够，就赐以国姓。名实混淆，伦理法度败坏，都顾不上，国家想要不乱，怎么可能呢？等到宋朝断绝岁币而不许和议，贪图淮南的积蓄，图谋以武力夺取，致使枢密府的骑兵全部用于南伐。讹可、时全出兵，起初想得到粮食，后来却尺寸无补，三军溃败，我军压境，兵财都困乏，无法抵御。所以记述金朝粮食和货币的人，不能不为之掩卷而感慨。《左传》说：“立法于薄，其弊犹贪；立法于贪，弊将如何。”金朝兴起于东海，其风俗淳朴实在，可以返回古道。刚进入中原时，兵威所加，百姓多流亡，土地多空旷，遗民惴惴不安，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呢？假使在这个时候，纵然不能恢复井田沟洫的制度，如果用唐代的永业田、口分田来制定百姓的产业，仿效其租庸调的方法来满足国家开支，何至于百年之内所做经营规划纷纷扰扰，与它的国家相始终呢！它的弊病在于急于一时之利，沿袭久坏之法，到了中期，鄙视辽朝的俭朴，袭用宋朝的繁缛文饰；惩戒宋朝的宽柔，加上辽朝的操切之政。这是抛弃了二国的长处，而兼用其短处。繁缛过度必然导致伤财，操切过度必然导致害民，整个金朝一代，国家用度容易匮乏，民心容易离散，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吗？立法不慎于初始，变法以救其弊，只能使弊病更严重罢了。其他如盐法、酒曲、常平仓、和籴、茶税、征商、榷场等法，大概多是宋旧人建议的，盈耗不定，变化无常，与钱钞有何不同？田制、水利、区田的条目，有的骤行骤停，有的屡试无效，有的商议成熟却未实行，都记载于书中，以备一代的制度。